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64章 新声之中有异音（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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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臣知道。但如果我们因为他说了一句话就处理他，那宪章就成了废纸。今天我们可以因为欧洲人治欧洲这句话处理他，明天就可以因为任何一句不顺耳的话处理任何人。这个口子一开，就收不住了。

我沉默了。

他说得对。

这就是制度的代价——你必须容忍你不喜欢的声音。因为制度保护的不是某一种声音，而是所有声音。你不能只保护你喜欢的，不保护你不喜欢的。

那你打算怎么应对？我换了个问法。

用声音对抗声音。常洛说，郑明远说欧洲人治欧洲，那我们就让更多的人站出来说联邦是所有人的联邦。不是用权力去压制他，而是用道理去说服他——或者说服那些听他说话的人。

你觉得能说服吗？

不一定。常洛坦然地说，但至少比压制好。压制只会让他变成英雄，说服至少有可能让他变成少数派。

我看着常洛，心里有一种复杂的感觉。

这个孩子比我想象的要成熟。他不是在回避问题，而是在用一种更高明的方式处理问题。

但我还是不放心。

常洛，我说，民族主义这个东西，不是靠说服就能解决的。它扎根在人的血液里，在文化里，在语言里，在肤色里。你可以说服一个人，但你说服不了一个民族。

儿臣知道。他点了点头，所以儿臣不打算说服一个民族，儿臣打算给他们一个比民族更大的认同。

什么认同？

联邦认同。他说，让欧洲人觉得自己首先是联邦公民，其次才是欧洲人。让他们觉得联邦给了他们比欧洲人这个身份更多的东西——安全、繁荣、自由、尊严。当联邦认同大于民族认同的时候，欧洲人治欧洲就不再有市场了。

这需要时间。

是的，需要很长的时间。也许一代人，也许两代人，也许更久。但这是唯一的路。

我靠在椅背上，看着天花板。

他说得对。这是唯一的路。

但这条路太长了，长到我看不到尽头。

我这辈子征服了半个地球，但我征服不了人心。刀枪可以让人跪下，但不能让人心甘情愿地站在一起。

真正的统一，不是疆域的统一，是人心的统一。

而人心的统一，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

父皇，常洛看着我，您不用担心。这件事儿臣会处理的。

朕不担心你处理不了。我说，朕担心的是，这只是开始。今天是欧洲人治欧洲，明天可能是美洲人治美洲，后天可能是蒙古人治蒙古。民族主义的种子一旦发芽，就像野草一样，割了一茬还有一茬。

那就一茬一茬地割。常洛说，割到最后，野草也会累的。

我忍不住笑了。

你这话倒是有几分朕年轻时候的味道。

儿臣是父皇教出来的。

我摆了摆手，让他走了。

常洛走后，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想了很久。

民族主义。

这是我在建立联邦的时候就预见到的问题，但一直没有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我能做的只是建立制度、推行教育、促进融合，但这些都是慢功夫，不是一朝一夕能见效的。

而民族主义的种子，已经在发芽了。

郑明远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随着和平年代的延续，随着战争记忆的淡去，越来越多的人会开始追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我为什么要听北京的？

这些问题，制度回答不了。

只有认同才能回答。

而认同的建立，需要时间。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了。

那天晚上，我在日记里写道：

崇祯十八年四月十七。议会中有年轻人提出欧洲人治欧洲，民族主义之种已在发芽。此非制度所能根除，唯有以认同化解之。然认同之建立，非一日之功。朕已老矣，此事只能交与后人。但愿后人有足够的智慧，在统一与多元之间找到平衡。

写完之后，我吹灭了蜡烛。

黑暗中，我听到窗外的风声。

四月的风，温柔而执拗，像是在诉说着什么。

我听了一会儿，没有听懂。

也许风说的话，本来就不是给我听的。

是给后来的人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