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8章 布鲁诺（2/2）
这就引出了教会问题
“教会可动用武力维护其教义”这一邪恶论调，在英国被认为已过时，仅存在于个别怪论中，但这一点难以定论。对于罗马教会若有机会在英国行事会采取何种做法，人们意见分歧极大：任何质疑其宣称拥有此权利的人，都不值一驳。
在高教会派中的牛津运动派意气风发之时，在他们当中最杰出的知识分子还未“违背”神职、各归其位之前，我曾好奇地想弄清，他们是否持有那种让我视某一教派为个人敌人的唯一教义。我在他们的一篇宣传册中发现，其虽主张“有权迫害”，但又声称“武力并非有效手段”以作修饰。我如今记不清这篇宣传册是否属于着名的“九十篇论集”；翻阅合集时，我发现内容太过贫乏，除非通读三大厚卷，否则无法确定。在这些卷册中，我看到关于“教会”性质与权力的声明越来越多，其表述透着可疑。而第87篇论集中关于“宗教保留”的诡辩，更加深了这种疑虑。那篇论集里的怪诞悖论让我们对一切都存疑，唯独确定一点：教会（人士）并无义务在所有事情上和盘托出，也无义务说明哪些事情上有所保留。那些所谓的“权利与自由”，很可能描述得极其简略。
如今已无需畏惧，但曾有一段时间，即便没有切实的恐惧，人们也可能担忧恐惧将至：那时没人能像现在这样笃定，那头狮子只是在沉睡。当时种种迹象都表明，一场恶战在所难免，而实际上后来并未有此必要。
上文提及的第87篇论集中，还有一处精妙的曲解。文中称，上帝自身也会“保留”：经文中说他“以光明为衣服穿上”（《诗篇》第104篇第2节，旧版或祈祷书译本）。在普通人看来，这分明是“彰显、显露、启示”的强烈意象，但文中另有解读：“衣服难道不多少会遮蔽其所覆盖之物吗？那光明本身不就是一种遮蔽吗？”
这篇第87论集能被纳入系列，足以让人强烈推测，允许其收录的系列主事者，确如所指控的那样心怀鬼胎。但该系列论集能得以出版，也彰显了我们的自由，这一点值得称道——尽管当散文作家们和科伦索主教站到对立面发声时，论集的推动者们大为震惊。
在第90篇论集引发热议之际，兰贝斯图书馆馆长梅特兰博士曾就第89篇论集向豪利大主教提问。大主教答道：“我压根不知道还有第89篇。”我几乎可以肯定曾在出版物上见过此事，也十分确定梅特兰博士亲口告诉过我。这种自由度固然值得称赞，但第90篇论集实在“太过分”，最终被叫停。
如今（1866年10月），《逻辑哲学论》的狂热已沉淀为一种慢性的“服饰病”，并伴有“变体论”发作，这被称作“仪式主义”。我们民族性格中蕴含的常识，无法容忍这种荒诞蠢行持续下去；各类服饰最终只会在正规店铺的招牌上出现。我听说仪式主义者的布道简短又实用：若真是如此，他们最终或许能带来益处。
英国国教中总有一些人追求刺激，而《新约》的直白含义满足不了他们。自光荣革命以来，雅各宾主义、卫斯理宗、福音主义、蒲赛主义和仪式主义相继兴起，为那些“无刺激便不自在”的人提供了谈资。倘若仪式主义者能成功以简短实用的教义讲解，取代教义派那些言辞激烈的宣讲，他们将会被人铭记并称颂。施洗约翰或许无法仅凭其朴实有益的布道就吸引全耶路撒冷的人前往旷野：是他身上的骆驼毛衣裳和所吃的蝗虫，为他聚拢了信众，或许也让他的训诫更具说服力。上学时，我曾听到助教和擦鞋工聊起某位牧师——那人身材臃肿，马甲的尺寸颇为可观。助教说：“他学识非常渊博。”乔答道：“是啊，先生，谁看一眼那件丝绸马甲都能看出来。”
关于托马斯·格菲兰德·萨利塞图斯
[起初我声明只从个人藏书中取材时，本应补充说明：我并未刻意搜寻散见于着作中的零散信息。倘若通览全部藏书，或可发现若干有趣的补充。例如，在肖特的《自然魔法》{65}（第三卷第756-778页）中记载着格菲兰德的化圆为方问题——蒙蒂克拉的着作里误将其姓氏印作盖菲洛达。他本名托马斯·格菲兰德·萨利塞图斯，于1608和1609年出版过两个版本。我从未见过任一版本的实物。其着作荒谬至极：他刻意区分几何分数与算术分数，并由此推导定理。比其化圆为方说更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姓名；我们该如何解读？若为德意志人，格菲兰德很可能是布里奇曼的德语变体，而萨利塞图斯则指向地区。但托马斯在当时绝非常见的德意志教名——在梅尔希奥·亚当收录的526位德意志哲学家、医师、法学家与神学家中，仅两人以此为名。其一是托马斯·埃拉斯都，这位医师的反教权神学着作使追随其学说者得名埃拉斯都派，无论他们是否知晓其本人。埃拉斯都鲜为人知，故有人推测他应是《圣经》中与保罗、提摩太同工的以拉都（见《使徒行传》19:22；《提摩太后书》4:20；《罗马书》16:23），但这位先生何以获此称号却无迹可寻。其实寥寥数语便可阐明：该异端名号实来自1583年去世的医师埃拉斯都，其遗孀在他死后立即出版的《论教会除籍权》中否认教会的绝罚权，由此形成学派。另一位托马斯·格里奈乌斯是神学家，其叔父西蒙首印希腊文欧几里得着作；亚当称他未有着述传世，却育有四子皆博学。若格菲兰德是法兰西人，其姓氏便难以推测，但他很可能来自拉索赛地区。肖特的记载转引自某位腓力·科尔比努斯神父的反驳着作。
皇家学会新近获赠的手稿中，大卫·格雷戈里似乎见过格菲兰德的作品，称其为威斯特法伦的萨利塞图斯，这信息应源自书名页。但我所能查证的仅在巴伐利亚。穆尔哈德目录虽收录两个版本，显然未曾亲见实物：他将作者着录为托马斯·格普·希安德鲁斯，威斯特法伦的萨利塞图斯。穆尔哈德本是我信赖的考据来源，但那位不便具名的学者，竟能从穆氏笔下的格普·希安德鲁斯识破蒙蒂克拉所载的格菲兰德，诚可谓慧眼如炬——毕竟两位着述者向来以严谨着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