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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最后的忠臣(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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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最后的挣扎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的大顺军逼近北京。朝堂上,大臣们分成两派:一派主张 “南迁”,把都城搬到南京;一派主张 “死守”,说 “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朱由检看着争吵的大臣,忽然想起天启年间的魏忠贤,想起泰昌年间的红丸案,想起万历爷的怠政。原来这王朝的衰败,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一代代积累下来的沉疴。

主张南迁的是周延儒,他说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主张死守的是东林党人,他们说 “南迁就是逃跑,会被后世唾骂”。吵到最后,周延儒被查出 “私通大顺军”(实为诬陷),下狱处死;东林党人则拿着 “死守” 的奏折,逼着朱由检表态。

朱由检最终选择了死守。不是因为相信能守住,是因为他无处可逃 —— 南京的官员早已被阉党余孽和东林党人把持,去了也是另一个泥潭;江南的百姓对朝廷早已失望,未必会接纳他这个 “亡国之君”。

他开始做最后的挣扎。下令 “所有官员捐俸助饷”,结果内阁大臣们捐的银子加起来不够买十石米;下令 “释放狱中的东林党人,让他们戴罪立功”,结果这些人出来后,第一件事还是互相攻讦;下令 “亲征李自成”,可禁军的士兵连马都骑不稳,有的还偷偷逃跑,说 “跟着皇帝也是死”。

唯一还在真心帮他的,是王承恩。这个太监把自己多年的积蓄拿出来,买了些粮食分给禁军;他跪在宫门前,哭着求大臣们 “发发善心”;他甚至亲自去城墙巡视,给士兵们打气,说 “只要守住北京,陛下不会亏待你们”。

可士兵们只是麻木地看着他。他们早就不信 “陛下的赏赐” 了,他们只想活着,哪怕是当顺民。

崇祯十七年三月,大顺军兵临城下。朱由检登上煤山,看着城外的烽火,听着城里的哭喊声,忽然觉得很平静。他想起自己刚即位时,站在文华殿里,对着列祖列宗的牌位发誓 “要重振大明”;想起袁崇焕临死前的眼神;想起河南那些饿死的百姓……

“诸臣误朕!” 他咬破手指,在衣襟上写下血书,然后解下腰带,挂在那棵歪脖子树上。

王承恩跪在他身后,看着他的身影在风中摇晃,也跟着自缢了。

城破的那一刻,李自成的大顺军冲进紫禁城,宫里的太监宫女们四处奔逃,只有几个老臣坐在太和殿的台阶上,等着被杀。他们中,有东林党人,有阉党余孽,此刻却没了区别。

第三节:辽东危局与宁远大捷

一、萨尔浒的血与广宁的风

天启元年的辽东,风里裹着血腥味。熊廷弼站在山海关的城楼,手里捏着一封军报,纸页被海风打得发颤 —— 那上面写着 “沈阳陷落,守将贺世贤战死”,墨迹洇开,像朵发黑的血花。

他想起万历四十七年的萨尔浒。十万明军被努尔哈赤的八旗军分割围歼,尸横遍野,血流成河。那时他刚任辽东经略,看着逃回的残兵形容枯槁,盔甲上还沾着战友的脑浆,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这仗不能再这么打了。

“大人,王巡抚又来催了。” 副将低声禀报,语气里带着无奈。广宁巡抚王化贞正驻军西平堡,天天派人来喊 “主动出击,收复沈阳”,可他手里的三万兵,一半是刚抓的壮丁,连弓箭都拉不开。

熊廷弼把军报拍在案上:“告诉王化贞,要打他自己打!我这里的兵,要守山海关,一步也不能动!” 他的 “以守为攻” 策略,在王化贞眼里成了 “畏敌怯战”,两人的奏折在朝堂上飞得像雪片,一个说 “应筑城固守”,一个说 “当速战速决”。

东林党支持熊廷弼,说他 “老成持重”;阉党偏向王化贞,说他 “锐意进取”。朱由校拿着奏折问魏忠贤,魏忠贤正忙着给皇帝的木鸟装机关,随口说:“让他们打一架试试,谁赢了听谁的。”

天启二年正月,王化贞真的 “试” 了。他派游击孙得功偷袭后金,结果孙得功早就通敌,临阵倒戈,领着后金兵直冲广宁。王化贞正在衙署里写 “捷报”,听说敌军来了,吓得带着几个亲信就跑,连官印都扔在了地上。

广宁失陷的消息传到山海关,熊廷弼一口血喷在地图上,染红了 “广宁” 两个字。他知道,这下完了 —— 广宁一丢,山海关成了孤城,辽东彻底无险可守。

王化贞跑到山海关,跪在熊廷弼面前哭:“大人,救救我!” 熊廷弼看着他,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救你?谁来救辽东的百姓?谁来救大明的江山?”

