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1章 谍影重重 暗战无声(1/2)
新加坡,卡尔登酒店顶层套房,一月上旬的某个午后。
阳光透过百叶窗的缝隙,在厚实的波斯地毯上切割出明暗相间的条纹。这里是英国军情六处远东站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对外登记为“远东贸易公司”,室内陈设着仿明清瓷器、红木家具和几幅描绘英伦乡村风景的油画,一切都刻意营造出一种富商寓所的闲适氛围。然而,此刻空气中弥漫的,却是浓烈的雪茄烟味和压抑的焦虑。
站长理查德·卡文迪什,一个年近五十、两鬓已见银丝、平日里总是温文尔雅的英伦绅士,此刻正背对着宽敞的窗户,烦躁地踱着步。他身形瘦削,穿着剪裁合体的深灰色西装,领带一丝不苟,但眼中布满了血丝,显示出他连续多日睡眠不足。窗外是“恢复秩序”后依然沉闷的新加坡街景,殖民政府增派的巡逻队像机械玩偶一样在街道上移动,偶尔有电车叮当驶过,但行人稀少,店铺也大多门庭冷落,整座城市仿佛刚从一场噩梦中惊醒,仍心有余悸。
“废物!一群废物!”卡文迪什终于停下脚步,压低声音咒骂道,仿佛怕被墙壁本身偷听。他保养得宜的手中捏着一份薄薄的、边缘已被他手指揉出皱褶的电报纸,上面是用打字机打出的、经过破译的密电片段。内容显示“南洋解放阵线”位于新加坡芽笼区的一个重要地下印刷所,原计划印刷一批新的宣传手册和内部通信,将在四十八小时内紧急转移。而他们安插在该组织内部、代号“裁缝”的内线,在冒险传出这条消息后,已超过预定联络时间二十小时毫无音讯——这意味着他极可能已经暴露,甚至已被无声地处理掉了。
“我们在‘南洋解放阵线’内部安插的人,花费了无数金钱和两年时间,级别最高的也只勉强接触到中层干部,接触到的无非是行动指令的片段、宣传品的分发路线,都是些枝叶!”卡文迪什的声音带着一种挫败的尖锐,他走到贴着暗纹壁纸的墙边,那里挂着一块巨大的软木板,上面用图钉和细线固定着无数照片、剪报和手写卡片,构成一张错综复杂、令人眼花缭乱的关系网。正中央是几张放大的黑白照片:李幼邻,眼神沉静锐利;李维汉,斯文面容下透着坚毅;披汶·颂堪,表情则显得复杂难明。周围则围绕着更多模糊不清的面孔,以及用红色墨水写下的各种代号:“海鹰”、“夜枭”、“信天翁”、“珊瑚礁”、“季风”……每个代号旁都打着一个或多个刺目的红色问号。
“他们的核心领导层,像‘海鹰’这些人,我们连影子都摸不到!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华人、缅人还是其他人?一无所知!还有他们与仰光的联络方式,那些该死的短波电台信号像泥鳅一样滑溜,我们的测向车每次刚刚锁定大致区域,信号就消失了。他们的资金流向,利用那些盘根错节的华侨商号和地下钱庄网络,像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却又难以追踪源头和终点。武器来源更是迷雾重重,除了零星发现的一些自制的简陋爆炸物和老旧步枪,他们那些更精良的装备从何而来?”卡文迪什的手指重重地点在“海鹰”的代号上,几乎要将那卡片戳穿。
他的副手,年轻的哈里斯,一个有着淡金色头发和雀斑的剑桥毕业生,小心翼翼地站在一旁,手里捧着一个打开的皮质文件夹。他感受到上司罕见的失态,低声建议道:“长官,美国人那边……我们在马尼拉的联络官透露,他们在菲律宾中部的宿务岛抓到了几个试图在本地华人中发展组织的可疑分子,经过初步审讯,怀疑可能与‘南洋解放阵线’的外围组织有关,正在深挖。也许我们可以……”
