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8章 汉堡的公审（2/2）
他的副官走过来，低声说：
“台尔曼同志，您从早上到现在没吃东西……”
“等会儿。”
台尔曼说。
他走到那个五十多岁的老工人贝克尔身边——老人还站在广场边缘，看着卡车消失的方向。
“贝克尔同志，”台尔曼说，“谢谢你今天站出来说话。”
贝克尔没有回头。
他的声音沙哑：
“台尔曼同志，我……我刚才说的那些话，是真心的，可是……”
他转过身，眼眶终于红了：
“可是那个孩子，我带过他半年。”
“他刚进厂的时候，连扳手都拿不稳，我手把手教他。”
“他学会第一道工序那天，高兴得请我喝了一杯啤酒……”
台尔曼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说：
“贝克尔同志，我明白。”
他停顿了一下：
“但革命就是这样。”
“有时候，你必须亲手把曾经教过的人、曾经一起喝过酒的人，送上刑场。”
贝克尔没有说话。
“因为他已经不是那个学徒了，”台尔曼说，“他是收了敌人钱、准备杀我们的人。”
“你不亲手送他走，明天死的可能就是你的另一个学徒。”
贝克尔闭上眼睛，点了点头。
然后他转过身，一步一步走远了。
台尔曼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街角，才终于走向那辆等了他很久的汽车。
……
下午三时，汉堡德共区委办公楼。
台尔曼刚刚坐下，还没来得及吃午饭，门就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汉堡区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主任卡尔·韦伯，一个四十多岁的前造船厂工人，面容严肃，手里拿着一叠材料。
“台尔曼同志，整风运动的第一批材料汇总出来了。”
台尔曼放下刚拿起的黑面包：“念。”
韦伯翻开材料：
“第一件：汉堡港务局运输科科长埃里希·舒尔茨，在国有化过程中私自截留三吨水泥，用于修缮自家房屋。“
“经查，涉案金额折合马克约八百元。”
“第二件：汉堡苏维埃粮食配给站主任汉克·迈耶，利用职务之便，多次克扣工人配给份额，将多出的面粉、黄油倒卖给黑市。”
“经查，累计获利约两千三百马克。”
“第三件：汉堡赤卫队后勤处采购员弗里·贝克汉姆——和刚才那位老工人同名但不是同一个人——在采购军需物资时收受供应商回扣，涉案金额约一千五百马克。”
台尔曼的脸色越来越沉。
“第四件，”韦伯顿了顿，“涉及您。”
台尔曼抬起头。
“汉堡赤卫队副指挥、区委委员瓦尔特·舒尔茨举报，您在两个月前批准赤卫队采购一批军靴时，没有进行公开招标，直接指定了某供应商。”
“他认为这违反了‘反官僚主义’的要求，要求您在区委会议上公开说明情况。”
台尔曼沉默了几秒。
然后他点了点头。
“明天上午，召开区委扩大会议，我会在会上说明那次采购的详细情况。”
他看着韦伯，“所有证据、所有账目，都准备好，公开给每个委员看。”
“是。”
“另外，”台尔曼说，“前面那三件，该怎么处理？”
韦伯翻开纪律检查条例：
“第一件，截留物资，按金额应开除党籍，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件，克扣配给、倒卖黑市，性质更恶劣，建议开除党籍，从严惩处。”
“第三件，收受回扣，建议开除党籍，追缴全部赃款，移送司法机关。”
台尔曼沉默片刻，然后说：
“第一件，如果当事人主动退赔、公开检讨，可以考虑从宽。但要看他检讨的态度。”
“第二件，从严。”
“这种人在配给站，直接侵害的是工人的口粮，不能留。”
“第三件，按你的建议办。”
“采购环节最容易出问题，必须杀一儆百。”
韦伯一一记下。
台尔曼看着他：
“韦伯同志，整风运动才刚刚开始。”
“汉堡有两万三千名党员，一万八千名赤卫队员，几百名各级干部。”
“我们不可能指望每一个人都是干净的。”
“但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不干净，就要付出代价。”
韦伯点头：“我明白。”
他转身离开。
台尔曼终于拿起那块黑面包，咬了一口。
面包又干又硬，但他吃得很慢，像在咀嚼什么更沉重的东西。
……
晚上七时，汉堡工人俱乐部。
瓦尔特·兴登——中央宣传人民委员——站在临时搭起的小讲台后面。
他今天下午刚从柏林赶到汉堡，任务是了解基层镇反和整风的情况。
台下坐着三十多个工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
他们是汉堡各工厂的“宣传员”——由各厂工人委员会推选出来的，负责把党的政策和运动精神带回车间。
兴登推了推眼镜，声音平和：
“同志们，我今天不是来讲大道理的，我是想听听你们的真实想法。”
“镇反开始了，整风开始了，你们心里怎么想？”
沉默了几秒。
然后一个年轻工人举手。
他看起来不过二十出头，脸上还带着青春痘。
“兴登同志，我们厂今天上午选了陪审团。”
“选的是两个老工人，一个是我师傅，我师傅回来跟我们说……”
他犹豫了一下：
“他说，坐在那个台上，看着台下几千双眼睛，手都在抖。”
“他怕判错了，怕冤枉人，怕对不起工友。”
兴登点点头：
“你师傅的担心是对的。”
“任何一个人坐在那个位置上，都应该手抖。”
“不抖的人，反而危险。”
他顿了顿：
“但正因为怕判错，所以才要有检察院复核，要有法院把关，要有陪审团集体讨论。”
“不是一个人说了算，是大家一起说了算。”
“这样就算错，也不会错得太离谱。”
另一个中年女工举手：
“兴登同志，我们厂有个干部，平时挺凶的，动不动就训人。”
“这次整风，有人举报他贪污，我们查了，没查出问题。”
“但他以前训人的事，能不能在会上提？”
兴登思考了几秒：
“整风运动有三反：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
“官僚主义就包括脱离群众、动辄训人。”
“如果你们认为他有官僚主义问题，可以在会上提出来，让他检讨。”
“但要注意，”他补充道，“检讨不是整人。”
“目的是让他改，不是让他滚。”
“只要他真心改，群众可以给他机会。”
女工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又一个工人举手。
是个沉默的中年人，穿着码头搬运工的粗布工装。
“兴登同志，我有个问题。”
“镇反和整风，哪个更重要？”
这个问题很刁钻。
兴登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
“这个问题，林同志曾经回答过。他说：镇反是割身上的烂肉，整风是治身上的病。”
“烂肉不割，会死。”
“病不治，会烂。”
“两个都重要，两个都要做。”
他顿了顿：
“区别在于：割烂肉是跟敌人斗，治病是跟自己斗。”
“跟敌人斗，狠一点没问题。”
“跟自己斗，就要有耐心、有分寸。”
工人们安静地听着。
兴登最后说：
“同志们，你们在车间里、在社区里、在每一个工人身边，就是党的眼睛和耳朵。”
“你们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比我们坐在办公室里的人知道的，多得多。”
“所以，”他站起身，“拜托你们了。”
工人们沉默着，但他们的眼神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