第332章 议设“农政司”与老农的疑惑（1/2）

开元十五年的七月，政事堂内弥漫着一股不同于往常的严肃气氛。窗外的知了声嘶力竭地鼓噪着，搅动着沉闷的空气，但阁堂之内，冰鉴里散发出的丝丝凉意，却压不住几位中枢重臣眉宇间的凝思与辩论的热度。司马柬端坐于上首，手中捻着一份由他亲自草拟、勾画了许久的奏议纲要，目光平静地扫过下首的几位宰相。今日廷议的核心议题，是他思虑了将近一年，意图对现行农业管理体系进行的一次重要调整——整合司农寺、工部水部司、户部度支司中涉及农事、水利、粮储、农器、田土等诸多分散职能，设立一个全新的、直属政事堂统筹的“农政司”。

“去岁春旱，今岁夏汛，虽侥幸无虞，然其间调度协调之繁难，诸卿皆亲历。” 司马柬缓缓开口，声音不高，却清晰地传入每个人耳中，“司农寺掌劝课农桑、仓储；工部水部司掌水利工程；户部度支掌钱粮调度、农税征收；此外，各道州县长官亦各有农事之责。职权不可谓不备，然事权分散，遇有缓急，或推诿掣肘，或号令不一。譬如抗旱，需调拨抗旱粮种、检修水利、督促州县，便须司农、工部、户部乃至地方协同，公文往来耗时，稍有不谐，即误农时。朕意，不如专设一司，总揽天下农政，自育种劝耕、兴修水利、改良农器、平抑粮价、防灾备荒，乃至督导州县考成，皆归其统筹。如此，事权专一，号令通畅，或可收事半功倍之效。” 他将手中的纲要轻轻放在案上，“此乃朕之初步设想，诸卿皆国之柱石，熟谙政事，今日尽可畅所欲言，剖析利弊。”

短暂的寂静后，首辅张华清了清嗓子，持笏起身，谨慎地说道：“陛下深谋远虑，洞察农政关节。专司总揽，确能免去许多推诿迟滞之苦。前朝亦有类似‘大司农’总管钱谷之设，然其职权庞杂，常与户部、少府等重叠。今陛下欲设之‘农政司’，专精于农，立意更高。然老臣所虑者有二：其一，新司设立，必从旧有诸司抽调精干吏员、划拨职权，其间人事纷扰、权责交割，恐非短期可靖，若处置不当，反生混乱，影响当下农事。其二，农事根本在州县，在乡野。新司设于庙堂，若不能直抵州县，有效督导，则仍是空中楼阁，徒增一层上司而已。如何确保新司之令能切实贯彻于田间地头，而非又成一叠叠空文，此乃关键。”

张华话音刚落，主管工部的李尚书便接口道：“张相所言极是。以水利而言，工部水部司多年经营，于各地水道、陂塘、堤防情形，皆有图籍档案，匠作河工亦多熟悉。若骤然划归新司，技术吏员能否顺利交接？历年工程款项账目如何厘清？且水利工程往往与漕运、城池防卫相关，并非纯然农事，全数剥离，恐亦不便。” 他的语气带着明显的忧虑，毕竟涉及本部职权。

户部王侍郎则从钱粮角度提出疑问：“陛下，农税征收、常平仓运作，与州县财政、民生稳定息息相关，历来由户部统筹，与徭役、盐铁诸政通盘考量。若将相关职权划出，户部对地方财政的掌控能力必然削弱，遇到灾荒或边事需紧急调拨钱粮时，协调是否会更费周章？再者，新司所需俸禄、办公费用，乃至其主持的大型农政项目款项，又从何而出？是否需另立名目加征？此皆关乎国计民生，不可不察。”

几位重臣你一言我一语，将设立新司可能遇到的人事、职权、财政、效率乃至与地方衔接等难题一一摆在台面上。司马柬静静听着，并不打断，他知道这些顾虑都是实实在在的。改革总会触动既有利益格局，总会带来阵痛与不确定性。待众人议论稍歇，他才缓缓道：“诸卿所虑，皆在情理之中。朕非不知改制之难。然天下之事，困则思变。现行农政管理之弊，非止于协调不畅，更在于无人专责。风调雨顺时，诸司按部就班，尚可敷衍；一旦天时有变，便显捉襟见肘。去岁春旱，朕下旨核查水利、备荒粮种，政令出自朕躬，尚需三令五申，方能稍有成效。若专设一司，责有攸归，其长官便须时时盯着天时、盯着地力、盯着收成、盯着百姓碗中之食！此司之设，非为叠床架屋，乃是为天下农事立一总枢，立一专责。” 他顿了顿，语气变得更为坚定，“至于诸卿提及的具体难处，正需我等详细筹谋。人事交割，可定章程时限，逐步进行，以不影响当前农时为要；技术吏员，可暂时兼署，或由新司征调，确保经验传承；与工部、户部之权责划分，可明晰界定，以农事相关为限，其他仍归旧司；钱粮用度，初始可由内帑与户部协济，待其运转顺畅，再议常例。至于如何直达州县……朕意，新司可派‘农政巡按’分赴各道，不干预地方行政，专司督察农事、传递新技术、调研民情，直接向农政司及朕禀报。州县官考成，亦需将农事成效单列，由新司提供评估意见。” 他目光炯炯地扫视众人，“此事关乎国本，纵有千难万难，亦当徐徐图之。朕今日并非要即刻下旨成立，而是望诸卿以此为目标，会同吏部、户部、工部、司农寺，详细拟定设置方案、权责清单、人事迁移章程及与地方衔接之策，限两月内呈报。期间若有更佳构想，亦可提出。总归一个原则：新司之设，务求实效，务使农政得专，务使百姓得利。”

皇帝的态度已经明确，既有改革的决心，也给了充分商议和准备的时间。几位阁臣相互交换了一下眼神，知道此事已成定局，关键在于如何将皇帝的意图落实为稳妥可行的方案。张华率先躬身：“陛下深思熟虑，老臣等必当竭尽全力，会同诸部，拟定详案，务求稳妥。” 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一场关于帝国农业管理架构变革的顶层设计，就在这七月闷热的政事堂内，拉开了序幕。

几乎就在阁臣们领命开始琢磨那些繁琐章程的同时，数千里之外的关中平原，又是另一番截然不同的景象。时值盛夏，正是秋粮作物生长的关键期，也是农活相对繁重的时节。午后炽烈的阳光炙烤着大地，渭水边的一片田畴里，粟苗已有尺许高，绿油油地连成一片，在热风中泛起微微的波浪。地头一棵歪脖子老槐树下，几个刚刚忙完一遍除草、施肥活计的农人正趁着难得的荫凉歇息。他们大多赤着上身，皮肤被晒成古铜色，汗水顺着结实的脊背往下淌，在地上洇出深色的痕迹。一个约莫五十来岁、被大家称作“老秦头”的农人，正就着瓦罐里浑浊的凉水，啃着一块杂面饼子。他脸上的皱纹如同干涸的土地，深深浅浅，记录着与天地讨生活的漫长岁月。

这时，村里那个识得几个字、经常帮着里正跑腿的年轻后生栓子，呼哧带喘地从田埂上跑来，一屁股坐在树荫下，抓起别人的水罐猛灌了几口，然后抹着嘴，带着几分神秘又几分不以为然的口吻说道：“嘿，老秦叔，六叔，你们猜我今儿跟里正去乡上，听到啥新鲜事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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