“美国人?”卡文迪什猛地转过身,发出一声短促而冰冷的嗤笑,打断了下属的话。他走到酒柜前,倒了一杯威士忌,琥珀色的液体在杯中摇晃。“哈里斯,你还是太年轻。美国人只关心他们的菲律宾是否安全无虞,巴不得我们、法国人、荷兰人都在南洋的泥潭里和这些反抗组织斗得筋疲力尽、两败俱伤,好让他们在太平洋坐收渔利,进一步挤压我们的空间。共享情报?”他抿了一口酒,辛辣的液体似乎让他稍微平静了些,但语气中的讥讽更浓,“他们给我们的,永远是经过严格筛选的、无关痛痒的边角料,或者是一些真假难辨、需要我们去耗费精力核实的东西。至于法国人和荷兰人……”他摇了摇头,走到窗边,望着远处总督府模糊的轮廓,“范德林登那个可怜虫,他的部门恐怕连像样的无线电侦听设备都配不齐,巴达维亚就像个漏勺。勒克莱尔倒是个狠角色,可他在西贡的那套阿尔及利亚式的残酷镇压,除了制造更多的仇恨和烈士,逼得更多越南人倒向越盟或者南方军委,我看不出有什么高明之处。指望他们?不如指望海峡对岸的苏门答腊老虎突然都改吃素了。”
他放下酒杯,目光重新变得锐利而专注,那是猎人发现难以追踪的猎物时特有的眼神。“常规的渗透、收买、跟踪、突击审讯,对付那些组织结构松散、唯利是图的普通犯罪团伙或许有效。但我们的对手不一样,”他指着墙上的关系图,“他们不是一群乌合之众,也不是单纯的暴徒。他们有严密的、甚至可能是垂直领导的细胞结构,有我们尚未完全掌握的先进通讯手段,有依托华人社群和跨境贸易的复杂资金网络,更重要的是——他们有一种我们难以理解的意识形态凝聚力。金钱、美色、威胁,对这些核心成员的效果微乎其微。我们抓到的,要么是宁死不屈的硬骨头,要么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的小角色。”
哈里斯感到一阵寒意。他加入MI6远东站不过三年,此前处理的更多是商业情报和针对日本人的有限侦察,像“南洋解放阵线”这样神秘、坚韧且难以捉摸的对手,他前所未遇。“那……我们该如何应对,长官?”
卡文迪什走到办公桌前,拉开一个上锁的抽屉,取出一份封面印着“绝密·鼹鼠”字样的蓝色文件夹。他的手指在封面上轻轻敲击着,仿佛在下一个重大的决心。“启动‘鼹鼠’计划。这是我们去年就草拟、但一直犹豫是否实施的长期潜伏方案。”他打开文件夹,里面是寥寥数页的纲领性文件和一些候选人的基本资料。“挑选绝对可靠、背景干净得像一张白纸的华人或欧亚混血儿——最好是父母双亡、社会关系简单、对现有秩序有不满但未表露的年轻人。在锡兰或者澳大利亚的秘密基地,进行最严格的训练:不仅是间谍技巧、无线电操作、密码、格斗、跟踪与反跟踪,还要深入学习他们的理论、口号、组织方式,甚至要能模仿他们的思维方式。然后,我们会为他们精心制造全新的、经得起最严格审查的身份和经历,设法让他们‘自然’地、合乎逻辑地出现在那些反抗组织活跃的地区,通过参加游行、被捕入狱(我们会安排)、接触同情者等途径,设法让他们被吸收,甚至主动‘投奔’。我们需要的是能够长期潜伏、像真正的钉子一样楔入他们内部,最终接触到核心决策圈或关键渠道的‘鼹鼠’。这需要时间,可能三年,可能五年,甚至更久,但这是挖出他们根子的唯一办法。”
