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汉堡的旗帜（2/2）
遗像上方悬挂着一面红旗，旗面上绣着金色的德：
“向贝克尔同志学习”
灵台两侧，站着两排全副武装的工农红军士兵。
他们是刚成立的工农红军陆军装甲掷弹兵第六师的代表。
这个师三天前刚刚进驻汉堡，奉命加强北德沿海的防御力量。
林的座位在第一排。
他的左边是台尔曼，右边是一个空位——那是留给艾米莉的，但她没有来。
格特鲁德坐在他身后，手里拿着那份他亲手写的悼词。
追悼会开始了。
首先是默哀三分钟。
两万五千人同时低头，整个体育馆鸦雀无声。
只有窗外偶尔传来的海风声，像是某种遥远的呜咽。
然后是各界代表发言。
一个码头工人，一个造船厂工人，一个工人夜校的学生，一个从贝克尔牺牲那天被救的群众。
每个人都说得很朴素，但每个人的话都像锤子一样敲在人心上。
那个被救的群众——就是那天在一楼大厅等待的一个年轻工人——上台时泣不成声。
他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那天是去反映厂里的事……我在大厅里等着……突然就……爆炸了……后来才知道……是贝克尔同志……用自己的命……换了我们的命……”
他哭得说不下去了。
台下，无数人在擦眼睛。
最后，台尔曼宣布：
“现在，请林同志致悼词。”
林站起身，走上灵台。
他站在贝克尔的遗像前，沉默了三秒。
然后他转过身，面对着台下那两万五千双眼睛。
他没有用话筒——体育馆里太安静了，他的声音足以传到每一个角落。
“同志们，”他说，“我今天站在这里，不是代表中央，不是代表政治局，是代表我自己。”
“以一个同志的身份，向另一个同志告别。”
台下鸦雀无声。
“卡尔·贝克尔同志，四十五岁。”
“十五岁进工厂当学徒，二十三岁参加罢工，三十岁加入德国共产党。”
“四十五年的生命里，有三十年在劳动，有十五年在对旧世界的反抗，有两个月在为新世界建设。”
他的声音不高，但每一个字都清晰地传遍全场：
“他死的时候，是在工作。”
“他接待的最后一个群众，是个普通的码头工人。”
“他做的最后一件事，是冲向门口，用自己的身体挡住爆炸。”
“他用自己的命，换了三十一条命。”
台下有人开始抽泣。
“有人问我：贝克尔同志是个什么样的人？”
林停顿了一下：
“他不是天才，没有写过什么了不起的文章，没有指挥过什么了不起的战役。”
“他就是一个普通的共产党人，一个普通的工会干部，一个普通的丈夫和父亲。”
“但他做到了几件事：”
“第一，他一辈子站在工人一边，从来没有动摇过。”
“第二，他从来不怕困难，从来不怕危险，从来不怕牺牲。”
“第三，他死的时候，想的是别人，不是自己。”
他的声音提高了：
“同志们，这就是共产党人！这就是我们说的‘先锋队’！”
“不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不是夸夸其谈的理论家，不是躲在后方喊口号的人——是在最危险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人，是把生的希望留给别人、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的人！”
台下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林等掌声平息，继续说：
“今天，我以德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向全党全军提出一个号召——”
“向贝克尔同志学习！”
“学习他一辈子站在工人一边！”
“学习他不怕困难、不怕危险、不怕牺牲！”
“学习他在最危险的时候，想的不是自己，是别人！”
“让这个口号，传遍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兵营，每一个村庄！”
“让每一个党员，每一个战士，每一个干部，都记住卡尔·贝克尔这个名字！”
“让他的精神，成为我们党的旗帜，成为我们军队的旗帜，成为我们新德国的旗帜！”
掌声如潮，久久不息。
……
下午五时，追悼会结束。
人群缓缓散去，但仍有不少人留在体育馆外，久久不愿离开。
林站在门口，和每一个经过的工人握手。他没有说话，只是握手，只是看着他们的眼睛。
一个老工人握着他的手，哽咽着说：“林同志，您说的话……我记住了，向贝克尔同志学习。”
林点点头。
又一个年轻工人走上来，他的眼睛里还有泪光：“林同志，我也想入党，我也想成为贝克尔同志那样的人。”
林看着他，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好，记住你今天说的话。”
年轻工人用力点头。
台尔曼站在一旁，低声对林说：“艾米莉同志还没有消息。”
林点点头：“她会来的，等她的调查结束。”
……
晚上八时，港口工人诊所二楼。
艾米莉合上最后一本病历，揉了揉发酸的眼睛。
玛尔塔坐在她对面，已经累得快睁不开眼了。
“就这些了？”
艾米莉问。
“就这些了。”
玛尔塔点头，“这三年所有的病历，都在这里了。”
艾米莉看了一眼堆成小山的档案，又看了看自己写满的笔记本，长出一口气。
“谢谢你，玛尔塔同志。”
玛尔塔摇摇头：“应该的，您……您真的是工农兵苏维埃代表？”
艾米莉点点头，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徽章，递给玛尔塔看。
玛尔塔看了很久，然后突然问：“您……您真的是克虏伯家的人吗？”
艾米莉愣了一下。
玛尔塔赶紧摆手：“对不起，我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只是，您来的时候，我听您的口音……”
艾米莉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说：
“我以前是，现在不是了。”
玛尔塔看着她，眼睛里有一种复杂的光芒。
“您……您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是说，您为什么要来查这些？您完全可以……”
艾米莉打断她：
“因为有人告诉我，理论不变成群众手里的武器，就只是墨水印在纸上。”
她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衣服：
“我学医，学公共卫生，学了十年。”
“但那些知识，如果只是写在论文里，如果只是给教授们看，如果只是让我自己过上好日子，那就和克虏伯家族的工厂里生产的炮弹一样——是杀人的工具，不是救人的工具。”
她伸出手，握住玛尔塔的手：
“谢谢你，玛尔塔同志。”
“明天我会再来，看看夜班诊所的情况。”
玛尔塔用力点头。
艾米莉走出诊所，消失在夜色中。
……
晚上九时，汉堡区委办公楼，台尔曼办公室。
林正在和台尔曼讨论第六师的布防情况，门被轻轻敲响。
格特鲁德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张小纸条：
“林同志，艾米莉同志传来消息。”
林接过纸条，上面只有几行字：
“诊所情况比预想差，药品短缺，设备陈旧，职业病无系统防治。”
“医护人员尽职但超负荷，明日继续调查夜班诊所及郊区医疗站，一切顺利，勿念。——E.K.”
林看完了，把纸条折好，放进口袋。
台尔曼问：“情况不好？”
林摇摇头：“问题很多，但她在想办法解决问题。”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窗外，汉堡的夜色深沉。
远处，港口的灯光在黑暗中闪烁，易北河上的船只在缓缓移动。
“台尔曼同志，”他说，“贝克尔同志牺牲的那天，有一个老渔民的妻子在楼下等着。”
“她丈夫在渔船上干活，被反革命分子威胁，不肯配合，被打断了腿。”
台尔曼点头：“我知道，那个案子还在查。”
“那个老渔民，现在怎么样了？”
“还在养伤，一条腿断了，至少得养半年。”
林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医疗问题，要尽快解决。”
“工人为我们流血，我们不能让他们流血之后还得不到治疗。”
台尔曼点头：“我明白。”
窗外，夜风吹过，红旗在黑暗中猎猎作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