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章 天津教案的泥潭（1870）（2/2）

4. 处理官员：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本是受害者）革职，发配黑龙江。

同时，他也为朝廷拟定了《谕天津士民》告示，试图解释调查结果（否定挖眼剖心之说），安抚民众，并委婉批评了法方的挑衅，但基调仍是“息事宁人”。

这剂“药方”一出，举国哗然！

曾国藩瞬间从“中兴名臣”沦为“千夫所指”的罪人。

京津湘籍士大夫联名指责他“畏葸辱国”。老家的湖南会馆，将他所题匾额砸碎烧毁。朝野清流（如翰林院编修张之洞等）上奏痛斥他“杀民以谢敌”。民间更是骂声载道，“曾剃头”之外，又多了“曾卖国”、“汉奸”的恶名。甚至有人作对联讥讽：“杀贼功高，百战余生真福将；和戎罪大，早死三年是完人。”

巨大的舆论压力，让病中的曾国藩身心彻底崩溃。他眼疾加剧，几乎失明，肝病疼痛难忍，夜不能寐。在给朋友的信中，他悲凉地写道：“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实属不寐之至。”“举国欲杀，犬马之臣，岂敢言劳？但恐从此不能做事矣。”

就连朝廷，为了平息民愤，也顺势将他当作“替罪羊”。八月，谕旨下达：调曾国藩回任两江总督，天津教案的未尽事宜，交由李鸿章接办。

这无疑是对他处理结果的变相否定。李鸿章到任后，基本沿用了曾国藩的方案，只是手法更圆滑，舆论压力却小了许多（因首恶之名已由曾国藩承担）。曾国藩黯然离开天津这片伤心地。

南归途中，他万念俱灰。一生功业，半世清名，竟毁于一旦。他不再关心政务，甚至对自己笃信一生的“忠信”外交理念产生了深刻怀疑。他或许意识到，在列强赤裸裸的强权面前，自己那套基于儒家道德的“以诚待人”的外交思想，是多么苍白无力。

天津，成了曾国藩政治生命和道德名誉的“滑铁卢”。他像一头疲惫不堪、遍体鳞伤的老象，默默走向生命的终点，身后是漫天黄沙般的唾骂与争议。

客观评价

天津教案是曾国藩一生中遭遇的最大道德和政治危机，其处理方式及后果，深刻揭示了晚清外交的困境与其个人思想的局限。

1. 传统士大夫的现代外交困境：曾国藩处理教案的出发点，是典型的儒家“忠君保国”和“务实避战”思想。他试图在“理”（调查真相）与“势”（列强武力）之间找到平衡，做出对王朝最“有利”（避免战争）的选择。然而，他赖以决策的认知框架完全是传统的：将国际交涉视为“夷务”，试图用处理民间纠纷的“秉公”原则来应对近代民族国家间的强权政治。这种认知错位，导致他的“公”在民众和清流眼中成了“私”（媚外），在列强眼中却仍嫌不够“公”（惩凶不力）。

2. “民心”与“国权”的两难：教案集中暴露了清政府近代化过程中的核心矛盾：统治者（包括曾国藩这样的封疆大吏）为了维持政权（国权），不得不向列强妥协；但这种妥协必然伤害民族情感（民心），动摇统治基础。曾国藩选择了优先保“国权”（避免战争导致政权崩溃），牺牲了个人名誉和部分“民心”。这种选择在当时条件下有其现实理性，但也注定了其悲剧性。

3. 个人悲剧与时代悲剧的重合：曾国藩的失败，不仅是他个人的失败，更是晚清那一代试图“以旧道德驾驭新时局”的士大夫的集体困境。他们被抛入一个全然陌生的国际秩序中，手中没有可用的现代外交知识和武力后盾，只能凭传统智慧勉力周旋，结果往往左右不讨好，身心俱疲。曾国藩成为这种困境最突出的牺牲品和象征。

4. 历史评价的复杂性：从纯粹的外交技术角度看，曾国藩的处理（惩凶、赔偿、道歉）是当时弱国面对强权挑衅和民众过激行为后的标准操作，甚至为朝廷争取到了一些回旋余地（如减少处决人数）。李鸿章后来的成功善后，也部分建立在曾国藩前期承担的骂名和奠定的基础上。但从道德和情感角度看，他对民众的镇压和对列强的妥协，触及了民族尊严的底线，其“卖国”污名在特定历史语境中难以洗刷。这种功过是非的极端反差，正是历史复杂性的体现。

天津教案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曾国藩这位传统中国最后一位“大儒”在面对近代世界冲击时的无力与悲怆。他的选择无关对错，只有时代夹缝中的无奈与牺牲。这起事件，也标志着他个人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和生命的加速凋零。

骂声载道，身心俱疲，曾国藩如同秋风中最后一片落叶，飘然南归，回到他起家的两江之地。所有的雄心、抱负、声誉，似乎都留在了天津那片泥沼之中。生命最后的时光里，这位老人将如何度过？是沉浸在悔恨与病痛中，还是在生命的尽头，对自己波澜壮阔、毁誉参半的一生，进行最后的审视与沉淀？金陵的江声灯影，能否抚平他心中的创痛？最后的时刻，又将以怎样的方式降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