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0章 雾锁马六甲海峡（2/2）

“陈哥，那我们怎么办？”阿旺忍不住开口，声音发颤，“我们也想……可英国人有枪，矿主有护矿队，警察所就在山脚下……”

“别急，阿旺。”老陈拍拍他的肩，目光扫过每一张脸，“一口吃不成胖子。我们先从小事做起。这个月的工钱，是不是又扣了‘安全捐’？食堂的饭菜，是不是连猪食都不如？东边三号井的通风机坏了两个月，矿主说没钱修，可上周他新买了一辆汽车。这些事，一个人去说，矿主理都不理。但如果我们一个矿坑的兄弟一起去说呢？如果我们全矿十几个矿坑的兄弟一起停工呢？”

有人倒吸一口凉气。停工？那可是要被鞭打、开除，甚至抓进警察局的。

“当然不能蛮干。”老陈压低声音，“我们要有组织。每个矿坑选两个信得过的兄弟当联络人，有事悄悄商量。先提小要求：改善伙食，发口罩，修通风机。矿主不答应，我们就慢点干，出工不出力。如果他开除人，别的矿坑的兄弟就声援。这叫……团结。”

他从怀里又掏出几本小册子，更薄，手抄的。“认字的兄弟看看，不认字的，我讲给你们听。上面写的是我们穷苦人为什么苦，该怎么争取活路。还有一些暗号、记号，万一有兄弟被抓，怎么保护其他人。记住，这事性命攸关，只能告诉绝对信得过的人。”

煤油灯的火光摇曳。阿旺接过一本小册子，指尖摩挲着粗糙的纸面。他不识字，但他认得封面上画着的图案：一只粗壮的手，握着一把锤子，锤子砸断了一条锁链。

“明天开始，”老陈说，“阿旺，你负责联络你们矿坑的人。老林，你负责打探护矿队的动向。记住，表面上一切照旧，该干活干活，该低头低头。但心里要记住，我们不是天生就该在暗无天日的矿洞里挖到死的虫豸。我们是人，我们要活得像个人。”

聚会散了，矿工们三三两两悄悄离开，消失在夜色中。老陈最后一个走，他仔细检查了棚屋，确保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然后吹灭煤油灯，没入黑暗。

类似的场景，在这个十二月的南洋各处悄然发生：在柔佛的橡胶园，割胶工人们蹲在胶林深处低声交谈；在槟榔屿的码头，装卸工在货堆的阴影里传递小册子；在巴达维亚的糖厂，在苏门答腊的油田，在西贡的纺织作坊，在殖民帝国最底层的土壤里，一些种子正在发芽。它们微小，隐蔽，分散，但它们的根在黑暗中悄悄蔓延，缠绕在一起。

伦敦，白厅，帝国防务委员会会议室，十二月末的一个阴冷下午。

窗外是典型的伦敦冬日景象：铅灰色天空，湿漉漉的街道，裹紧大衣匆匆走过的行人。但会议室内的气氛比室外更加阴郁。长条桌旁坐着陆军、海军、空军的高级军官，以及殖民部、外交部、财政部的大臣和高级文官。每个人面前都摊开一份绝密报告，标题是《远东局势评估与帝国战略选择》。

报告厚达五十页，是军情六处、殖民部情报司、驻远东各领事馆耗时三个月整理的成果。结论用冷静、克制、不带感情色彩的官方语言书写，但字里行间透出的信息，让这些见惯了大风浪的帝国精英们心情沉重。

海军大臣查特菲尔德爵士首先打破沉默：“先生们，报告你们都看了。简单说，我们在远东的军事存在已经不足以同时应对三个潜在威胁：南方军委整合缅甸和暹罗后形成的陆上力量，日本海军可能的南下，以及南洋各地此起彼伏的叛乱活动。皇家海军的主力必须留在家门口应对德国，地中海舰队要盯住意大利，能够派往远东的舰只非常有限。而新加坡的动荡……”他顿了顿，“严重消耗了我们本就不足的驻军精力和资源。”

