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剿捻的无奈（1865－1866）（2/2）

终于，同治五年十一月（1866年12月），朝廷下旨：曾国藩因“剿捻无功，病难速痊”，着回两江总督本任，休养调理；钦差大臣关防及剿捻军务，交由李鸿章接办。

这道旨意，说得客气，是让他回去养病。但实际上，就是撤职。将他从剿捻前线统帅的位置上拿了下来，由他的学生取代。

接到谕旨时，曾国藩正在河南周口大营。那一刻，这位年近花甲的老人，心中涌起的，恐怕不仅是失落和羞愧，更有一种深深的无力与解脱交织的复杂情绪。他想起了自己当年在江西困顿、守孝时的那种挫败感，但这次，似乎更加彻底。他毕生信奉的“拙诚”和“硬寨呆仗”，在捻军这种全新的对手面前，撞上了天花板。

他没有抱怨，也没有辩解。平静地交接了关防印信，将残存的部队和糟糕的局势留给了李鸿章。在给朝廷的谢恩折中，他诚恳地承认自己“剿办经年，未能藏事，实属愧怍”，并赞扬李鸿章“才大心细，必能统筹全局”，请求朝廷全力支持新帅。

同治五年底，曾国藩带着一身疲惫和风尘，黯然南返，回到金陵，重掌两江总督的旧印。来时的踌躇（尽管是无奈的）与肩负的重任，此刻都已消散，只剩下一个功勋卓着却在新挑战前败下阵来的老臣背影。

长江还是那条长江，金陵城也依稀如旧。但曾国藩知道，属于他的、在战场上一呼百应的时代，已经随着湘军的裁撤和剿捻的失败，正式落幕了。

客观评价

曾国藩剿捻的失败，是他军事生涯的谢幕演出，也折射出个人才能的局限性与时代变迁的必然。

1. 路径依赖与时代错位：曾国藩的成功深深植根于对抗太平天国的特定战争模式（阵地战、攻坚战）。他的整套军事思想、组织方式和战术体系，都是为这种模式量身定做的。当面对捻军这种高度机动的骑兵流寇时，他的“成功经验”反而成了包袱。他试图用“结硬寨”的逻辑去构建宏观地理封锁（河墙），是战术思维的惯性延伸，却忽略了流动战最核心的机动性与主动权问题。这体现了即使是杰出人物，也难以超越自身经验框架的局限。

2. 权威的消散与体系的变迁：剿捻时的曾国藩，已不是湘军时代的曾国藩。湘军是他亲手缔造、如臂使指的“子弟兵”，指挥体系高度统一。而剿捻部队是拼凑的杂牌军，内部利益纠葛，他依靠的不再是个人魅力和宗族纽带，更多是朝廷赋予的官职权威。这种权威在打硬仗、啃硬骨头时，效力大打折扣。同时，李鸿章淮军的崛起，标志着新一代更具适应性的军事力量正在取代湘军，曾国藩的军事时代无可挽回地过去了。

3. “儒将”的极限：曾国藩本质上是“儒将”，他的军事思想带有浓厚的理学色彩和务实精神，但缺乏天赋的战术奇谋和闪电般的临机决断。对付有坚固阵地和意识形态的太平军，这种稳重刚毅是优势；对付灵活狡黠的捻军骑兵，则显得笨重迟缓。他的失败，某种意义上也是传统儒家军事思想在应对新型战争模式时的力不从心。

4. 失败的正面意义：尽管个人受挫，但曾国藩的剿捻并非全无价值。他初步构建的防线体系，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捻军的活动范围，消耗了其力量。更重要的是，他的失败为李鸿章的登场铺平了道路，完成了湘淮军事集团内部的权力交接。李鸿章吸取了老师的教训，采用更灵活的战术，最终在曾国藩奠定的物质和人事基础上，完成了剿捻任务。这可以看作是他们这个政治军事集团一次不成功的“内部试错”和成功的“代际更替”。

剿捻的无奈，是英雄迟暮的必然。它标志着曾国藩从开创新局面的“创业者”，回归到镇守一方、从事建设的“守成者”角色。对他个人而言，这或许是一种失落；但对历史而言，这为他生涯最后、也是影响最深远的篇章——推动洋务运动——腾出了舞台和精力。

剿捻无功，黯然南归。头顶“中兴名臣”的光环似乎蒙上了一层阴影，手中的权柄也似乎不如往日炙手。然而，回到两江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并未在失落中沉沦。他将目光从动荡的北方原野收回，投向了烟波浩渺的万里海疆，投向了机器轰鸣的厂房。一场以“自强”为名、旨在修补帝国千疮百孔躯干的运动——洋务运动，正等待这位最具声望的汉臣来擎起大旗。他会如何将自己的理学根基与冰冷的西方技术结合？又能在这条“师夷长技”的崭新而陌生的道路上，走出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