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6章 他说别等了（下）（1/2）
第四章 五年后，我主刀他的心脏
8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
波士顿的秋天来得早，查尔斯河两岸的枫树红得像烧起来。
我从手术室出来，在休息室的沙发上瘫了十分钟。
今天做了两台。
一台Ross手术，把患者自己的肺动脉瓣移植到主动脉位置。一台全动脉化搭桥，取了双侧乳内动脉和桡动脉。
七小时四十分钟。
三十六岁。
我的手腕开始偶尔酸痛，视力也不再像二十出头那样锐利。主刀医生的黄金年龄还有十年，但身体已经悄悄发出警告。
手机震动。
国内号码。
“苏年，”是主任的声音，苍老了很多，“有个病人，指名要你主刀。”
“什么情况？”
“五十二岁男性。冠心病，前降支闭塞，右冠弥漫性病变。当地医院建议搭桥，病人不同意，非要找你做。”
“为什么？”
主任沉默了一下。
“他是飞行员。”
我握手机的手指紧了紧。
“国航机长。飞了二十五年，因为心脏问题停飞了。他说他认识你，很多年前就认识。”
“他说，他的心脏只有你能修。”
十二月初。
我落地杭州萧山机场。
五年没回来，T4航站楼都建好了。取行李时路过到达口，接机的人群黑压压一片，举着各色牌子。
没有人在等我。
科室派了车，司机是个刚来两年的小伙子，不认识我。一路聊着杭州的新变化：亚运会开过了，地铁通到机场了，钱江新城又多了几栋超高层。
我听着，嗯嗯应着，看着窗外。
余杭塘路，西溪湿地，文二西路。
那个小区的出口在车窗外一闪而过。
我没有转头去看。
十二月四日。
术前讨论会。
我翻开病历夹，姓名栏写着三个字。
周砚白。
他坐在门诊诊室里，穿着便装。
五年不见。
他老了很多。
不是容貌上的老——眉眼还是那个眉眼，轮廓还是那个轮廓。是那种从里透出来的疲惫，像一个人扛着很重的东西走了很久，没放下过。
他看见我进来，站起来。
又坐下。
“苏医生。”他说。
“周先生。”我在他对面坐下，翻开病历，“冠脉造影显示前降支开口完全闭塞，右冠狭窄百分之七十。SYNTAX评分28，外科搭桥是最优选择。”
他听着。
“你有高血压病史五年，控制不佳。吸烟史三十年，每天一包半。戒烟了吗？”
“戒了。”他说，“三年前戒的。”
我低头记录。
“术前检查都做完了，心功能尚可，没有手术禁忌。手术安排在周五上午第一台，主刀是我，一助是李主任。你有异议吗？”
“没有。”
我合上病历。
“那术前谈话——”
“苏年。”
他打断我。
我抬起头。
“五年了，”他说，“你就没有别的话要问我吗？”
我看着他。
监护仪贴片还没上，他的心跳无从得知。但诊室的日光灯在他眼底映出两簇很小的光。
“周先生，”我说，“我是您的主刀医生。”
“不是未婚妻。”
他沉默了很久。
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
“好。”他说。
他垂下眼睛，把挽起的袖子放下，遮住手腕内侧那道细长的旧疤——不是手术疤，太浅了，像自己划的。
我收回视线。
周五。
手术室。
七点四十分，病人接进手术室。
八点整，麻醉诱导。
他躺在手术台上，胸腔被碘伏涂成棕黄色。术前镇静药物让他眼神有些涣散，但一直看着我。
我戴好手套，走到台边。
“周先生，”我说，“手术时间大约四到五小时。我们会取您左侧乳内动脉，搭到前降支。另外根据术中情况决定是否搭右冠。”
他看着我的脸。
“苏年。”
麻醉师在推药。他的声音越来越轻。
“当年……”
他抬手的动作很慢，像用尽了所有力气。
隔着无菌手套，他攥住我的手腕。
“为什么不等我解释？”
我低头看着监护仪。
肌钙蛋白2.0。心率八十五。血压正常。
“周机长，”我把他的手指一根根掰开，“别说话了。再激动，神仙也救不了你。”
刀尖划过皮肤。
血珠渗出。
实习医生小声说：“主任，他一直在哭。”
我没有抬头。
切口。结扎。电凝。
乳内动脉被小心分离，血流阻断，远端切断。一助在准备体外循环。