陆军参谋长迪尔元帅接着发言：“马来亚驻军的士气是个严重问题。长期的反叛乱行动让士兵精疲力竭，而敌人是无形的。我们逮捕了几百人，可反抗活动反而在扩散。更麻烦的是，本地征募的马来兵团和印度兵团的忠诚度开始动摇。如果爆发大规模冲突，我不能保证这些部队会坚定地站在我们一边。”

殖民大臣奥姆斯比-戈尔脸色难看：“政治上的局面更棘手。我们在南洋的统治合法性，特别是在华人社群中，已经基本破产。任何实质性改革——我指的是满足他们最基本政治权利的那种改革——都会遭到本地欧洲侨民和伦敦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可如果不改革，我们只能用刺刀维持统治，而那就像坐在火药桶上。”

“经济上呢？”财政大臣张伯伦问，“橡胶、锡、石油，这些对帝国至关重要。”

“确实重要，”殖民大臣承认，“但动荡正在严重损害产出。马来亚的锡矿产量比去年同期下降了百分之十五，橡胶出口下降百分之十二。维持秩序的成本在飙升——军费、警察开支、情报费用。长远看，殖民体系的维持成本可能超过其收益。”

会议室陷入沉默。壁炉里的木柴噼啪作响。

“那么，我们有什么选择？”外交大臣艾登缓缓开口，“放弃部分殖民地，集中力量保卫核心利益？比如，确保新加坡、香港，但允许马来亚和婆罗洲‘自治’？”

“那将是灾难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位保守党后座议员激动地说，“一旦我们在一个地方退让，整个帝国都会动摇。印度人会要求更多，非洲人会效仿。大英帝国将分崩离析！”

“可继续硬撑的代价是什么？”迪尔元帅冷静反问，“如果欧洲爆发战争——而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发生——我们如何在两线同时维持大规模军事存在？德国空军正在迅速现代化，他们的潜艇数量在增加。皇家海军不可能同时保护本土、地中海和远东。”

讨论持续了两个小时，充满了悲观、无奈和相互指责。主张“战略收缩”的一派和坚持“帝国荣誉”的一派势均力敌。最终，会议没有得出明确结论，只通过了几项模棱两可的决议：继续密切关注远东局势，加强情报收集，寻求与美国进行“更密切的协调”，并让参谋长委员会制定“应对各种可能情况的预案”。

散会后，几位高级官员留在会议室。窗外，伦敦的街灯在暮色中陆续亮起，但光线似乎穿不透这间屋子里的沉重气氛。

“我们正在失去远东，”殖民大臣低声说，更像是在自言自语，“不是被一场战争打败，而是一千次微小的溃败，一千个矿工、农民、码头工人心中燃起的不甘。李幼邻比我们聪明，他不和我们正面作战，他渗透，煽动，让帝国从内部腐烂。”

没有人接话。每个人都清楚，但谁也不愿说破：一个时代正在缓缓落幕，而他们，这些曾经掌控半个世界的帝国的管理者，如今只能眼睁睁看着，却无力阻止。

同样的焦虑和算计，在华盛顿、东京、巴达维亚、西贡的政府大楼里上演，只是带着各自不同的语调。

华盛顿，白宫。罗斯福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烟雾缭绕。海军部长和陆军参谋长正在激烈争论。海军坚持必须加强菲律宾和关岛的防御，警惕日本和南方军委可能的“双线威胁”。陆军则认为菲律宾“无法防守”，建议将主力撤回本土，专注于欧洲和拉丁美洲。国务院的亚洲问题专家则提出第三种观点：利用外交手段离间日本和南方军委，让他们互相制衡。“李幼邻是共产主义者，日本是军国主义，他们本质上敌对。我们可以暗中向南方军委提供一些非军事援助，让他们消耗日本的力量。”

罗斯福安静地听着，手指轻轻敲击轮椅扶手。最后他说：“继续观察。加强菲律宾的防御，但不要挑衅。让麦克阿瑟收敛一些。至于南方军委……派人和他们接触，非正式的，看看他们想要什么，但不要承诺任何东西。”

