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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都涨价了。中国人太多了。”

“哟，古院长？来来来，快坐快坐。”

古玫受过了这个狗东西趋炎附势的德性，愤怒地把自己的条件砸在桌上，恶狠狠地讲出了一大串话，这些语言攻击尚且未对男人造成什么攻击，他随便拿起几张纸读了几句，就笑着命令人把这个老太婆赶了出去，临着跨越台阶的时候，她因为低血糖差点跌在一个男人的怀里；他的女朋友嫌弃地把古玫赶走，抓紧时间前往了妇产科。还有更要紧的事，比为国家造出钢铁还要紧要。

古玫偷偷回了孤儿院，耿敦在顶楼上为古玫打着灯，二人一起细细数着院里这些孩子的档案。

可怕的事情就是这样：世界的历史朝着一个方向发展，个人的历史却完全不同，版本的异同之间参杂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原因，沾了血又惹了一身灰。

“这个骆延，男的女的？我看没爹疼没娘爱的，每次院里来人都没人选她。就她吧。”

古玫瞬间把骆延的那张纸夺过来放到了怀里。耿敦实在受不了古玫这样谁都不愿放弃谁都想留在身边这样优柔寡断的行为了，索性一把把这些小屁孩儿的纸全都扔给古玫，自己踩着拖鞋走了。

古玫重新摆好被愤怒踢翻的灯，一擡头就看见骆延正盯着自己，深棕色的眼睛里藏满了哀愁似的。

古玫笑了下，搬了把凳子让骆延坐在自己身边，自己则反复和自己的良知搏斗着——

她不想把任何一个孩子送走。但几万吨的责任砸在肩上的滋味太不好受了。

骆延似乎看懂了古玫在干什么，她从凳子上跳下，一把把所有纸都给抢走；古玫默默看着她一边流着眼泪一边又用小手擦着，抿着嘴不让自己发出一点悲伤的声音，最后她把利用灯下的酒精把火打着，把所有孩子的档案一把扔了进去，浓烟带走了所有人的良心。

这就是年仅七岁的骆延带给年近五十的古玫最后的安慰。

骆延用她的小手在古枚的眼下认真地擦着，直到古枚的眼泪化干，直到古玫把她抱入怀里，一起在即将到来的末日里相依为命。

我们什么时候才会说出事情的真相？世界的真面目又是怎样的？

巨大的落锤和破碎机重重地摧毁了工人们的公寓楼，俱乐部的门面被挖掘机扔进了市场的垃圾桶，失业的工人们四处寻找走失的饭碗，手里举着牌子列出自己的技能和特长，曾经辉煌的交谊厅与文化宫沦落至此，下岗的妇女和不受控制的男性们夺取了一个又一个阵地。逐渐需要忙起来的屁股们像许多建筑，他们要在这座年轻的城市里拔地而起，城市在荒原、沙砾地、荒野和田野上拔地而起，阶级分明地、多快好省地、马不停蹄地。

一些本就不富裕的家庭走入了分崩离析的处刑台，大把大把的钱都不知道进了谁的口袋里，疯狂的街头上尚且在学步之中的孩子止不住哭泣，金钱永远不会乖乖坐着；它的活力远超过我们的理解，它就是个永远不知道休息的青少年，激素分泌过旺，痤疮布满每处，油头粉面在钢筋水泥面前不堪一击，它会把神经递质变成人民币，把梦想变成一沓沓钞票，把钢厂变成一对又一对白花花的大腿，把视为一辈子的愿望置换成永远都摸不到的家具城。

“坏人”把他们的工作抢走了，总有一天，他们会因为“撒谎”而受到应有的惩罚。

过去没有电，没有很好的设备和充裕的资金，就连电话号码数字都很短，让人不由得想象那时的生活更简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从来都不是发现了一对同性恋、胡夫金字塔的大功告成、美国又发现了哪里有取之不尽的石油，而是第一次张嘴说话，第一次尝试站立，响指，口哨，江河，春天迟到了。他把暖风刮去了南方。

她依然会容忍这种说辞，心里清楚很多人天生就不把别人的行为往好处想，不是出于恶意或者坏心，就是出于无聊和对自己生活的不满。

——

余渊在孤儿院里有很多个“最”，比如说最安静，最暴躁，最调皮，最显眼，年龄最大等等。再加一个，全孤儿院中最讨厌骆延的人。

余渊最擅长的事就是欺负骆延，即便他本人不承认这件事。黄盖似乎也是这么想的——

他天真地以为这一切都无所谓，打赢了骆延就能在小团体中搏得他最渴望的关注，然而事实上是，等到孤儿院消失，等到那个和自己一样活在底层的女孩消失，自始至终都没有人看他一眼。

余渊从小就被送进了孤儿院。

孤儿院不远处有一家炼钢厂，那里长期浓烟滚滚噪音不断，时常会开出一些巨大的车辆，时常会在半夜弄出一些奇怪又令人心烦的声响。

有时那里又会闹哄哄的，搞得每个人都睡不好觉。往往这时候，躺在床上的余渊就会顺着窗户的缝隙数星星。但总是有些来路不明的东西问都不问就溜进一个人的心脏里，它从不问那个人的地址，住在何方，邻居是不是个好人，它对他的立场、尊严、羞耻心、等等统统不敢兴趣，在大是大非面前那座钢厂显得极其冷漠，不为任何人考虑，不把任何事情放在心上，反正在哪都不安全，它就像一只魔手，时刻将脆弱的人从虚无的保护中再次揪回来。无论是常识、二战堡垒、哲学家、上帝的胡子，那对那东西统统不管用。无人能够逃脱。

那里唾手可得，灿若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