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3章 问米（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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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事发生在我二十五岁那年清明前后，地点是赣州城外一个叫沙石埠的镇子。我外婆的亲妹妹——我喊她姨婆——就住在那个镇子上。姨婆这个人，在我们整个家族里是个特殊的存在。逢年过节亲戚聚在一起，大人们聊起她的时候，声音总会不自觉地压低几分，表情也变得微妙起来，像是嘴里含着什么烫嘴的东西，吞不下去又吐不出来。我小时候不懂这是为什么，只觉得姨婆是个挺和善的老太太，每次去她家都有芝麻糖吃。长大之后我才慢慢知道，姨婆在沙石埠那一带，是出了名的“问米婆”。

问米，在我们那边的方言里又叫“问神”或者“落阴”，简单来说就是通过某种仪式把死人的魂请上来，让活人跟他们对话。这个行当在民间一直存在，但从来不能摆到台面上说，因为主流社会认定它是封建迷信，搞这个的人轻则被人指指点点，重则被举报抓去派出所。所以姨婆做了一辈子问米，从来不打招牌不挂门面，全靠熟人介绍，你介绍一个我介绍一个，口口相传，像地下的暗河一样无声地流淌。

我二十五岁那年清明，之所以跑去找姨婆，是因为一个让我无法释怀的原因——我最好的兄弟陈浩死了。陈浩跟我是高中同学，一起在赣州三中念了三年书，睡上下铺的那种交情。后来我考上了南昌的大学，他没考上，留在赣州开了家汽修店。我们虽然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每年过年回家必定要聚一顿，喝几杯酒，吹一晚上牛。出事那天是清明前一周，他骑摩托车去给一个客户送配件，在323国道上被一辆超载的渣土车刮倒了，人摔出去十几米，当场就不行了。我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南昌的出租屋里煮泡面，电话那头陈浩的妈妈哭得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泡面煮烂了我都没吃，坐在床上发了一夜的呆。

我赶回赣州参加了他的葬礼。他躺在棺材里，脸上化了很浓的殡仪妆，腮帮子上两团不自然的红晕，看起来像个蜡人。我怎么也没法把这个蜡人跟当年那个跟我翻墙逃课、偷摘人家枇杷、在操场上光着膀子踢球的陈浩联系在一起。葬礼结束之后，我心里像堵了块石头，吃不下睡不着，总觉得有些话还没跟他说完，总觉得他就这么走了太突然太潦草，像是看到了一本看到一半被撕掉了结尾的书。就在我消沉了将近一个星期之后，我妈忽然说了一句：“你实在想不通，就去找你姨婆试试。”我一愣，问找姨婆干什么。我妈没直说，只是把姨婆的地址给了我，然后加了一句：“去的时候什么都别带，带一颗诚心就行。”

姨婆的家在沙石埠老街的最深处，一栋两层的红砖小楼，围墙上爬满了薜荔，叶子密密麻麻地叠在一起，绿得发黑。我敲门的时候是下午三点，太阳还很高，但那栋房子的堂屋里却暗得很，一进门就闻到一股浓郁的檀香味，浓得几乎能把人呛出眼泪来。堂屋正中间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供着一尊观音像，观音前面是香炉、水果、清水，两边的墙上挂满了红色的锦旗，上面写着“有求必应”“神通广大”之类的话，那些锦旗有的已经旧得发黄了，有的看着还挺新，层层叠叠地挂在墙上，像一面面褪了皮的伤疤。

姨婆见到我没说什么客套话，只是盯着我的脸看了几秒钟，然后叹了口气，说：“你脸上有晦气，是来问人的吧。”我点了点头，把陈浩的事简单说了一遍。姨婆听完沉默了一会儿，说：“问米我可以帮你做，但有三个规矩你得守。第一，我问到什么你听什么，不该你说话的时候别插嘴。第二，叫你走的时候立刻走，别回头。第三，今天晚上不管发生了什么，出了这个门，跟谁都别说细节。你做得到，我就帮你问。做不到，你现在就回去。”

我说我做得到。

姨婆让我先去洗一把脸，用的是她后院井里打上来的水，冰凉刺骨，带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洗完脸之后，她让我坐在堂屋侧边的一张木椅上等着。她自己开始准备东西。我看着她从里屋抱出一个陶罐，罐子里装着白花花的大米。她把米倒在一只青花瓷碗里，堆成冒尖的一碗，然后把碗放在八仙桌的正中央。接着她点了三炷香，不是插在香炉里，而是直接插在那碗米上。香灰落下来，落在米粒上，白米被烫得微微变色，发出了极其轻微的滋滋声。姨婆又拿出一个铜盆，盆里铺了一层黄纸钱，她用火柴点着了盆里的纸钱，火苗蹿起来的时候，她把堂屋的灯关了。整间屋子只剩下香头和燃烧的纸钱发出的暗红色光亮，姨婆的脸在那光线里像一张被揉皱又摊开的黄表纸。

她面对着我坐了下来，中间隔着八仙桌和那碗米。她闭上了眼睛，呼吸声变得很重很慢，胸腔起伏的幅度很大，像是一个正在潜入深水的人在做最后的深呼吸。堂屋里安静极了，只有纸钱燃烧时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香灰落米的沙沙声。她忽然开口了，声音很轻，像是在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着空气说：“陈浩，陈浩，你兄弟来看你了。你在哪里？你应一声。”话音刚落，那碗米上插着的三炷香的香头，同时闪了一下。不是风吹的，堂屋的门窗都关得严严实实，连一丝风都透不进来。三炷香的香头像是被人同时吹了一口气，骤然亮了一下，由暗红色变成了明红色，然后重新暗了下去。

姨婆的身体开始微微发抖。她的头低垂着，下巴几乎贴到了胸口，脖子上的皮肤松弛地耷拉着，喉结的位置一上一下地滚动，像是在咽什么东西。然后她开口了，但那个声音不再是她自己的声音。姨婆说话的声音是那种老太太特有的干哑粗粝，像是砂纸磨在木板上。但这个声音完全不同——年轻、粗糙、带着一股子街头的痞气，每一个字的尾音都不自觉地往上翘，那是陈浩说话的习惯。我听到那个声音从姨婆嘴里出来的瞬间，全身的汗毛齐刷刷地竖了起来，后脊梁一阵一阵地发麻，像是有人用冰块贴着我的脊椎骨往下滑。

“兄弟。”姨婆——不对，是那个声音——说。

我嘴唇哆嗦着，回了一声“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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