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0章 水乡的怨念（1/2）
我叫沈念，是一名纪录片导演。
说实话，这个头衔听起来光鲜，实际上我做的不过是些给地方旅游局拍宣传片的活儿，美其名曰“人文纪录片”，实则就是高级点的广告。干了五年，我已经习惯了在各种各样的古镇、山村、风景区之间辗转，拍些“炊烟袅袅的清晨”“撑着油纸伞的姑娘”之类的画面，配上煽情的旁白，让观众产生“此生必去”的冲动。
二〇二一年秋天，我接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项目。
委托方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文化传媒公司，老板姓方，四十出头，说话时总带着一种让人不舒服的急切。他约我在一家咖啡馆见面，推过来一份合同，封面上的项目名称写着：《江南水乡最后的记忆》。
“沈导，我看过你拍的《徽州老宅》，很有味道。”方总搓着手说，“这次我们想请你拍一个真正的纪录片——关于浙北一个即将拆迁的水乡古镇。”
“拆迁？”我翻着合同，有些意外，“哪个古镇？”
“叫鹤鸣镇。”方总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里有一种微妙的谨慎，像是在提起一个不该被提起的名字，“在湖州和嘉兴交界的地方，很小，在地图上都找不到。明年春天就要整体拆除，搞什么湿地公园开发。”
我打开手机地图搜了一下，果然如他所说，那片水域标注着“待开发区”，没有任何地名。
“为什么找我？”我问。
“因为我们需要一个有敬畏心的人。”方总的回答有些莫名其妙，“沈导，那个地方……有些特殊。我不希望你把它拍成一个旅游宣传片。我要你拍出它的真实面貌——所有的。”
他说“所有的”三个字时，眼神闪烁了一下。
我当时以为他指的是水乡衰败的残酷现实、村民拆迁的复杂情绪之类的东西。现在回想起来，方总的眼神里藏着的是恐惧。
签下合同后，我用了一周时间做前期调研。网上关于鹤鸣镇的信息少得可怜，只有几篇地方志的零散记载。我托朋友在湖州市档案馆查到了一份一九八六年的《鹤鸣镇志》，薄薄的一本油印小册子，纸张已经发黄发脆。
镇志的开篇是这样写的：
“鹤鸣镇，又名沉砚镇，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因镇中一汪‘砚池’而得名。池水终年不竭，形如古砚，相传有仙鹤常栖于池畔鸣叫，故名鹤鸣。镇中居民多以养蚕、捕鱼为业，世代安居，民风淳朴。”
后面的内容大多是关于行政沿革、人口变迁、物产经济的枯燥记录。但在翻到最后一章时，我注意到一段手写的批注，字迹潦草，像是匆忙添上去的：
“一九七五年夏，砚池干涸七日，池底现古井一口，井中有异响，村民不敢近。后连降暴雨，池水复盈，事遂寝。然自此以后，镇中多有怪异之事，数人无故失踪，至今未解。”
这段文字约辨认出是“水鬼”。
我合上镇志，后背有些发凉。但作为一个受过专业训练的纪录片导演，我告诉自己，这些都是民间传说的陈词滥调，每个古镇都有几段类似的怪谈，无非是吓唬小孩的故事。
我定了两张去湖州的高铁票，给我常合作的摄影师老周发了条消息：
“准备出发，这次拍点不一样的。”
老周秒回了一个竖大拇指的表情。
那时候的我们都不知道，这趟拍摄会让我们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第一章 入镇
九月十七日，我和老周抵达湖州，又转了两趟乡村巴士，才在傍晚时分到达鹤鸣镇所在的湿地边缘。
司机把我们放在一条水泥路的尽头，指着远处一片模糊的水影说：“顺着堤坝走二十分钟就到了。不过你们确定要去？那个镇子都快没人了。”
“我们去拍纪录片。”我解释道。
司机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让我想起了方总——谨慎中带着某种说不清的东西。他没再说什么，关上车门，掉头走了。
我和老周扛着设备走在堤坝上。九月的江南，天暗得还算晚，但空气里已经弥漫起一层薄薄的雾气。堤坝左边是一望无际的水塘和芦苇荡，右边是成片的桑树林，桑叶已经有些发黄，在风中沙沙作响。
“这地方挺荒的啊。”老周点了一根烟，“你确定有古镇？”
“就在前面。”
走了大约二十分钟，堤坝拐了一个弯，一座石拱桥出现在我们面前。桥不大，青石砌成，桥身上爬满了薜荔和络石藤，密密麻麻的绿叶几乎遮住了桥名。我拨开藤蔓，露出三个阴刻的字——鹤鸣桥。
桥的那一头，就是鹤鸣镇。
第一眼看到这个镇子，我就知道方总为什么找我来拍了。
鹤鸣镇不像我见过的任何古镇。那些被商业开发过的古镇——乌镇、周庄、西塘——虽然古色古香，但骨子里是热闹的、鲜活的，到处是酒吧、民宿和卖芡实糕的店铺。而鹤鸣镇是沉默的。
镇子沿着一条蜿蜒的河道展开，两岸是典型的江南民居，白墙黛瓦，马头墙高耸。但墙上布满了水渍和青苔，有些地方墙皮已经大片剥落，露出里面的碎砖。瓦缝里长着一蓬一蓬的瓦松，在暮色中呈现出一种暗沉的紫红色。河道里有几条乌篷船，船身半沉在水里，船头长满了水葫芦。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安静。
不是那种乡村傍晚应有的、带着炊烟和狗吠的安静，而是一种彻底的、几乎有实体的寂静。没有鸟鸣，没有虫声，连风吹过树叶的声音都没有。河水在暮色中纹丝不动，像一面深绿色的镜子。
“我操，”老周低声说，“这地方拍恐怖片都不用布景。”
“别瞎说。”我扛起摄像机，开始拍摄空镜。
我们沿着河岸走了大概十分钟，才在一条巷子口看到一个活人。是个老太太，坐在一张竹椅上剥毛豆，脚边蹲着一只瘦骨嶙峋的橘猫。老太太看到我们，手里的动作停了，浑浊的眼睛盯着我们看了很久，然后用方言说了一句话。
