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天津教案的泥潭（1870）（1/2）

历史现场

同治九年五月（1870年6月），天津城。

天气闷热，人心躁动。一则恐怖的谣言像野火般在街头巷尾蔓延：天主教的育婴堂（仁慈堂）迷拐孩童，挖眼剖心，用来制药！ 这谣言结合了人们对“洋教”的陌生恐惧、对幼童失踪案的猜测，以及深植于民间的关于洋人“采生折割”的迷信传说，迅速点燃了天津民众的怒火。

六月二十一日（6月21日），民众聚集在教堂外要求说法。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Fontanier）是个性情暴躁的殖民者，他不仅不解释安抚，反而持枪闯入清朝通商大臣崇厚的衙门，咆哮威胁，甚至开枪射击（未中）。在返回途中，路遇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又向刘杰开枪，打伤了刘杰的随从。这一枪，如同火星溅入火药桶。

“洋鬼子杀人啦！” 人群彻底爆发了。狂怒的民众当场打死了丰大业及其秘书，随后冲向教堂、育婴堂和领事馆。一时间，天津城火光冲天，骚乱中，共有20名外国人（主要为法国人，包括10名修女）被杀，多座教堂、洋行被焚毁。这就是震惊中外的 “天津教案” 。

消息传到北京，朝廷震动。法国公使罗淑亚（Julien de Rochechouart）气势汹汹，联合英、美、俄等七国公使提出强烈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损失，并以舰队集结于大沽口外相威胁。战争一触即发！

此时清廷最高层，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慌了神。他们既怕洋人武力进攻，又怕严办民众激起义愤，动摇统治。环顾朝野，谁能处理这烫手山芋？论威望、资历、能力，似乎只有一个人选——正在直隶总督任上、驻节保定的曾国藩。

曾国藩接到令他火速前往天津查办的谕旨时，正因严重的肝病和眼疾卧床调养。他深知此去凶险万分。教案涉及民愤、洋务、外交，牵一发而动全身。他在日记中写道：“此生一无所成，无可挽救。而目下天津洋务，十分棘手，不胜焦灼。” 但他没有推辞的余地，“为国效力”是他一生的信条。

六月二十三日，曾国藩抱病启程。临行前，他给儿子曾纪泽写了封近乎遗书的家信：“余即日前赴天津，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外国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协，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余此行反复筹思，殊无良策……即令与国家有裨，如李相国（鸿章）、沈中丞（葆桢）之去位，而吾从此不再问世事，于心亦毫无悔憾。” 他已做好了身败名裂、甚至牺牲性命的准备。

抵达天津后，曾国藩看到的是一片狼藉和满城敌意。百姓视他为“救星”，希望他强硬对抗洋人；士绅清流则摩拳擦掌，准备借“反教”风潮博取名声；而废墟旁的外国官员，则满脸冰霜，等待他给出交代。

他迅速展开调查，却发现案情极其棘手。育婴堂孩童确实因瘟疫死亡较多（当时医疗条件差），但并无“挖眼剖心”证据；迷拐孩童案虽有几起，但与教堂并无直接关联，多是谣言和以讹传讹。另一方面，法国领事丰大业先行开枪，确属挑衅，但民众在愤怒下杀死众多无辜修女、焚毁财产，也属过激违法。

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两难困境：

· 若顺从民意，强硬到底：则无法满足洋人起码的惩凶、赔偿要求，战争几乎不可避免。以当时中国的军力（他亲手创办的江南制造局还在蹒跚学步），与列强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后果不堪设想。他毕生维护的清朝统治可能顷刻崩塌。

· 若按洋人要求，严办“凶手”：则必然大失民心，背负“卖国”骂名，一生清誉毁于一旦。他深知，在保守的士大夫和激愤的民众眼中，“民心”比“国权”更重，妥协就是“媚外”。

经过痛苦挣扎和现实权衡，曾国藩最终选择了 “秉公办理，息事宁人” 的务实路线。他的出发点很明确：避免战争，保住国家大局。 他认为，在绝对的力量差距面前，逞一时之勇只会招致更大灾祸。

他顶住巨大压力，做出了如下处理决定：

1. 惩凶：抓捕并处死了16名直接参与打杀的“凶手”（另有29人判充军流放）。这个数字远低于法国最初要求的“以命抵命”（杀20洋人则处决20人），是曾国藩据理力争的结果，但依然残酷。

2. 赔偿：赔偿法国及其他国家损失共计49万两白银。

3. 道歉：派遣崇厚作为特使，赴法国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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