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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1章 斯德哥尔摩的舆论风暴(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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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娜·维尔塔宁站在斯德哥尔摩中央火车站外的报摊前,手里拿着一份刚出版的《斯德哥尔摩新闻报》,头版头条的黑体标题像一记重拳,砸在她的眼睛上:

“慈善修女成为政治犯:特别状态下的良心危机”

标题下方,是安娜·科尔霍宁的画像——那是索尔伯格先生通过秘密渠道搞到的照片,由流亡画家连夜临摹,制成锌版印刷的。画像上的安娜年轻,清秀,眼神温和而坚定,完全符合人们对“慈善修女”的想象。画像旁边,是莉娜亲自撰写的长文,详细描述了安娜在赫尔辛基工人区和码头区从事慈善工作,为贫困儿童提供食物和教育,为老人提供医疗帮助,然后因“组织非法网络”被捕,关押在第三厅秘密监狱,遭受审讯的经过。文章没有提及“影子议会”,没有提及抵抗运动,只强调安娜的慈善工作和被捕的荒谬——一个帮助穷人的人,成了国家的敌人。

莉娜快速浏览文章。她的文字被编辑稍作润色,但核心内容都在,语气冷静,事实清晰,引用了一些“匿名目击者”的证词(实际上是通过教会网络收集的真实案例),还提到了帕维莱宁教授在狱中病逝、曼纳海姆议员被长期关押等关联事件。整篇文章像一份严谨的调查报告,没有煽情,但正因如此,更有说服力。

她买了十份报纸,走回“芬兰之家”。一路上,她看见许多行人都在看这份报纸,有人皱眉,有人摇头,有人低声议论。在街角的面包店,她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交谈:

“你看了吗?那个修女的事。太可怕了,帮助穷人也要坐牢。”

“俄国人越来越过分了。我听说他们在芬兰关了很多人,连议员和教授都不放过。”

“瑞典政府不该说点什么吗?毕竟我们是邻居。”

“嘘,小声点。这种事,政府不敢管的。但报纸能登出来,总是好的。”

莉娜的心跳加快了。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将芬兰问题从抽象的“政治冲突”,转化为具体的、有血有肉的“人道危机”,让普通瑞典人产生共情,进而形成舆论压力。而选择安娜作为焦点,是精心策划的:她年轻,女性,慈善工作者,这些身份最容易引发公众的同情和愤怒。而且,她是埃里克的妹妹,埃里克是“蜂巢”的创建者,是抵抗运动的象征,报道安娜,实际上也是在间接声援埃里克和整个抵抗运动,但不会直接触怒瑞典政府的“中立”红线。

回到“芬兰之家”,莉娜发现一楼接待室已经挤满了人。索尔伯格先生正在接电话,语气急促但冷静:“是的,我们已经准备了完整的背景材料,包括安娜·科尔霍宁的慈善工作记录、逮捕的法律依据分析、特别状态下教育系统的数据……对,可以马上送到编辑部。照片?我们还有几张她在慈善堂工作的照片,但不太清晰……好,锌版我们可以提供。”

是《哥德堡邮报》打来的,他们想转载这篇文章,并做深度跟进报道。索尔伯格挂掉电话,立刻又有电话进来,是马尔默的一家报纸。接着,门被敲响,两个陌生男人走进来,自称是德国《法兰克福报》和英国《每日新闻》的驻斯德哥尔摩记者,看到《斯德哥尔摩新闻报》的报道后,想采访“芬兰之家”的负责人,了解更多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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