他合上文件夹,眼中闪过一丝近乎冷酷的决心:“同时,我会向伦敦申请,增调最新的无线电侦测和定位设备,特别是移动测向车和更强大的固定监听站。我不信他们的电台能永远像幽灵一样不留痕迹。经济层面,我们要联合海峡殖民地政府和各大银行,追查所有可疑的、非正常的资金流动,特别是那些与已知的同情者或边缘组织有关的华侨商号账户,一旦有确凿证据,立即冻结。要打击他们,就必须打击他们的财政基础,让他们缺血。政治层面,继续向暹罗、缅甸等周边政府施压,切断他们可能的陆路通道和外交掩护。哈里斯,这场战争,已经不再仅仅是在街头和丛林里了。它更多地发生在电波里、账本上和人心的暗处。我们必须适应,而且要比他们更聪明、更有耐心。”
巴达维亚,荷兰东印度总督府那栋沉闷的殖民风格建筑深处,情报处的办公室弥漫着陈年文件、劣质雪茄和焦虑汗水混合的怪异气味。一月中的热带午后,窗外的阳光白得刺眼,但室内却因为老旧的吊扇有气无力的转动而显得闷热粘腻。
处长范德林登,一个身材已经开始发福、头顶微秃、脸色常年因肝火过旺而泛红的中年男人,正对着几名下属咆哮,他面前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各地发来的令人沮丧的报告。“监控?你们管这叫监控?”他抓起一份来自苏门答腊的报告摔在桌上,“南方军委的宣传册在棉兰的码头工人宿舍里像报纸一样公开流传!而我们的线人告诉我们,那些负责散发的人就像地里的老鼠,一有动静就钻得无影无踪!还有那些秘密电台信号,今天在爪哇,明天可能就到了苏拉威西,我们的设备只能大概知道信号来自某个群岛方向,具体是哪个岛?哪个镇?天知道!”
一名下属抹了抹额头的汗,嗫嚅道:“处长,我们的人手严重不足,预算也被削减了。每个探员要负责的区域太大,本地辅助警察……很多不可靠,甚至暗中向那些反抗者通风报信。我们抓到的,大多确实是些无足轻重的角色,散发传单的学生、在种植园里鼓动罢工的低级组织者。那些真正的头目,那些制定策略、分配资金、联络外界的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长什么样。更麻烦的是……”他犹豫了一下,压低声音,“我们内部……警察局、甚至军队里,似乎也有同情者,或者被收买的人。有些行动,我们刚一部署,对方似乎就有所察觉。”
“叛徒!蛀虫!”范德林登一拳砸在桌子上,墨水瓶都跳了起来,“加强内部审查!立刻!对所有接触敏感信息的人员,重新进行背景调查,特别是那些本地出生的、有华人或土着血统的!他们的社交圈子、经济状况、平时的言论,都要查!宁可错疑一千,不能放过一个!”但他吼出这些话时,自己心里也充满了无力感。在这片殖民地上,种族间的隔阂与敌意如同流淌的岩浆,社会的普遍不满就像干燥的森林,忠诚对很多每月领着微薄薪水、还要面对白人上司歧视的本地雇员和下级警察来说,确实是奢侈品。高压能带来表面的服从,但无法换来真正的情报。
他喘着粗气,解开紧勒着脖子的领扣,走到墙边那张巨大的、标注着无数红点的荷属东印度群岛地图前。星星点点的红色,代表着已发现的反抗活动或疑似南方军委影响的区域,从苏门答腊到爪哇,从加里曼丹到西里伯斯,几乎遍布主要岛屿,像一种正在扩散的皮肤病。“向海牙发加急电报,”他最终疲惫地说,声音低了下来,“不是例行报告,是求援!告诉他们,这里的情报战线濒临崩溃。我们需要钱,需要最新的密码破译专家——我们的密码员还在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方法对付这些现代密码!需要至少三台先进的、可以安装在汽车上的无线电侦测定位系统!还需要可靠的、受过反间谍训练的人!如果他们还想保住东印度,就不能再吝啬那几个盾了!”
