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0章 汉堡的旗帜（1/2）
1920年6月12日，上午九时，汉堡港。
易北河的风裹挟着海腥味吹过码头，吹动那些刚刚挂起的红旗。
六月的阳光温暖而明亮，但在这座刚刚经历过爆炸的港口城市上空，似乎总有一层挥之不去的阴翳。
火车在清晨七时准点抵达汉堡中央车站。
没有欢迎仪式，没有鲜花和掌声——林的行程是保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三辆黑色的奔驰轿车驶出车站，穿过汉堡的街道。
车窗外的景象与柏林不同——这里的建筑更低矮，天空更开阔，空气中总带着一股海港特有的咸腥味。
格特鲁德坐在林旁边，手里拿着行程表和笔记本。
她今天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列宁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眼镜片后的眼睛专注而警觉。
“林同志，第一站是汉堡港，台尔曼同志会在三号码头等我们。”
林点点头，目光落在窗外。
街道两旁，工人们正在清理爆炸留下的痕迹——被震碎的玻璃，被熏黑的墙壁，还有那些临时挂起的黑色挽联。
每走几百米，就能看到一群人围在一起，听一个人念着什么——那是在学习《关于进一步镇压反动势力，肃清一切人民之敌的通知》。
“艾米莉同志几点出发的？”
林突然问。
格特鲁德翻开笔记本：“凌晨四时三十分，乘坐早班火车。”
“她没有使用真实身份，用的是普洛耶什蒂油田工人代表的假证件。”
“按照计划，她会在汉堡中央车站下车后直接前往港口工人诊所，以‘探访亲戚’的名义开始调查。”
林点点头，没有再问。
这是他和艾米莉的约定——突击视察，不打招呼，不看准备好的地方，只看最真实的情况。
艾米莉会在汉堡待三天，走访工人诊所、社区医疗站、职业病防治所，甚至可能会去郊区农村看看那里的卫生状况。
而林自己，有另一条路线。
……
上午九时三十分，三号码头。
台尔曼已经在等候。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左臂上缠着黑纱——那是为卡尔·贝克尔佩戴的。
他的身后站着几个区委的干部和码头工人代表。
“林同志。”
台尔曼伸出手，用力握住，“欢迎来汉堡。”
林握住他的手，没有说话，只是用力摇了摇。
不需要说话。
港口正在恢复正常运转。
起重机在轰鸣，货船在鸣笛，工人们在忙碌。
但在码头的边缘，有一片区域被隔离出来——那是六天前贝克尔牺牲的地方。
林站在那片区域前，沉默了很久。
台尔曼站在他身边，低声讲述着那天的经过：
“……贝克尔同志那天本来可以不死的。”
“袭击者找的是他，他完全有机会跑，但他没有。”
“他冲向门口，用自己的身体堵住了那扇门。”
林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但格特鲁德注意到，他背在身后的手握紧了。
“走廊里有八个人，”台尔曼继续说，“楼下大厅里有二三十个上访群众，没有一个人重伤，只有几个干部轻伤。”
“贝克尔同志用自己的命，换了三十一条命。”
林沉默了很久。
然后他问：“那个上访的工人呢？贝克尔最后接待的那个。”
台尔曼愣了一下：“他……他没事，爆炸前几分钟刚离开。”
“听说贝克尔牺牲后，他连续三天在区委门口站着，不说话，也不走，后来我们的人把他劝回去了。”
林点点头。
他转过身，面对着码头上那些忙碌的工人。
“台尔曼同志，追悼会什么时候开？”
“今天下午三点，在工人体育馆，预计有两万人参加。”
“好，我会参加。”
……
上午十时，港口工人诊所外的一条小巷。
艾米莉·克虏伯站在巷口的阴影里，观察着对面那栋简陋的两层小楼。
诊所的条件比柏林工人区的还要差。
墙壁斑驳，门上的油漆已经剥落，窗户上贴着发黄的旧报纸——那是用来遮挡阳光的，因为窗帘早就坏了。
门口排着长长的队伍，大多是码头工人，还有一些妇女和孩子。
艾米莉穿着一件普通的灰色外套，头发用头巾包着，鼻梁上架着一副没有度数的平光镜——那是为了掩饰身份。
