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章 剿捻的无奈（1865－1866）（1/2）

历史现场

同治四年（1865年）五月，曾国藩刚刚完成裁撤湘军那场惊心动魄的“大手术”，喘息未定，一道新的、更烫手的谕旨就从北京飞到了金陵：命他立即北上山东，督办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全力剿灭捻军。

捻军，不是太平天国那样有明确政权和固定根据地的力量。他们更像是流动的骑兵风暴，纵横于华北平原，行踪飘忽，避实击虚，“疾如风，掠如火”。清廷最精锐的蒙古亲王僧格林沁的骑兵，就在追剿捻军时中了埋伏，全军覆没，僧格林沁本人也被砍了脑袋。朝廷震惊，环顾四海，能打的、能信任的，似乎又只剩下曾国藩了。

曾国藩接到命令，心中五味杂陈。剿捻，是君命，也是他作为“中兴第一名臣”无可推卸的责任。但他深知其中的难处：首先，他赖以成名的湘军陆军已裁撤殆尽，身边只剩下少数警卫和老弱；其次，他的战术法宝“结硬寨，打呆仗”，是对付有固定城池的太平军的利器，可用来对付“打不着、追不上、摆不脱”的捻军骑兵，好比用沉重的铁锤去砸四处飞溅的水银，有力无处使；第三，此次作战区域在华北，人生地不熟，后勤补给、地方协调，比起在湖南江西自家地盘，困难何止十倍。

然而，圣旨已下，不容犹豫。他奏调了部分未裁的湘军精锐（如刘松山老湘营），又整合了僧格林沁的残部，以及山东、河南等省的地方部队，拼凑起一支成分复杂、号令不一的混合大军。同治四年五月，他硬着头皮，离开熟悉的江南，北渡黄河，进驻山东济宁，设立大营。

一开始，曾国藩还是试图用自己熟悉的方法。他仔细分析了捻军的特点和僧格林沁失败的原因，认为不能再盲目尾追，提出了一套新的战略：“以静制动，划河圈地。”

具体来说，就是利用华北平原上的黄河、运河、沙河等天然水道，在关键地段构筑长墙堡垒（史称“河墙”或“壕墙”），并派兵分段驻守，建立防线。同时，组建精锐骑兵作为“游击之师”，在防线内搜寻、驱赶捻军。目标是把流动的捻军逐步压缩、限制在某个区域（比如山东运河以东），然后聚而歼之。这可以看作是他“结硬寨”思想在更大地理尺度上的应用，想给捻军这个“流寇”编织一个巨大的、缓慢收紧的罗网。

理想很丰满，现实却骨感得硌人。

第一难，是“河墙”工程浩大，劳民伤财，效果却有限。 千里防线，需要征调无数民夫，耗费巨资。墙体夯土而成，并不坚固，捻军骑兵很容易找到薄弱处突破，甚至故意引诱清军来追，然后从别处从容越过防线。常常是这边墙还没修好，那边捻军早已扬长而去。地方官员和百姓怨声载道。

第二难，是部下不听指挥，各自为政。 此时的曾国藩，权威已远非当年统领湘军时可比。他麾下除了少数湘军旧部，多是骄悍的准军（如刘铭传、潘鼎新等，虽名义上听他调遣，但实际更听李鸿章遥控）、绿营残兵和地方团练。这些部队各有山头，保存实力，对于曾国藩那种需要高度协同、紧密配合的“划地围堵”战术，执行起来大打折扣。常常是规定某部严守某段河墙，结果捻军一来，该部或畏战退缩，或擅自出击争功，导致防线洞开。

第三难，是朝廷和地方的不耐烦。 北京城里的慈禧太后和朝臣们，盼着曾国藩能像平定太平天国那样，再创奇迹，迅速解决捻患。然而一年多过去了，只见巨额军费花出去，只见一道道土墙垒起来，却不见捻军被消灭，反而活动范围似乎更广了。言官又开始上书，批评曾国藩“老师糜饷”、“措置乖方”。地方督抚也对他这个“客帅”需要钱粮人力支持颇多抱怨和掣肘。

曾国藩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窘境。他每天忙于协调各方、督促修墙、调兵堵截，疲于奔命，却总像是用巨网捞小鱼，每每落空。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等人，都是机敏过人的草莽英雄，他们很快就摸清了曾国藩这套“筑墙堵水”的打法，利用骑兵机动优势，牵着清军鼻子走，专挑薄弱环节打击。

同治五年（1866年）秋，捻军主力竟一举突破曾国藩精心布置的沙河、贾鲁河防线，长驱直入，威胁湖北。这意味着曾国藩苦心经营一年多的“划河圈地”战略，基本宣告失败。

朝廷的耐心终于耗尽。指责的奏章雪片般飞向北京，连一直支持他的恭亲王奕欣也感到失望。更重要的是，此时有一个人，在江苏巡抚任上，一边看着老师左支右绌，一边默默编练了一支更精锐、更适应机动作战的准军，并且对剿捻有了新的想法。他就是李鸿章。

李鸿章通过自己的渠道，向朝廷委婉提出了不同的剿捻方略，核心是 “以动制动”，用精锐骑兵对骑兵，用机动部队进行快速拦截和追击，而不是消极地筑墙防守。这套思路，显然更对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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