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急流勇退（1864－1865）（1/2）

历史现场

天京的硝烟尚未完全散尽，曾国藩便已感到从帝国心脏北京吹来的风，带着刺骨的寒意。封侯拜相的煌煌谕旨墨迹未干，暗流已然涌动。

朝廷的猜忌几乎不加掩饰。首先是在封赏上做文章：曾国藩封一等侯，爵号“毅勇侯”；而弟弟曾国荃仅封一等伯（威毅伯）。兄弟功勋虽有差别，但如此刻意区分，明显是帝王术中的“分而化之”，意在曾氏兄弟间制造微妙芥蒂。接着，朝廷以“善后”、“休养”为名，将曾国荃麾下攻城最勇、劫掠最甚的几员悍将如李臣典（不久暴病而亡，传言纷纷）、萧孚泗等调离或明升暗降，开始肢解直接攻克天京的“吉字营”核心。

更让曾国藩警惕的是言官的奏章。都察院的御史们仿佛一夜之间苏醒，开始弹劾湘军纪律问题，特别是天京劫掠的惨状，字字句句，虽未直接点他之名，但矛头直指曾国荃，进而牵连他这位统帅。甚至有传言，朝中已有人私下议论“东南半壁，尽在曾氏，非国家之福”。

这还不算完。曾国荃本人因多年苦战、压力巨大，加之封赏未达预期，破城后又遭舆论攻击，愤懑难平，竟在返回湖南休养前，赌气上奏，以“病体难支”为由，请求开缺回籍。这无疑是给朝廷和曾国藩将了一军。朝廷顺水推舟，迅速批准。这等于变相剥夺了曾国荃的兵权。

曾国藩看在眼里，凉在心头。他知道，对九弟的开刀只是开始。飞鸟未尽，朝廷已在思量良弓；狡兔刚死，猎犬已嗅到烹油之味。历史上的一幕幕在他脑中闪过：韩信、彭越、年羹尧……功高震主者，罕有善终。

此刻的湘军，总兵力已膨胀至三十余万，控制着长江中下游数省，粮饷自筹，将领皆出其门。在朝廷和天下人眼中，这已不是国之干城，而是一头庞大无比、可能反噬的卧榻旁的猛虎。曾国藩自己，就是这头猛虎的驭手，也是最可能被虎伤及的主人。

必须有所行动，而且必须是雷霆万钧、让朝廷彻底放心的行动。

一个大胆、痛苦但也必须执行的计划，在曾国藩心中逐渐清晰：主动、大规模裁撤湘军。

他找来心腹幕僚赵烈文、李鸿章（已任江苏巡抚）等人密议。李鸿章闻言大惊：“老师，湘军乃根本，遽然裁撤，岂不自毁长城？万一天下有变，或长毛余烬复燃，何以制之？”

曾国藩缓缓摇头，神色凝重：“少荃，你只知其一。湘军是长城，也是悬在我项上的刀。今日朝廷所惧者，非残余之贼，乃坐大之湘军也。我若恋栈兵权，祸不旋踵。唯有裁湘军，保淮军，方可两全。”

他的策略非常明确：

1. 自剪羽翼，以释君疑：率先大规模裁撤自己的直系部队（曾国荃部已散，续裁其他陆师），尤其是那些骄悍难制的老营，向朝廷表明绝无拥兵自重之心。

2. 扶植淮军，预留后路：全力支持李鸿章的淮军，将其打造为新的国家支柱。淮军源自湘军，但领袖已是李鸿章，这既延续了湘淮系的影响力，又将朝廷的注意力部分转移，为自己和集团留下缓冲区和继承人。

3. 妥善安置，避免生乱：对裁撤官兵，发放足额欠饷和遣散费，鼓励回乡置产，避免其流落为匪，同时保举有功将领出任地方官，化军事势力为政治资源。

同治四年（1865年）春，曾国藩正式上奏《裁撤湘军及处置善后事宜折》。奏折写得极其恳切，大意是：天下已定，巨款养兵徒耗国力；湘军久战疲敝，思乡情切；且主帅（指自己）精力已衰，难再统驭。因此请求裁撤湘军大部，只留少量精锐镇守要地，余皆遣散归农。

此折一上，朝野震动。紫禁城里的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欣，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们正绞尽脑汁想着如何削弱曾国藩兵权而不激起变故，没想到对方竟主动把刀柄递了过来，还自己划定了下刀的路线！惊喜之余，更深感曾国藩识大体、知进退，其忠诚似乎无可挑剔。朝廷立刻准奏，并大加褒奖。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