手术室里只有监护仪的嘀嘀声和吸引器的嘶嘶声。
他忽然又开口了。
在全麻苏醒的边缘，无意识呢喃。
“苏年。”
他说。
“我把整个北半球的极光都飞遍了。”
“冰岛，挪威，阿拉斯加，黄刀镇。”
“想拍给你看。”
我打结的手顿了顿。
三秒。
或者五秒。
然后我剪断缝线。
“关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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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术后第三天。
ICU。
他醒过来，拔了气管插管，第一句话是问护士：“苏医生呢？”
护士说苏医生在出门诊。
他点点头。
第五天。
转回普通病房。
我带着住院医师查房，走到他床尾，看着监护仪上的数据。
“生命体征平稳，引流量正常，明天可以拔胸管。”
他看着我的脸。
“苏年，”他说，“可以谈谈吗？”
我对住院医师说：“你先去下一床。”
病房门关上。
我站在床尾，他靠在床头。心电监护的导连线在病号服
“那天在机场，”他说，“你说你不会等我了。”
“嗯。”
“我没当真。”
我没说话。
“我以为你只是生气。气消了就会回来。就像以前那样。”
他垂下眼睛。
“五年。”
“第一年，我每天给你发微信。你一条没回过。我想，你刚去美国，学业忙，顾不上。等你适应了就会回。”
“第二年，你换了美国号码。国内号停机，微信再也没上过线。我托人打听，说你跟了哈佛最严的教授，每天在手术室待十二个小时。”
“第三年，我妈开始安排相亲。我去见了一个，全程没说几句话。回家后我想，如果你知道我去相亲了，会不会生气？”
“你不会生气。你根本不会知道。”
他的声音开始发抖。
“第四年，我的心脏开始不舒服。心内科同事说是焦虑症，开了一堆抗焦虑药。我没吃。我想，这大概是报应。”
“第五年。年初体检，冠脉CT发现前降支闭塞。航医说，不能再飞了。”
他抬起头。
“我的飞行执照被收回那天，我一个人在模拟机房里坐了一夜。二十五年，两万三千飞行小时。我以为飞行是我这辈子唯一不会失去的东西。”
“后来发现我错了。”
“我唯一不想失去的，早就被我弄丢了。”
病房里很安静。
监护仪嘀嘀响着，心率七十三，血压正常。
“周先生，”我说，“术后恢复期不宜情绪激动。你刚做完搭桥，情绪波动会影响心率。”
他看着我。
“你还是叫我周先生。”
我没回答。
“苏年，”他说，“你能不能告诉我，这五年，你有没有……”
他没有问完。
我看着窗外的天空。十二月，杭州是灰的，像五年前离开那天一样灰。
“周砚白。”
五年来第一次叫他的名字。
他怔住了。
“你有没有想过，”我说，“我不回你消息，不是因为忙。”
“是因为我每次看到你的名字，都要花很大力气才能把眼泪憋回去。”
“第一年，我在哈佛语言中心上英语课，老师让用‘future’造句。我说，My future is afield. 我的未来是一片无菌术野。”
“没有血。没有过去。没有你。”
他的眼眶红了。
“第二年，我独立完成了第一台二尖瓣修复。患者是个六十七岁的意大利裔老太太，术后醒过来，握着我的手说谢谢。那一刻我忽然想，如果我从来没有遇见过你，我的人生会不会更轻松一点？”
“第三年，导师问我毕业后打算。我说还没想好。其实我想过无数次——回来还是不回来，见你还是不见你。想到最后发现，无论选什么，都会后悔。”
他听着，眼泪无声流下来。
“第四年，科里有个同事追我。犹太人，心外科主治，人也温和。我们一起喝过几次咖啡，他约我周末去鳕鱼角看鲸鱼。”
“我答应了。”
他的身体僵了一下。
“然后呢？”他的声音很轻。
“然后我在出发前一晚给他发短信，说抱歉，我不能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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