二、传首九边的悲歌

熊廷弼被押回北京那天,天阴得像要塌下来。百姓们围在路边,有的扔石头,有的骂 “汉奸”—— 他们听了阉党的宣传,以为是熊廷弼 “不发援兵” 才丢了广宁。

“我没有!” 熊廷弼戴着镣铐,对着人群嘶吼,“是王化贞通敌!是阉党误国!” 可他的声音被淹没在唾骂声里,没人信他。

东林党人想救他。杨涟上书说 “熊廷弼守辽有功,罪不至死”,左光斗跑到内阁哭着求叶向高 “救救辽东最后的希望”。可魏忠贤把奏折全烧了,对朱由校说:“熊廷弼想谋反,证据确凿,不杀他,难安军心。”

朱由校正在做一个木城楼,头也不抬地说:“那就杀吧。”

天启五年八月,熊廷弼被押到刑场。他看着断头台,忽然想起刚到辽东时,士兵们给他唱的民谣:“熊经略,守辽东,保咱妻儿和爹娘。” 那时的阳光多暖啊,士兵们的眼睛多亮啊。

“我熊廷弼,一生无愧于大明!” 他对着紫禁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若有来生,愿再守辽东!”

刀落下时,他的眼睛还望着东北方 —— 那里,有他没能守住的土地,有他没能保护的百姓。

更残忍的是,魏忠贤下令 “传首九边”—— 把熊廷弼的头颅割下来,用石灰腌着,送到辽东、蓟州、宣府等九个边镇示众,警告那些 “不听话” 的将领。

当熊廷弼的头颅送到宁远时,袁崇焕正站在城头。他看着那个熟悉的头颅,眼睛里的石灰像冰碴子,刺得他直流泪。“熊公,” 他对着头颅深深一揖,“您放心,我会守住宁远,守住辽东。”

士兵们跪在地上,哭得像孩子。他们知道,熊经略是被冤死的,可他们能做的,只有握紧手里的刀,守住脚下的土地。

熊廷弼的血,没能警醒朝廷,反而让阉党更加嚣张。崔呈秀拿着熊廷弼的 “罪证”,在朝堂上耀武扬威:“谁敢不听话,就是这个下场!” 东林党人噤若寒蝉,边镇的将领人人自危,没人再敢提 “守辽东” 的事。

只有袁崇焕,把熊廷弼的头颅偷偷收了起来,埋在宁远城的角落里。他在坟前立了块木牌,上面写着:“大明辽东经略熊公之墓 —— 袁崇焕立。”

三、孙承宗的防线

熊廷弼死后,辽东的烂摊子扔给了孙承宗。这位七十岁的老臣,头发胡子全白了,却还是拄着拐杖,一步步踏上山海关的城楼。

“孙大人,您还是回北京吧。” 守将哭着说,“这里太危险了,阉党又盯着您,您何苦……”

孙承宗摆摆手,指着关外的土地:“我是河北高阳人,辽东丢了,下一个就是高阳。我不守住这里,家都没了。”

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提拔袁崇焕。这个广东籍的进士,虽然是文官,却懂兵法,敢拼命,在宁远当知县时,就常常半夜溜出城门,查看地形。

“崇焕,” 孙承宗把宁远的防务交给了他,“给你三年时间,把这里建成铁打的堡垒。”

袁崇焕跪下磕头:“大人放心,三年后,宁远若丢,我以死谢罪!”

接下来的三年,袁崇焕没日没夜地干活。他带着士兵们用夯土筑城,城墙筑得又高又厚,底部宽三丈,顶部宽两丈,连红夷大炮都炸不开;他从澳门买来十门红夷大炮,亲自教士兵们瞄准、发射;他还招抚流民,让他们在城外种地,战时为兵,闲时为农。

孙承宗则在锦州、大小凌河等地筑城,形成一条从山海关到宁远、再到锦州的 “关宁锦防线”。他还训练出一支 “关宁铁骑”,士兵们都是辽东本地人,家人大多死在后金手里,打仗时像疯了一样,以一当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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