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启夺伯益：“家天下”的暴力开幕（2/2）

伯益甘心吗？当然不。《竹书纪年》那句“益干启位”，说明伯益绝不是束手就擒的主。他很可能依据大禹“禅让”的正式任命，占据了王位（“干”有占据之意）。而启则凭借自己掌控的实力和夏部落的基本盘，发动了攻击。

一场流血冲突，在所难免。

三、这不是篡位，而是制度火并

这场权力交接，有几个地方特别值得品味：

它不是简单的“臣子篡位”。启的身份太特殊了，他是先王的嫡子，有血统赋予的天然合法性。而伯益的“合法性”来自前任的禅让，但当这个前任的父亲身份和暗中给儿子铺路的操作搅和在一起时，这份合法性本身就打了折扣。这更像一场模糊规则下的继承权纠纷。

它本质上是新旧制度的对决。“禅让制”适应的是部落联盟时代：权力在各部落（或强势集团）间流动，选贤与能，保持平衡。“世袭制”适应的是早期国家时代：需要稳定的权力核心，减少每次最高权力交接带来的巨大动荡和不确定性。启和伯益的争斗，正是部落制残余与国家制新生力量之间的火并。

它开创了最糟糕的先例——用暴力解决最高权力继承问题。启杀伯益（或通过战争击败他），就像推倒了第一张血腥的多米诺骨牌。从此，“王位”成了家族内部、君臣之间可以为之血流成河的头号猎物。

启赢了，但他这个王位，坐得远不踏实。一个名叫有扈氏的部落跳了出来，公开表示不服。他们可能是一个固守“禅让”老传统的强大部落。启的回应是：战争。

四、历史的十字路口：为何是世袭制胜出？

从禅让到家天下，是中国政治制度一次石破天惊的革命性转向。我们今天看，似乎觉得世袭“落后”，但放在历史情境里，它当时确实有“比较优势”：

稳定性强：明确了“父死子继”（后来慢慢固定为嫡长子），大大减少了每次权力交接的猜忌、博弈和内战风险。

凝聚力强：一个延续的家族成为国家的象征，更容易形成文化和政治的认同感，有利于共同体凝聚。

延续性强：政策可以有更长期的规划和延续，不像禅让制可能因领导人变更而朝令夕改。

但代价同样惨重：

赌人品：碰上混蛋儿子，全国人民跟着倒霉。

家国不分：容易把国家当成私家财产，滋生腐败和极端专制。

同室操戈：为了那张唯一的椅子，兄弟叔侄杀起来比外人更狠。

历史选择了世袭制，不是因为启更英明，而是因为社会规模扩大了，管理复杂了，需要一个更“傻瓜”、更稳定的权力传承模式来降低“系统宕机”的风险。世袭，就是那个时代能找到的，最“省事”的解决方案。

考古学仿佛在默默佐证这个转折。在二里头文化早期（大致对应禹、启时期），遗址的规模、宫殿的宏伟程度、青铜器和玉器的数量与精美程度，都出现了跃升。一个部落不需要这么夸张的宫殿和礼器，但一个试图统御四方的国家，需要这些来彰显威仪，区隔等级。

启夺伯益，不是一场普通的宫廷政变。它是新时代的车轮，碾过旧时代躯壳时发出的、令人牙酸的断裂声。禅让制那最后一层温情脉脉的纱巾，被彻底扯下，露出了权力斗争冰冷坚硬的铁拳。

启用伯益的鲜血，洗开了“家天下”的大门。但门外的世界，并非鲜花掌声。有扈氏的挑战如同一声炸雷，提醒着启：用暴力夺来的权力，必须用更多的暴力来守护。下一章，我们将亲临甘之野，聆听中国历史上第一篇战前动员令，看启如何将一场权力保卫战，包装成替天行道的“圣战”，为崭新的世袭王权，举行一场残酷而必要的血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