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76章 公审（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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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万别养书”
1920年6月1日，上午九时，柏林，共和国宫前广场。
六月的阳光本该温暖明媚，但今天却像被什么东西遮住了——不是云，是人群。
十万。
不是估计，是内卫部在入口处用计数器一个一个数出来的。
工人、士兵、家庭主妇、退休老人、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拄着拐杖的伤残老兵。
他们从凌晨三点就开始聚集，从柏林各个角落涌来——西门子城的工人，博尔西希工厂的钳工，夏洛滕堡的铁路职工，甚至还有从波茨坦、奥拉宁堡、贝尔瑙坐火车赶来的农民。
广场上黑压压一片，但出奇地安静。
没有人说话，没有人喧哗，只有十万人的呼吸声汇成的低沉嗡鸣，像暴风雨来临前的海面。
广场中央搭起了一座高大的木台，高三米，宽十米，台面上铺着深红色的帆布。
木台后方竖着三面红旗——中间是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国旗，两侧是德国共产党的党旗和工农红军的军旗。
木台上摆着一排长桌，铺着红布，后面坐着七个人：
审判长、两名审判员、四名陪审员。
陪审员是从各工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两名钳工，一名纺织女工，一名矿工。
木台左侧，是一排简陋的木栅栏。
栅栏后面，站着二十三名被告。
他们穿着灰色的囚服，低着头，面色灰败。只有一个人例外。
弗里茨·贝伦斯——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自由派知识分子，《柏林日报》的长期撰稿人——抬着头，挺着胸，嘴角甚至挂着一丝嘲讽的笑容。
他的眼镜已经碎了，用胶布胡乱粘着，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扫视着台下的人群，像在打量一群实验动物。
在他身边，站着那个开枪的年轻人——三十出头，戴着金丝边眼镜，左手食指上还有那道新鲜的擦伤。
他低着头，浑身发抖，看都不敢看台下。
还有二十一个男人，都是“523事件”的组织策划者——原工商联合会成员，几个原工厂主，两个退役军官，还有几个从南方来的联络员。
台下，十万双眼睛盯着他们。
……
上午九时三十分，审判长敲响了木槌。
“肃静！现在开庭！”
审判长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名叫卡尔·瓦格纳，原是博尔西希工厂的钳工，三个月前当选为柏林工人委员会委员。
他的声音洪亮，带着车间里练出来的穿透力。
“带被告弗里茨·贝伦斯！”
两名内卫战士把贝伦斯押到木台中央的特设席位。
“被告弗里茨·贝伦斯，现年四十九岁，柏林大学哲学系教授。”
审判长念着起诉书，“经查，1920年5月17日至23日间，被告在其住所窝藏‘523事件’开枪嫌疑人，并为其提供隐匿场所、食物及衣物。”
“5月23日，内卫部队依法搜查时，被告暴力抗拒，并发表大量攻击新政权的言论。”
“以上事实，证据确凿，被告是否认罪？”
贝伦斯抬起头，看着审判长，然后笑了。
那是一个嘲讽的、居高临下的笑容。
“认罪？”
他的声音通过扩音器传遍广场，“我有什么罪？”
“我窝藏了一个‘所谓’的罪犯？你们怎么知道他是罪犯？你们审判过他吗？你们有证据吗？”
“你们所谓的‘审判’，不过是预先定好结果的表演！”
台下开始骚动。
贝伦斯的声音越来越高：“我告诉你们，我真正的罪，是说了真话！”
“是写了我真正想写的东西！是拒绝向你们的暴政低头！”
他从囚服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纸——那是他前几天在拘留所里写的，不知怎么藏到了现在。
“听着！”
他展开纸，大声念道，“‘在柏林，在德意志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自由已死。”
“言论自由被禁止，集会自由被禁止，出版自由被禁止。”
“工人不敢说话，农民不敢说话，连知识分子也被迫噤声。”
“这是一个红色的独裁，一个用暴力维持的暴政！’”
台下爆发出愤怒的吼声。
“闭嘴！”
“你算什么东西！”
“我们工人什么时候不能说话了？！”
但贝伦斯没有闭嘴。
他继续念，声音越来越大：“‘他们用枪，用棍，用监狱，用一切暴力的手段，把人民关进沉默的牢笼！’”
啪！
一个烂番茄砸在他脸上。
红色的汁液顺着他的脸颊流下来，滴在囚服上。
“闭嘴！你这个资本家的走狗！”
紧接着，更多的菜叶、土豆、甚至还有鸡蛋从四面八方飞来。
贝伦斯被砸得东倒西歪，但他依然站着，依然笑着，依然在念：
“‘总有一天，历史会审判你们！”
“就像今天你们审判我一样，总有一天，人民会站起来，把你们这些红色暴君送进历史的垃圾堆！’”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工人从人群中挤到最前面。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左腿明显受过伤。
他抬起头，盯着贝伦斯，声音沙哑但清晰：
“你叫弗里茨·贝伦斯，对不对？”
贝伦斯愣了一下，看着他。
老工人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报纸——是半年前的《柏林日报》，上面有贝伦斯的一篇文章。
他指着文章，大声念道：
“‘工人天生适合体力劳动，农民天生适合耕作，而知识分子天生适合思考和管理社会。’”
“‘这不是歧视，是自然分工。’”
“‘让工人管理工厂，就像让农夫指挥军队，结果只能是灾难。’”
他放下报纸，看着贝伦斯：
“这篇文章，是你写的吧？”
贝伦斯的脸色变了一下，但很快恢复：“是我写的，怎么，我说错了吗？”
老工人没有回答。
他转向台下，对着那十万双眼睛，大声说：
“同志们！我今年六十二了，在工厂干了四十六年。”
“我认识的字，是我儿子教的——他在工人夜校上了三个月，回来教我。”
“我活了六十二年，第一次知道，那些写文章的人，心里是这么看我们的！”
他指着贝伦斯，声音颤抖但愤怒：
“他说我们工人只配干活，不配思考！说我们让工人管理工厂是灾难！可我们——”
他指着自己的胸口，“我们让工厂产量提高了三成！我们让工人委员会解决了资本家几十年都解决不了的问题！”
“他凭什么说我们低贱？！”
台下爆发出震天的怒吼。
“对！”
“他凭什么！”
“枪毙他！”
贝伦斯的脸色终于变了。
他看着那个老工人，看着那十万张愤怒的脸，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什么都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审判长敲响了木槌。
“肃静！”
他等怒吼声稍稍平息，然后转向贝伦斯，缓缓开口。
他的声音不高，但穿透力极强，整个广场都能听见：
“贝伦斯教授，你刚才一直在说‘言论自由’，说‘民主宪政’，说‘暴力统治’，我有一件事想问你。”
贝伦斯看着他。
“1919年5月，”审判长的声音很平静，“艾伯特政府调自由军团进入柏林，镇压工人运动。”
“他们抓人，他们打人，他们杀人。”
“那个时候，你在干什么？”
“卡普政变的时候，自由军团在柏林街头开枪，打死打伤我们的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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