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留芳记》（上）（1/2）

在一九二〇年时期，我曾有历史小说《留芳记》之作。屈指计来，已是五十年了，此书也是未完成之作，以章回小说体，共写了二十回，计有十万字，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今则早已绝版了。我于别的译著小说，并不十分着意，但于《留芳记》，却是下了一番功夫。病中无聊，偶尔追忆其事。

我在青年时代，在曾孟朴所办的《小说林》出版部，见他所写的《孽海花》，我也曾有过志愿，要想把当时的革命事迹，写成小说。也曾把秋瑾、徐锡麟的事，写成一二回，名曰《碧血幕》，当时革命尚未成功呢。因思历史小说者，不同于历史也，也不同于传记也，最好与政治、军事无关的人，用以贯串之，始见轻松俊逸。久久未得其人，而我也于这个志愿淡忘了。那年在北京，识张岱杉先生，偶谈及此事，他说：“有一个人，可以为你书中贯串一切的主人。”我问何人？他说：“是梅兰芳。这孺子一定成名，现在已经声誉满京华，士大夫争相结纳，用他来贯串，比了《孽海花》中的赛金花，显见薰莸的不同。”当日座中尚有宋春舫、钱芥尘诸君，都拊掌称善，我也觉得张岱老提出梅兰芳做我书中的核心人物，也颇为适当。就这样的三言两语，便引起我写这书的兴味来了。

梅兰芳我早就认得，他第一次到上海来，便到《时报》及各报馆拜客，又因为我友杨荫孙（北京交通银行行长）在上海张园结婚，演唱堂会戏（本来是上海丹桂第一台请来的，却以北京银行界的势力，抢先演唱了一次堂会戏），也和他晤谈过，其时他是二十岁吧？那时北京到上海的名公巨卿、文人学士，捧他的已经有很多很多人了。我为了写这小说，不能向壁虚造，一定要先行搜集材料，多多益善。在梅兰芳一方面，我的朋友属于“梅党”的极多（梅党两字，是他们党员自称的），要征集资料，可以供过于求。但是我的写这书，志不在梅的美艺嘉誉，而很想阐发那时民国革命的史实，如今想来，不免有些志大言夸了。

我这时便想着手搜集资料了，谈何容易，这真是一个艰巨的工作。我此次来北京，距离辛亥革命，已经有七八年了，洪宪时代也已过去，正是北洋军阀当权的时期。而我是生长在江南的人，从武昌起义，一直到清帝让位，江南人好像随随便便，没有什么大关系，譬如叉麻雀扳一个位，吃馆子换一家店；糊糊涂涂睡一觉，到明天起来，说道已经换了一个朝代了。

还记得江苏宣告独立之日，程雪楼（德全）以巡抚而易为督军的时候，我和《时报》一位同事程君，到苏州去观光一下。但见抚台衙门前只不过飘扬了一面白旗，至于老百姓，正是行所无事，各安其业，古人所谓匕鬯不惊呢。所以我必须在北京多搜集资料，因为此地虎斗龙争，狼奔豕突，可歌可泣，可怒可惊的轶事正多，这是我们治野史的所万不能放弃的呀！

但是搜集材料，却先从何处着手呢？自然要向在北京的朋友去访问，而我当时在北京熟识的朋友还不多，有的是在辛亥以后方到北京的；有的虽在北京而不问外事的。岱杉先生说：“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许多遗闻轶事慢慢地告诉你。”不过他也忙得很，我怎可为了我的小说材料，常去麻烦他（其时他是财政部次长兼盐务署）。而且他是现任官，到底有许多不便讲的呢。我这一次到北京，不过两星期，就要回上海，买的京沪来回票，有限期。因想不如下次再到北京来，多住几天，这种征求故事的工作，不是以急就章所成功的，最好是从容不迫，在饮宴中、谈笑中，无意得之，更为亲切有味。

回到上海不多久，可就有两位朋友见访，这两位朋友，可算得是梅党中的高级职员、宣传使者。这两人是谁呢？一位是赵叔雍，一位是文公达，叔雍是赵竹君的公子、公达是文芸阁的公子，叔雍任职于申报馆，公达任职于新闻报馆，为党魁支持舆论，也算得分派得好均匀了。我的《留芳记》还未动笔，而不知如何，他们消息灵通，情报周密，新闻鼻已经嗅到了。两人都是为梅郎作说客，我是心领神会的，叔雍先来，我知道他的意思，掉了一句京戏《空城计》的戏词，笑道：“司马的大兵来得好快呀！”叔雍的话，颇为蕴藉，他说：“畹华的为人，真如出污泥而不染，你先生也赏识他，呵护他的，关于云和堂的事（云和堂是北京的相公堂子），大家以为不提最好，免成白圭之玷。”公达的词令，没有叔雍好，他说话有点格格不吐。这位先生，文思邃密，而边幅不修，他还是费圯怀（念慈）的女婿呢，他的夫人嫌他没有功名，不漂亮，常常把他逐出闺房之外，大有天壤王郎之感。他说：“兰芳虽是冯六爷（冯耿光）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我说：“我知道：这次在北京，我也和兰芳见过几次面，以他的温文尔雅，我已心仪其人，决不会对他有轻佻之感。实在说，我写此小说的旨趣，目的并不在梅兰芳，只不过借他以贯串近代的史实而已。正要向两兄请教，以两兄的博闻广识，必有许多大好资料，光我篇幅咧。”

过不了几个月，我又到北京去了，这一次，我想在北京多勾留若干时日。我那时已经脱离《时报》了，无职一身轻，所以有此空闲岁月。这个时候，北京正是最繁盛的时期，也是最纷乱的时期，上海的许多朋友，也纷纷北上，除了去做官的人以外，如林康侯、杨荫孙，都入银行界；邵飘萍到北京开京报馆；《申》《新》两报都有发专电的特派员在京，《申报》是秦墨哂，《新闻报》是张继斋。还有本在北京的徐凌霄、一士昆仲；还有袁寒云也从上海回到北京来，旧友新知，更是多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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