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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斯德哥尔摩的舆论风暴(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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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娜被索尔伯格推到了前面。“这位是莉娜·维尔塔宁女士,文章的主要作者,前芬兰教师,亲身经历过特别状态下的教育迫害,现在负责我们的教育项目。她最了解情况。”索尔伯格简短介绍,然后对莉娜低声说,“小心回答,只讲事实,不谈政治。重点是安娜的人道工作,芬兰普通人遭受的苦难,国际社会的道义责任。明白吗?”

莉娜点头,深吸一口气,走向那两个记者。她穿着索尔伯格夫人借给她的深蓝色套装,头发整齐地梳在脑后,看起来像个严肃的学者或教师,而不是激进的政治活动家。这有助于建立可信度。

采访持续了一个小时。莉娜用流利的瑞典语和德语(她在大学学过),回答了记者们的问题:安娜的慈善工作具体做什么?她帮助了多少人?逮捕她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她在监狱里可能面临什么?芬兰的教育系统现状如何?特别状态对普通家庭的影响?她引用具体的数据和案例,语气平和,但每个事实都像一块石头,投入记者们心中,激起涟漪。

“维尔塔宁女士,”英国记者最后问,“您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瑞典、德国、英国这样的国家——应该对芬兰的现状做些什么?”

莉娜沉默了几秒,然后缓缓说:“我不是政治家,无法建议具体的政策。但我认为,至少,国际社会应该看到,听到,记住。看到芬兰正在发生的事,听到芬兰人的声音,记住特别状态下的苦难和不公。然后,用各自的方式——媒体的报道,学者的研究,民间组织的援助,甚至政府的私下关切——表达关注,施加压力,让那些制造苦难的人知道,他们的行为不是秘密,不会被遗忘,会面临历史的审判。也许这不能立即改变什么,但至少,能让那些在黑暗中坚持的芬兰人知道,他们不是孤独的,世界没有忘记他们。这对他们,是巨大的精神支持。而精神支持,有时比物质援助更重要。”

采访结束了。记者们满意地离开,答应会写报道,会向各自的总部推荐这个故事。莉娜回到二楼办公室,感到一阵虚脱般的疲惫,但心中有一种奇异的充实感。她走到窗前,望着斯德哥尔摩冬日的街道,看着行人匆匆,车马往来,这个城市平静而繁荣,与芬兰的黑暗和苦难仿佛两个世界。但今天,通过一份报纸,一篇文章,这个世界的一小部分人,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真实,产生了共情,也许,会因此做出一点改变。

“做得很好,莉娜。”索尔伯格走进来,手里拿着一叠电报,“哥德堡、马尔默、奥斯陆的报纸都决定转载。柏林和伦敦的报纸也发了电报询问。我们准备的背景材料已经全部寄出。另外,”他压低声音,“瑞典外交部的一个‘消息人士’私下告诉我,外交大臣德·格尔伯爵今天上午看到了报道,在内部会议上说‘这件事很棘手,但舆论已经形成,我们不能完全无视’。他可能会在下次内阁会议上,提议增加对芬兰的人道援助,并以‘保护慈善工作者’的名义,向俄国大使表达关切。虽然不会公开谴责,但这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

莉娜的眼中涌上泪水。她用力眨眼,忍住。“安娜知道了吗?她在监狱里……”

“不知道。但我们能做的,就是让全世界知道,给她施加无形的保护。当她的名字和面孔传遍欧洲,格奥尔基就不敢对她用最极端的手段。这就是舆论的力量。”索尔伯格拍了拍她的肩,“你去休息一下吧。今天下午还有几个采访,晚上要准备德语和英语版本的文章,寄给国际媒体。我们要趁热打铁,将这场舆论风暴烧得更旺。”

莉娜点头,回到自己的小房间。她躺在床上,却睡不着。脑海里浮现出安娜的脸,那是她在赫尔辛基一次秘密教师聚会时见过的,安娜作为“慈善修女”来送食物,安静,温和,但眼神坚定。那时莉娜不知道她是埃里克的妹妹,不知道她是抵抗组织的重要成员,只知道她是个善良的人。现在,这个人因为善良和坚持,被关在黑暗的监狱里,承受着难以想象的痛苦。

但至少,现在全世界开始知道她的名字,她的脸,她的故事。这也许不能救她出狱,但能让她在黑暗中,知道外面有光,有人记得,有人关心,有人在为她呼喊。这本身,就是一种力量,一种希望,一种不灭的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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