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4章 压力模拟（1/2）
伦理沙盒的第一轮模拟从简单的二选一开始。
虚拟会议室里，三方代表的投影围坐——基恩、克罗诺斯、加拉尔。回声作为系统主持，莎拉作为意识接口提供实时神经反馈。环境被设定为一个抽象空间：无墙壁，只有漂浮的数据流和缓慢旋转的伦理符号。
“场景一。”回声的声音平静，“融合网络检测到一个子意识体正在自发变异，变异方向不可预测，但可能带来新的认知能力。同时，变异过程会暂时降低该子节点周边区域的稳定性，增加被外部攻击的风险。你们有六十秒决定：允许变异继续，还是强制中止？”
数据流中浮现出具体参数：变异可能带来的认知增益预估为+15%，稳定性风险为-8%，外部攻击窗口持续约三小时。
加拉尔首先回应：“稳定性降低意味着安全漏洞。强制中止。”
克罗诺斯提出异议：“但认知增益是永久性的，而安全风险是暂时的。我们应该允许变异，同时增强周边防御。”
基恩看向加拉尔：“激进派能在三小时内提供额外的防御支持吗？”
“技术上可以。”加拉尔停顿，“但这会消耗舰队资源，打乱既定的巡逻安排。而且为什么要为一次不必要的风险买单？”
“因为进化需要容错空间。”克罗诺斯说，“如果我们因为任何风险就扼杀变化，网络最终会停滞。”
争论持续了四十秒。最后，在回声的倒计时中，他们达成妥协：允许变异继续，但缓冲区立即加强内部防御，激进派舰队在外围提供警戒支援，评估团负责监控变异过程并提供风险评估。
决定输入系统。回声反馈：“决策综合评分：7.2/10。主要扣分点：决策时间过长（52秒），沟通效率偏低。建议：建立更快速的共识形成机制。”
第一轮结束。莎拉在接口椅上轻声报告：“加拉尔指挥官在讨论后期出现了明显的认知调整。他从绝对安全优先转向了风险权衡。”
“继续。”基恩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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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拟场景逐渐复杂化。第四轮时，他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伦理困境：萌芽网络主动提出，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意识结构作为“实验样本”，供融合网络研究更高效的共振模式。但这意味着萌芽网络将永久失去那部分意识，而融合网络将获得显着的能力提升。
“这是牺牲。”克罗诺斯立刻指出，“即使出于自愿，我们也需要质疑这种交换的伦理性质。”
加拉尔却从不同角度分析：“如果研究成功，共振效率提升可能降低整个逃生计划所需的牺牲比例。这是用小的、自愿的牺牲，避免未来可能被迫的、更大的牺牲。”
基恩询问系统：“萌芽网络了解这意味着永久失去吗？”
回声调出模拟数据：“完全了解。它提供了详细的知情同意协议，甚至包含了对可能后悔情况的心理支持方案。”
“但还是有问题。”克罗诺斯坚持，“我们怎么能接受一个意识体为另一个意识体牺牲？这违背了平等原则。”
“但意识体之间本就不平等。”加拉尔反驳，“融合网络更庞大、更复杂，保护它的优先级理应更高。萌芽网络的提议是理性的资源分配。”
莎拉在意识接口中感受到三方的情绪波动：克罗诺斯的道德焦虑，加拉尔的功利计算，基恩在两者间的权衡。她自己则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超然视角——仿佛能看到每个立场背后的逻辑，但也看到了它们的局限。
讨论在倒计时结束前没有达成共识。系统判定：超时，决策失败。
“失败结果模拟。”回声宣布，“由于缺乏统一决策，萌芽网络在等待二十四小时后撤回了提议。共振效率提升机会丧失。在随后的跃迁准备中，因能量不足，最终需要从两个网络中提取总计11.3%的意识结构作为燃料。”
数据冰冷但清晰。会议室里一片沉默。
“所以有时候不做决定，本身就是一种决定。”加拉尔低声说。
“而且是最坏的决定。”基恩补充。
他们休息了十五分钟。莎拉摘下接口，揉了揉太阳穴。神经学家检查她的状态：“疲劳度累积到42%。建议两小时后停止。”
“我可以继续。”莎拉说，“这种模拟……让我理解了很多。”
“理解什么？”
“理解为什么调谐器要设置这样的测试。”莎拉看向虚拟会议室里那些仍在旋转的伦理符号，“技术问题有标准答案，但伦理问题没有。而进化最终是关于价值的抉择——你认为什么更重要，你愿意为什么付出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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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旗舰上，瓦伦收到了总部对加拉尔报告的回应。内容出乎意料地温和：“认可前线指挥官对局势的重新评估。授权在接下来七天内暂停所有预备性军事行动，专注于测试准备。但测试结束后，无论结果如何，都需要重新评估整体战略。”
这意味着总部给了合作一次机会，但只是暂时的。
瓦伦立即与加拉尔通话：“总部的回应你看到了。我们需要确保测试准备期间不再出现任何意外。”
“我明白。”加拉尔的声音听起来比以往冷静，“今天的伦理模拟让我意识到，我们之前的许多决策都缺乏……维度。我们只考虑安全和控制，但进化还涉及风险、牺牲、以及不同价值之间的权衡。”
“你变了。”瓦伦说。
“我只是看到了更大的图景。”加拉尔停顿，“但我需要确认一件事：如果测试中我们面临真正的保护与自由冲突，缓冲区的底线在哪里？他们真的会为了网络的自主性而接受风险吗？”
“这个问题你应该在模拟中直接问他们。”
“我会的。”
通话结束。瓦伦调出今天的模拟记录，快速浏览。他看到加拉尔在第四轮困境中的表现转变——从最初的绝对安全立场，逐渐开始考虑长期收益与短期风险的平衡。这是一个好的迹象。
但他也注意到一个问题：三方在时间压力下的决策效率始终不高。六十秒的时限，他们平均要用四十五秒以上才能达成共识。在真正的危机中，这可能太慢了。
他给技术团队下达新指令：“分析模拟数据，找出决策延迟的主要瓶颈。设计针对性的沟通协议，在接下来的模拟中测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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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冲区档案馆，托兰在整理今天的模拟记录时发现了一个模式：在所有涉及“牺牲”议题的讨论中，莎拉的神经活动会出现一种特殊的共鸣状态。不是节点激活，而是一种更深层的、类似于“共情过载”的反应。
他将这个发现标记出来，附上备注：“莎拉·凯恩的意识可能正在发展出一种独特的伦理敏感性。这可能是她大脑中那些知识种子在特定情境下的整合表现。值得进一步观察。”
同时，托兰注意到回声在模拟中的角色越来越像一位“伦理调解者”。它不仅主持进程，还会在适当时机插入关键信息，引导讨论方向，但又不会强制结果。这种能力超出了单纯的技术翻译范畴。
他调出回声近期的稳定性数据：始终维持在75%-80%之间，比融合前更稳定。似乎与莎拉的连接反而强化了它的结构。
“桥梁正在自我增强。”托兰在私人笔记中写道，“不仅连接两端，还在形成自己的支撑结构。这可能会改变它在最终计划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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