他顿了顿,眼中闪过一丝挣扎和不甘,但还是补充道:“另外……尝试接触英国人和美国人。特别是英国人在新加坡的情报站,他们在这一带根基比我们深。还有美国人在马尼拉的机构,他们似乎对南洋很‘感兴趣’。我们可以……可以拿出一些我们掌握的、关于本地民族主义团体之间关系的资料,或者部分不那么敏感的通信记录,作为交换,换取他们可能有的、关于南方军委在整个南洋情报网络架构、通讯规律或者资金渠道的情报。哪怕是碎片,也可能帮助我们拼出一些图案。记住,姿态放低一点,我们现在是求人。”
西贡,法国安全总局印度支那分局的地下审讯室里,空气浑浊得几乎能拧出水来。血腥味、尿臊味、汗臭味和恐惧的气息混合在一起,刺激着人的鼻腔。昏黄的电灯泡在低矮的天花板上摇晃,在斑驳的墙壁上投下扭曲晃动的影子。局长勒克莱尔,一个身材粗壮、脸颊上有一道醒目刀疤的阿尔及利亚战争老兵,穿着熨烫笔挺但袖口沾了些不明污渍的制服,抱着双臂,冷眼看着手下“工作”。他的眼神里没有兴奋,也没有厌恶,只有一种纯粹的、工具般的冷酷效率。
一个被剥去上衣、浑身伤痕的越南男子被绑在木椅上,头无力地垂着,只有偶尔抽搐的肢体显示他还活着。一名粗壮的法籍外籍军团士兵刚刚用包着橡胶的短棍“伺候”过他的肋部。
“说!你的上级是谁?联络点在哪儿?下次会议什么时候,在哪里召开?”负责审讯的副官凑近那人耳边,用生硬的越南语吼道,唾沫星子喷在对方脸上。
回答的是一阵含糊的呻吟和几乎无法察觉的摇头。
勒克莱尔失去了耐心。他走上前,挥手让士兵退开,俯视着囚犯。“听着,猴子,”他的法语带着浓重的阿尔萨斯口音,语气平淡得像在讨论天气,“我知道你不怕死。很多像你这样的都不怕。但死亡有时候太便宜了。我知道你在堤岸有个相好的,是个混血姑娘,在纺织厂做工。我的人半小时前已经找到她了。她还有个生病的母亲,住在棚户区。”他满意地看到囚犯的身体剧烈地颤抖了一下,浑浊的眼睛里爆发出惊恐和绝望。“告诉我我想知道的,你和你的小情人,还有她那病怏怏的老娘,或许还能看到后天的太阳。否则,明天红河上会多几具无人认领的浮尸,而你的组织会认为是你出卖了他们——我们会安排得很像那么回事。你死了,也是叛徒。”
心理防线的崩溃有时比肉体折磨更彻底。囚犯喉头发出咯咯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吐出几个名字和地址。勒克莱尔面无表情地听完,对副官点了点头:“记录下来,交叉核实。如果是假的,他知道后果。”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间令人窒息的地下室。
回到楼上相对整洁但同样气氛压抑的办公室,勒克莱尔用酒精湿巾用力擦着手,仿佛要擦掉那不存在的血腥气。几名下属正在等待指示。“局长,根据新口供,我们突击了三个地点,只抓到几个小喽啰,主要目标似乎又提前转移了。他们内部可能有预警机制,或者……我们的行动还是不够快。”
勒克莱尔将湿巾扔进废纸篓,走到窗前,看着西贡街头那些戴着斗笠、行色匆匆的越南人和趾高气扬的法国殖民者。这座城市表面上依然在他的控制下,但他能感觉到地下涌动的暗流。“审讯!继续加重审讯力度!凡是抓到的嫌疑分子,不管是不是小角色,都要深挖,撬开他们的嘴,找到他们的上线下线!扩大监控范围,华人聚集区、学校、商会、寺庙,还有那些挂着文化交流、慈善互助牌子的社团,一个都不要放过!增派便衣,拍照,跟踪,窃听!”他的声音斩钉截铁。
“但是,局长,有些社团有背景,和总督府甚至巴黎的一些官员有联系,我们……”
“这里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不是李幼邻的后花园,也不是巴黎那些沙龙老爷们可以指手画脚的地方!”勒克莱尔猛地转身,脸上的刀疤在肌肉牵动下显得更加狰狞,“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非常手段’。对于那些冥顽不灵、确定是核心分子的头目,如果法律程序太慢或者证据‘难以获取’,那就制造一些‘意外’。车祸、抢劫、溺水……让西贡的街头看起来不那么安全。记住,恐惧是最好的清洁剂。我们要清理的,是帝国的顽疾,手段不需要太讲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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