她的公文包里装着调查表、笔记本、还有一台小型相机，但那相机很少用，因为太显眼。
她已经在这里观察了半个小时。
队伍移动得很慢。
每隔七八分钟，才有一个人从诊所里出来，下一个才能进去。
有人在咳嗽，有人捂着肚子，有人走路一瘸一拐。
但没有人抱怨，没有人催促，只是安静地等着。
艾米莉深吸一口气，走进队伍。
她前面是一个五十多岁的码头工人，满脸皱纹，手上缠着脏兮兮的绷带。
“大叔，您这手怎么了？”
艾米莉用带着一点南方口音的德语问。
老工人看了她一眼：“卸货的时候砸的，三天了，一直没空来看。”
“三天？”
艾米莉皱眉，“那您这三天还在干活？”
老工人苦笑：“不干活哪有钱？家里还有三张嘴等着吃饭呢。”
艾米莉没有再问。
她只是把老工人的话记在心里，没有写在笔记本上——在调查结束前，她什么都不写。
四十分钟后，终于轮到她了。
诊所里的条件比外面看到的更差。
走廊里堆满了杂物，墙上挂着几张发黄的医学海报，空气中弥漫着消毒水和霉味的混合气息。
一个年轻的女护士正在给一个孩子包扎手指，动作麻利但疲惫。
“您是哪里不舒服？”
护士头也不抬地问。
艾米莉说：“我……我是来看亲戚的，她叫玛尔塔，在这里工作。”
护士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玛尔塔？她在二楼药房，您上去吧，楼梯右转。”
艾米莉点点头，向楼梯走去。
楼梯很窄，很陡，踩上去吱呀作响。
二楼的条件稍微好一点，至少有窗户，有阳光。
她找到药房，轻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工作服，眼睛里布满血丝。
“您是？”
“玛尔塔？”
艾米莉伸出手，“我叫艾米莉，我是……我是从柏林来的，有人托我带个口信给您。”
玛尔塔愣了一下，但还是让她进去了。
药房很小，堆满了各种药品箱子。
玛尔塔给她搬了一把椅子，自己坐在另一个箱子上。
“谁让您来的？
”玛尔塔问。
艾米莉看着她，沉默了几秒。
然后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徽章——工农兵苏维埃代表的标志。
玛尔塔的眼睛瞬间睁大了。
“您……”
“嘘。”
艾米莉轻声说，“我需要你帮我一个忙，但要保密。”
玛尔塔深吸一口气，然后用力点头。
……
下午三时，汉堡工人体育馆。
艾米莉不在那里。
她此刻正在港口工人诊所二楼的一间小屋里，和玛尔塔一起翻看着一堆病历档案。
这些档案有的是诊所自己的记录，有的是工人自己带来的、从其他医院转来的材料。
纸张发黄，字迹潦草，但每一个字都记录着一个人的痛苦。
“这个，肺病三期，”玛尔塔指着一张病历，“在码头干了二十五年，吸了二十五年的煤灰，去年开始咳血，现在只能干些轻活。”
“治了吗？”
“治了，但特效药太贵，只能用些便宜的。”
“医生说，最多还能撑两年。”
艾米莉把病历上的信息抄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字迹工整而仔细。
“这个，”玛尔塔又翻出一张，“工伤截肢，右腿。”
“厂里赔了一笔钱，但很快就用光了，现在靠老婆给人家洗衣服过日子。”
“工伤事故报告制度呢？”
玛尔塔苦笑：“有是有但工人们怕麻烦，怕得罪厂里，怕被穿小鞋，很多小伤根本不上报。”
“等报的时候，已经晚了。”
艾米莉沉默地记录着。
窗外的天空渐渐暗了下来，但她没有注意时间。
……
下午三时，汉堡工人体育馆。
两万五千人座无虚席。
不仅是座位，连过道里、台阶上、甚至窗台上都挤满了人。
他们从汉堡的各个角落赶来，从造船厂、从码头、从仓库、从工人社区。
他们的左臂上都缠着黑纱。
体育馆正前方搭起了一个巨大的灵台。
灵台上摆着卡尔·贝克尔的遗像——那是他三年前当选汉堡区委委员时拍的照片，四十出头，面容清瘦，但眼神坚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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