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章 洋务教父（1860s）（2/2）

这个计划最终获得朝廷批准。同治十一年（1872年）夏，第一批30名穿着长袍马褂、留着辫子的中国幼童，在上海登船远赴美国。虽然曾国藩未能亲眼看到他们启航（他于同年二月逝世），但这一开创性的举措，打破了千年的教育封闭，为近代中国培养了一批杰出人才（如詹天佑、唐绍仪等），其影响至为深远。

推动这些事业，曾国藩并非一帆风顺。朝中保守派攻击他“以夷变夏”、“靡费国帑”；地方守旧士绅讥讽制造局“奇技淫巧”。但他顶住了压力。他对反对者说：“购置外国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凡恃己之所有、夸人所无者，世之常情也；忽于所习见、震于所罕见者，亦世之常情也。” 他试图用“救时”的实用主义，来调和学习西方与扞卫传统之间的矛盾。

他的洋务思想，核心仍是 “中体西用” ——中华的制度伦理是根本（体），西洋的科技器物是工具（用）。他主持翻译西书，但强调“旁收博采，而仍以孔孟程朱之学为归”；他派遣留学生，却规定他们必须定期学习中文和儒家经典。这种矛盾与调和，正是那个时代先行者最真实的写照。

晚年的曾国藩，常常在视察制造局或阅读翻译馆新书时，流露出一种复杂的情绪。既有看到“自强”事业萌芽的欣慰，也有对前路漫漫、成效未彰的忧虑。他知道，自己只是开了一个头，挖了几条水渠，至于未来能否引来活水，浇灌出富强的参天大树，已非他所能见。

但无论如何，这位从湖南深山里走出来的书生，在生命的最后十年，以封疆大吏之尊，亲手为古老帝国推开了一扇面向近代世界的、沉重而刺眼的窗。无论这扇窗最终带来了什么，推开它的那一推，需要莫大的勇气和见识。

客观评价

曾国藩作为“洋务教父”的历史角色，其贡献与局限同样鲜明，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化的路径。

1. 务实开风气的先驱者：在“华夷之辨”思想根深蒂固的时代，曾国藩作为正统理学名臣和“中兴功臣”，率先将“师夷长技”从理论倡导转化为大规模实践，具有破冰意义。他的身份和威望，为洋务运动提供了最初的政治合法性和保护伞，使得学习西方技术不再被视为绝对的“叛道”，从而开启了中国工业化的艰难序幕。安庆内军械所和江南制造局的创办，是标志性事件。

2. “中体西用”框架的奠基人：他明确提出并践行了“中体西用”的理念。这既是一种策略（减少改革阻力），也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他认为中国伦常制度优于西方）。这一框架成为整个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其优点在于务实，在保守势力强大的环境下为引进西方技术找到了一个能被接受的“安全壳”；其局限性也在于此，它人为地将“体”与“用”割裂，拒绝触动封建政治制度和伦理纲常这个“体”，从而限制了学习西方的深度和广度，注定了洋务运动无法实现真正的富强。

3. 人才培养的远见：他支持翻译西书、创办技术学堂，尤其是力主派遣幼童留美，显示了他超越单纯器物模仿的远见。他意识到，长久之计在于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留学生计划虽然后来因守旧势力反对而中途夭折，但其开创性无可替代，为封闭的中国引入了第一批系统接受西方教育的种子。

4. 时代的局限与个人的矛盾：曾国藩的洋务活动，根本目的是“制夷”和“维护清王朝统治”，而非推动社会全面近代化。他的举措集中于军事和与之直接相关的领域，对政治、经济、教育的整体改革缺乏考虑。他自身也深陷传统与现代的矛盾中，既要维护孔孟之道，又要引入西洋之术，这种内在张力也是那一代洋务派共同的困境。

总的来说，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位关键的过渡人物。他站在旧时代的堤坝上，第一个动手挖掘泄洪的通道，试图引入西方技术的“活水”来加固堤坝，却未曾想，这水流最终会冲击乃至瓦解堤坝的根基。他开启了进程，却无法控制方向，这或许正是所有历史开创者的共同命运。

机器在轰鸣，幼童已远航，“自强”的蓝图似乎正在缓缓展开。然而，命运给了这位心力交瘁的老臣最后一次，也是最残酷的考验。一场由迷拐孩童的谣言引发的民变，在北方通商口岸天津爆发，愤怒的百姓打死了外国领事和修女，烧毁了教堂。中外震动，战争阴云密布。朝廷急令威望最高的曾国藩前去处理。这一次，他要面对的不再是战场上的敌人，而是汹涌的民情、狡黠的外交官、猜忌的朝廷和自身那套“忠信笃敬”外交理念的破产。天津，将成为他一生名节的“滑铁卢”。他该如何在绝境中求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