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准备（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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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秉文沿着来时的路往回走。
巷口的剃头铺子已经收了摊，门板一块块合上了，收音机也关了，整条巷子安静下来。
巷子里飘来各家各户晚饭的味道。
这附近住的都是各个工厂或者机关单位的职工，端着国家铁饭碗，在这个时代里也算属于高收入家庭了。
所以吃的也还可以。有炒菜心的，有煎鱼的，还有一家在煮什么汤，香气混在一起，说不清道不明，但闻着就是踏实。
推开自家院门的时候，粿条汤的香味从厨房里飘出来，猪肝和葱花的味道混在一起，热腾腾地扑了他一脸。
潮汕人喜欢吃粿条汤，特别是双职户，一是方便，二是节俭。
母亲说的“多放两片猪肝”，在这个年代已经算是奢侈了——六十年代末一般家庭三餐难得有鱼有肉。
“回来了？饭菜马上就好了。”叶舒柔的声音从厨房传出来，平平淡淡的，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周秉文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夕阳的余晖洒在那棵石榴树上，把叶子染成了金红色。老三周秉海蹲在屋檐底下剥蒜，抬头看了他一眼，什么也没说，又低下头继续剥。
饭桌上摆了三副碗筷。
父亲周大山还没下班，可能晚饭就在工厂食堂里解决了。不过母亲还是把给父亲留的那份扣在锅里温着。
粿条煮得软烂，汤头浓白，猪肝切得薄薄的，浮在汤面上，撒了一把葱花和炸蒜末。
周秉文低头呼噜呼噜地吃了一大碗，额头沁出一层薄汗。
三个弟弟妹妹也吃的欢快，先三只小猪似的，呼噜呼噜呼噜……
叶舒柔坐在对面，慢悠悠地喝汤。喝了两口，忽然像是不经意地问：“去了公园？见着同学了？”
“嗯，都见了。”
“都定下来了？”
“下乡的、顶岗的、托关系找工作的，都有。”
叶舒柔没再追问。她把碗里的粿条拨了拨，低头说了一句：“别人的路是别人的。你走你的。”
周秉文把碗端起来，把汤也喝干净了。碗底朝天的时候，他看见碗底那朵青花图案被汤渍晕得模糊了，像隔着一层水看过去的世界。
他把碗放下。“妈，我吃好了。”
“嗯，去歇着吧。”
他站起来往厢房走。经过走廊的时候，看见了墙上那张褪色的宣传画。
四个工农兵扛着红旗往前走，底下有一行小字：“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他今天看了很多这个时代的东西：青石板巷、老剃头铺、韩江上的木船、西湖公园的老榕树、同学脸上的笑。
他在街上走过的时候，看见国营商店的柜台后面，售货员把一包白糖用牛皮纸卷起来，拿纸绳扎了个十字花；
看见一个推着板车卖菜的老农，赤着脚踩在柏油路上，脚底板黑黢黢的，板车上堆着一把把扎好的空心菜，菜叶上还带着水珠；
看见巷口几个小孩蹲在地上抓石子，精心从河边捡来的圆石子滚进阴沟缝里，一个孩子趴下去掏了半天没掏出来，其他几个就笑成一团。
这些都是真的。
这些是1969年潮州城一个普通下午的真实切面。
而他，马上就要离开这些了。
匆匆而来，又匆匆而走。
再回来的时候，不知道又会是怎样一番景象。
他推开厢房的门，在床板上坐下。
挎包还靠墙放着，蓝布包塞在最底层。他伸手进去摸了摸那个布包的棱角，确认它还在，然后缩回手，仰面倒在了床板上。
天花板上那个小洞还在，蚊帐顶上悬着一根细细的蛛丝，在穿堂风里轻轻晃荡。
窗外，潮州的夜一点一点暗下来了。
巷子里传来邻居家收音机里样板戏的唱腔，断断续续的，被晚风吹得一截一截的。隔壁有人在喊孩子回家吃饭，声音拖得老长。
远处的韩江上，大概还有最后一条木船在往回划，橹声一下一下，隔着几条街传过来，模糊得像一声叹息。
周秉文闭上眼睛。
他在心里默默地算着：从潮州到深圳，坐长途汽车大概要两天。陆路偷渡，需要蛇头带路，价格据说在五十到一百港币之间。到了香港，先去找大姨。
荃湾的干货铺子，大姨信里说过地址，母亲记得很清楚，走之前会抄给他。
现在的香港，还没有实行抵垒政策，偷渡者到了香港之后，需要有亲戚收留，不然就会被遣返。
其实没有亲戚也没关系，每年那么多人从大陆逃到香港，怎么可能每个人都有亲戚在香港。
只要花钱，满大街的路人都可以是叔叔舅舅。
不过有总比没有好，一来可以省一笔钱，二来，到了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有个亲戚在，总不至于孤独。
偷渡的事情，母亲也会帮着找路子。
幸好遇到一个开明的母亲。
如果让自己一个人像无头苍蝇一样去闯，说不定碰的头破血流，也找不到去香港的路。
每一步都有风险。
但他没有别的选择。
他也不想有别的选择。
他翻了个身，把脸埋进那个蓝布包里。
布料上还有母亲枕头底下的气味，说不上来是什么味道，有点像樟木，又有点像晒了一整天的棉布。
他攥着那包东西，渐渐睡过去了。
窗外，石榴树的影子被月光拉长了，投在窗纸上，一晃一晃的。
时间一晃而过，马上就到了知青出发的日子。
八月二十六号，天还没亮透。
周秉文就被厨房里的动静吵醒了。
铁锅碰灶台的叮当声，清水哗啦冲进盆里的响动，还有母亲压低嗓门跟谁说话的声音——大概是老三在灶前烧火，母亲在催他火大些。
周秉文从床板上坐起来。
那床薄被被他卷成一团靠在墙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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