东京，海军军令部。一群海军将领围坐在巨大的南洋海图前，眼神灼热。墙上贴着各种数据：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年产量，马来亚的橡胶和锡储量，菲律宾的铬矿和椰子。“南洋的资源足够帝国百年之用，”一位大佐激动地说，“而白人殖民者已经腐朽。现在是南进的最佳时机。”

陆军代表相对冷静：“苏联在远东的威胁依然存在，中国战事也未结束。两线作战风险太大。”

“但如果我们不行动，南方军委会抢先控制南洋，”海军将领反驳，“那时我们连一滴石油都得不到。德国在欧洲牵制了英法，这是天赐良机。至于南方军委……如果他们合作，可以暂时共处。如果他们阻碍，就一并扫除。”

秘密的“南方作战”预案被进一步细化。同时，对南方军委的试探在继续，但日本人也开始制定另一套预案：一旦谈判破裂，如何以最快速度摧毁李幼邻的政权。

巴达维亚，荷兰总督府。总督德·约格坐在办公桌后，面前是又一封来自阿姆斯特丹的电报，要求“以最小成本控制局势”。他苦笑。成本？监狱已经塞满了政治犯，秘密警察日夜工作，可反抗活动从苏门答腊蔓延到爪哇，再到加里曼丹。石油工人罢工，码头工人怠工，民族主义学生在街头散发传单。而伦敦的回应永远是“同情但爱莫能助”，华盛顿的态度是“尊重荷兰主权但不介入”。

“也许，”德·约格在日记中写道，“我们该开始思考没有东印度的未来了。但这个想法本身，就是叛国。”

西贡，法国总督府。情况类似，但更加微妙。印度支那的反抗运动历史悠久，而现在，南方军委的成功就像野火一样点燃了新的希望。胡志明的越南独立同盟会活动日益频繁，而法国人惊恐地发现，一些受过教育的越南年轻人开始谈论“缅暹道路”。镇压在加强，但每一次镇压都在制造更多的反抗者。

岁末的马六甲海峡，浓雾持续不散。

“孟买商人号”在夜色中驶入新加坡港。哈克特船长站在舰桥上，望着港口稀疏的灯光。码头依旧繁忙，但气氛压抑。巡逻的士兵比货船还多，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水面，远处传来短促的哨声。一艘荷兰货轮正在卸货，起重机缓慢转动，工人们的动作在士兵的监视下显得僵硬而机械。

货轮缓缓靠岸。哈克特看到码头上有一队警察，正在检查下船的旅客。一个华人家庭——父母带着两个孩子——的行李被彻底翻开，衣服、玩具散落一地。小女孩在哭，父亲想安慰她，被警察用警棍指了指，立刻僵住不动。

哈克特移开目光。他想起二十年前第一次航行到新加坡，那时这里被誉为“东方明珠”，活力四射，各国商人云集，空气中都弥漫着机会的味道。如今，这颗明珠蒙上了厚厚的灰尘，裂缝从内部蔓延开来。

“船长，”大副罗伯特森走过来，低声说，“代理行的人说，我们的货要三天才能卸完。码头工人‘效率低下’。”

哈克特点点头，没说话。他望着海峡对岸，马来亚的方向，一片黑暗，只有零星几点灯火。他知道，在那片黑暗里，在橡胶园、锡矿、渔村、小镇，无数个像阿旺那样的年轻人在煤油灯下传阅着小册子，无数个像老陈那样的组织者在黑暗中低语。一种新的东西正在孕育，它粗糙，原始，充满暴力的可能，但它正在生长，像热带雨林里的藤蔓，悄无声息地缠绕着旧秩序的大树，越缠越紧。

远处传来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一九三五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就要到来。但哈克特感觉不到任何希望。他只觉得，这片海域，这片土地，正站在某个看不见的悬崖边缘。而浓雾之中，谁也看不清下一步是坚实的土地，还是万丈深渊。

马六甲海峡的雾，更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