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章 急流勇退（1864－1865）（2/2）

然而，裁军过程绝非奏折上几句话那么简单。这是刮骨疗毒，痛彻心扉。

首先要面对的是湘军内部的巨大反弹。许多将领士兵，提着脑袋厮杀十几年，刚享了几天福（天京劫掠所得），突然要他们放下刀枪，回乡种地，如何甘心？怨言四起，甚至有小规模哗变的苗头。曾国藩展现出铁腕一面，他召集主要将领，直言利害：“诸君随我，本为救国安民，非图富贵终身。今大功已成，若贪恋权位，必致鸟尽弓藏，你我皆无葬身之地。主动裁撤，可得朝廷优容，保全身家功名，泽及子孙。执迷不悟，则是取祸之道！” 同时，他尽力筹措巨款，发放丰厚遣散费，并承诺为将领们谋取出路。

其次，是应对潜在的军事风险。当时太平天国余部（如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等）与北方捻军合流，在中原声势复炽。曾国藩在裁军同时，必须精心计算，保留足够精锐（如鲍超“霆军”、刘松山部等）交由可信将领统带，以应对剿捻等后续战事，并向朝廷证明他“裁军不为私，实为公”。

这个过程，曾国藩如履薄冰。他一方面要快刀斩乱麻，避免夜长梦多；另一方面又要细致安抚，防止变生肘腋。他日夜操劳，亲自核定裁撤名单、发放饷银，接见即将离散的旧部，言之谆谆，有时乃至泪下。这些毕竟是他一手带出来、同生共死了十多年的子弟兵。

至同治四年夏，湘军陆师已裁撤十之八九，仅余水师和少量精锐留用。庞大的湘军集团，这个曾左右中国命运的军事巨兽，在它的缔造者手中，被主动、有序地解散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威望和手腕，完成了一场凶险的“自我手术”。

朝廷的疑虑随着湘军的消散而大大缓解。慈禧太后对曾国藩的“懂事”极为满意，信任度反而有所回升。曾国藩则用一种近乎自残的方式，换取了政治上的相对安全。

当最后一批湘军老兵领了饷银，叩别大营，踏上归乡之路时，曾国藩独自站在金陵官署的高台上，望着他们远去的背影，久久无言。江风吹动他花白的鬓发，身影显得格外孤独。他亲手缔造的传奇，又亲手为它画上了句号。心中除了如释重负，恐怕也有无尽的怅惘与悲凉。

他知道，猛虎已去，自己这个“驯虎人”对朝廷的威胁已然大减。但新的挑战——剿灭飘忽不定的捻军——已经摆在了面前。只是这一次，他手中的工具，已不再是如臂使指的湘军子弟，而是需要重新磨合的复杂局面了。

客观评价

曾国藩主动裁撤湘军，是其政治生涯中堪称“神之一手”的决策，深刻体现了他的历史洞察力与现实智慧。

1. 对“功臣困境”的清醒认知与超前破解：曾国藩深谙中国政治传统中“功高震主”的必然悲剧。他没有心存侥幸，也没有像历史上许多功臣那样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以自保（那只会加速毁灭），而是选择了最难的一条路：主动、大规模地自我削弱。这需要极大的勇气、魄力和对时局的精准判断。他看透了“兔死狗烹”的历史规律，并用自己的方式跳出了这个循环。

2. 以退为进的政治智慧：裁军看似“退”，实则是更高级的“进”。它彻底打消了清廷最高统治者最大的心病，赢得了慈禧太后等人的关键信任，将潜在的毁灭性政治冲突化解于无形。此举不仅保全了他个人和家族的荣华富贵，也为他此后继续担任疆臣领袖、推行洋务等事业，扫清了最大的政治障碍。用一时的兵权，换取了长久的政治安全和发展空间。

3. 集团利益的战略转移：“裁湘留淮”是极具远见的布局。湘军是他的“亲儿子”，但势力太大，已成众矢之的。淮军是“学生军”，处于上升期，且领袖李鸿章对他有师生之谊。扶持淮军，等于将湘淮集团的力量进行了转移和延续，确保了该政治军事集团在后曾国藩时代依然能主导清朝国运。李鸿章和淮军，成为曾国藩政治遗产的继承者和守护者。

4. 对晚清军政格局的深远影响：湘军的裁撤，标志着清朝军事力量的主导权，从地方汉族武装（湘军）部分回归到中央试图掌控的新式军队（淮军，以及后来北洋系的雏形），但也正式确立了汉人督抚掌控实权的局面。曾国藩开启的“兵为将有”传统，经由淮军，深刻影响了袁世凯乃至北洋军阀，改变了晚清乃至民初的政治生态。

这一章展现了曾国藩作为成熟政治家的顶峰之作：在极端复杂的功成身退关头，他做出了最理性、也最符合传统政治智慧的选择。急流勇退，需要的不只是勇气，更是对人性、权力和历史规律的深刻洞察。曾国藩做到了，这也使他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能够“功成、名遂、身退”的顶级功臣之一。

自剪羽翼，政治警报暂除。然而，朝廷的“厚望”并未因此减轻。北方捻军铁骑纵横，严重威胁京畿，朝廷环顾四周，能战之帅、可用之兵竟寥寥无几。这道剿捻的难题，如同一个烫手的山芋，再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被抛到了这位刚刚卸下铠甲、已感疲敝的老臣手中。曾国藩将如何用他那套“结硬寨”的陆战之法，去应对捻军“疾如风”的流动作战？他的剿捻之路，是重铸辉煌，还是英雄末路的无奈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