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4章 委员会的分歧（1/2）

一、上海会议中心的清晨

上海陆家嘴的清晨是从江雾中醒来的。

黄浦江上笼罩着一层乳白色的薄雾，对岸的外滩建筑群在雾气中若隐若现，像褪色的老照片。东方明珠塔从雾中刺出，玻璃球体反射着晨光，像一串巨大的露珠。

王芳站在酒店房间的落地窗前，手里握着温热的咖啡杯。今天上午九点，在国际会议中心，“清荷计划”学术委员会将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十五位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学科的学者将首次线下聚齐，讨论计划的实施细则，以及——她昨晚刚提交的、包含莱恩报告分析的那份伦理立场文件。

她预感到会有争议。

“紧张吗？”程述从身后走过来，递给她一块面包。

“不紧张，是……有重量。”王芳接过面包，却没胃口，“这些人都是各自领域的顶尖学者。他们愿意加入，是因为认同妈妈的研究价值。但我现在要做的，不只是整理出版遗稿，而是要划定一条清晰的伦理红线——告诉他们，哪些研究路径是越界的。”

程述握住她的手：“记得你昨晚说的话吗？你是在续写，不是重写。你在完成妈妈想完成的事。”

“我知道。”王芳深吸一口气，“只是续写比想象中难。”

上午八点半，他们抵达国际会议中心。五楼的“长江厅”已经布置妥当——不是传统的会议室布局，而是圆桌会议形式，十五张座位围成环形，桌面上摆着名牌、资料夹、同声传译耳机。墙上挂着沈清荷的两幅手稿放大照片：一幅是星图符号的手绘草图，一幅是她那句“给未来的破译者”的手迹。

委员们陆续进场。王芳站在门口迎接，和每个人握手。她努力记住每个人的名字和面孔：

· 苏文瀚，中国美院的老教授，上次邀请念安参展的那位。今天穿着深灰色中山装，精神矍铄。

· 玛格丽特·科恩，法国巴黎高师的符号学教授，六十多岁，银发在脑后挽成整齐的发髻。

· 拉吉夫·夏尔马，印度德里大学的认知心理学教授，皮肤黝黑，眼神锐利。

· 还有来自美国、德国、日本、巴西的学者，每个人都带着自己学科的视角，和对“沈清荷遗产”的不同理解。

九点整，会议开始。

王芳作为委员会主席致开场辞。她讲了母亲的生平，讲了“清荷计划”的初衷，讲了那份“给未来的破译者”的遗言。

“所以今天，我们聚在这里，”她环视全场，“不是为了封存知识，而是为了负责任地传递知识。我们需要共同回答一个问题：沈清荷留下的这些研究，在当代的语境下，应该以什么样的方式被理解、被使用、被发展？”

玛格丽特·科恩第一个举手发言，她的英语带着优雅的法语口音：“我认为首要任务是建立完整的学术档案。将沈清荷女士所有手稿数字化，做详细的文献学分析，理清她的思想发展脉络。这是基础工作，没有这个基础，任何伦理讨论都是空中楼阁。”

巴西的学者费尔南多点头：“我同意。我们得先知道她到底说了什么，才能谈该怎么用。”

拉吉夫·夏尔马却摇头：“不，我认为恰恰相反。沈清荷的研究涉及人类意识的深层结构，这类研究一旦被滥用，后果严重。我们应该先制定严格的伦理准则，然后在这个框架内进行学术整理。”

分歧在第一轮发言中就显现了。

二、三场辩论

第一场辩论围绕着“手稿数字化”展开。

以玛格丽特为代表的文献学派坚持：所有手稿，包括那些未完成的、零散的、甚至看似矛盾的思考片段，都应该完整数字化，向学术界开放。

“知识属于全人类。”玛格丽特说，“我们不能因为担心被滥用，就剥夺学者们接触原始材料的权利。这违背学术自由的基本精神。”

但日本学者山本健一提出了质疑：“沈清荷女士晚年藏起了最核心的手稿，只留下‘给未来的破译者’。这说明她本人对完全公开有顾虑。作为她的学术遗产执行人，我们是否应该尊重她的顾虑？”

苏文瀚教授清了清嗓子，用缓慢但清晰的普通话说：“我理解玛格丽特教授的想法。但中国有句老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沈清荷留下的不仅是‘鱼’——具体的研究结论，更是‘渔’——一种看待符号、看待人类意识的方式。如果我们只关注‘鱼’，而忽略了‘渔’，可能就辜负了她的本意。”

翻译将这段话译成英文。会场安静了片刻。

王芳在心里记下：这是第一个关键点——母亲留下的不仅是知识内容，更是知识伦理。

第二场辩论关于“研究边界的界定”。

王芳拿出了莱恩的那份报告——已经匿名化处理，抹去了所有可识别信息，只保留了研究方法和数据分析框架。

“这是一份基于类似理论框架的实际研究。”她说，“大家看看，这样的研究方式，是否在伦理的可接受范围内？”

报告在委员间传阅。会议室里响起翻页声和低声讨论。

德国学者托马斯·韦伯皱紧眉头：“这已经超出了学术研究的范畴。这是系统性数据收集，目标明确指向‘优化符号刺激方案’。如果我的理解没错，这实质上是在尝试建立一套‘认知影响协议’。”

“但研究方法是科学的。”美国学者罗伯特·米勒说，“双盲对照，数据量化，统计分析。从实证科学的角度看，这没有错。”

“科学没有错，但科学的目的可能错。”拉吉夫·夏尔马的声音很冷，“当研究的目的是‘优化’人类对特定符号的反应时，这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领域。今天‘优化’反应，明天就可能‘设计’反应。”

玛格丽特再次发言：“但如果我们因此禁止所有涉及‘符号-认知关联’的研究，是不是因噎废食？很多正当研究——比如针对自闭症儿童的沟通符号训练，针对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艺术治疗——都需要这类基础研究支持。”

辩论陷入僵局。一方强调研究自由和科学进步，一方强调伦理边界和潜在风险。

王芳看向一直没有发言的苏文瀚。老教授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起头：

“我提一个具体问题。”他说，“假设现在有两个研究项目。项目A：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对自然符号（树叶、水流、云朵）的审美反应，目的是设计更人性化的教育环境。项目B：研究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对特定几何符号的潜意识反应，目的是筛选‘高反应性个体’，进行定向培养。大家觉得，这两个项目有区别吗？”

“当然有！”好几个人同时说。

“区别在哪里？”苏文瀚追问。

“目的不同。”“应用方向不同。”“对受试者的态度不同。”

“那么，”苏文瀚缓缓说，“我们制定的伦理准则，是否应该能够区分这种不同？不是一刀切地禁止某一类研究，而是根据研究目的、方法、以及对人的态度，来做精细的判别？”

会场再次安静。这次是思考的安静。

王芳在心里点头：这正是她想要的——不是简单的是非判断，是建立一套能够进行复杂伦理判别的框架。

第三场辩论，关于“清荷伦理奖”的评选标准。

这是王芳提议设立的奖项，旨在奖励那些在人文与科技伦理交叉领域做出贡献的研究者。但评奖标准该怎么定？

玛格丽特认为应该侧重“学术创新性”：“奖项要有学术分量，必须奖励真正有突破的研究。”

拉吉夫却坚持：“创新不是唯一标准，甚至不是首要标准。首要标准应该是‘对人的尊重’。一项研究再创新，如果其底层逻辑是将人视为工具，也不应该获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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