我听不太懂湖州话，但大概猜出她在问我们是哪里来的。
“阿姨，我们是来拍纪录片的，想记录一下鹤鸣镇拆迁前的样子。”我大声说，怕她耳背。
老太太把剥好的毛豆放进一个搪瓷盆里，慢吞吞地说：“拍什么拍，这个镇子有什么好拍的。该走的都走了，该沉的都沉了。”
“该沉的都沉了？”我追问，“什么意思？”
老太太不再说话，低头继续剥毛豆。那只橘猫站起来，弓着背朝我们“喵”了一声，声音又尖又细，在空旷的巷子里显得格外刺耳。
我们继续往里走，发现镇子里确实没剩多少人了。大部分房屋都上了锁，门上贴着拆迁通知，白纸黑字，盖着红色的公章。偶尔能看到几户还有人住的痕迹——晾在院子里的衣服、窗台上的肥皂盒、门前的破旧藤椅。
在镇中心，我们找到了一个可以落脚的地方——一家叫“鹤鸣客栈”的老旅馆。说是旅馆，其实就是一个稍大的民宅，二层木楼，门口挂着一块褪色的招牌。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姓顾，瘦高个，脸上皱纹很深，像是被水浸泡过的河岸。
“住店？”顾老板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一把蒲扇，有一下没一下地扇着。
“对，两个人，大概住一周。”我说。
顾老板看了看我们身后的摄影设备，面无表情地说：“楼上两间房，一天八十，热水晚上七点到九点有，早饭六点半。”
“行。”
我们放下行李，简单收拾了一下，下楼吃饭。顾老板给我们做了两碗咸菜肉丝面，面条是手擀的，汤底浓郁，味道出乎意料的好。吃饭的时候，我试着跟他聊天。
“顾老板，鹤鸣镇有多少年历史了？”
“一千多年吧。”顾老板坐在对面，点了一根烟，“听老辈人说，唐朝就有了。以前热闹得很，镇上两千多号人，有茧行、米行、茶馆、戏台，正月里耍龙灯，端午赛龙舟，比很多大镇子都体面。”
“现在还剩多少人？”
“不到二十个。”顾老板吐了口烟，“都是走不动的老人。年轻人早就出去了，拆迁通知一下来，能搬的都搬了。剩下我们这些老骨头，等死罢了。”
他说“等死”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平淡得像是在说“等下雨”一样。
“我听说这个镇子有些……传说？”我小心翼翼地问。
顾老板夹烟的手顿了一下。他看着我，眼神忽然变得很锐利，像是要从我的脸上读出什么。
“谁让你来的？”他问。
“一个文化公司，姓方的老板。”
顾老板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再说话了。然后他把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站起来，用一种我听不出情绪的声音说：
“晚上别靠近砚池。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别去。”
他转身上了楼，留下我和老周面面相觑。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鹤鸣镇的夜比白天更安静，安静到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窗外的月光照在河面上，把水波的光影投射到天花板上，摇摇晃晃的，像有什么东西在水下蠕动。
大概凌晨两点多，我听到了一阵声音。
很轻，很远，像是有人在唱歌。旋律忽高忽低，断断续续的，听不清歌词，但调子有一种说不出的哀婉，像是在哭，又像是在叹气。
我想起了顾老板的话——“不管听到什么声音，别去。”
我用被子蒙住头，把耳朵捂上。那歌声却像是直接钻进脑子里一样，越捂越清晰。
不知过了多久，歌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更诡异的声音——水声。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水里爬出来，湿漉漉的脚掌踩在石板路上，啪嗒，啪嗒，啪嗒……
声音从我窗下经过，渐渐远去。
我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黑眼圈下楼，老周已经在吃早饭了。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显然睡得很沉。
“昨晚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我问他。
“什么声音？”老周嘴里塞着包子，含糊不清地说，“这地方安静得像坟墓，睡得可香了。”
我看了一眼顾老板，他正在柜台后面算账，脸上的表情毫无波澜。
我没有继续追问，吃了早饭就扛着设备出门了。按照计划，我们今天要拍摄鹤鸣镇的全景和主要建筑，为纪录片建立一个基本的空间叙事。
白天的鹤鸣镇虽然荒凉，但并没有夜晚那种让人不安的氛围。阳光照在白墙黛瓦上，投下温暖的影子，河面上有野鸭游过，激起一圈圈涟漪。我一边拍一边想，也许昨晚的一切只是我太累了产生的幻觉。
我们沿着河道一路拍摄，经过了几座石桥、一座废弃的茧行、一座坍塌了一半的戏台。在镇子的最南端，我们找到了砚池。
砚池比我想象的要大，大约有一个足球场那么宽，形状确实像一方古砚——椭圆形，一端略宽，一端略窄。池水是墨绿色的，深不见底，表面漂浮着一层薄薄的浮萍。池边立着一块石碑，碑文已经模糊不清，只能认出“砚池”两个字。
最引人注意的是池中央的一个东西——一根石柱，大约两米高，碗口粗，露出水面约一米。石柱表面刻满了密密麻麻的纹路，但被水垢和青苔覆盖着，看不清具体是什么。
“那是什么？”老周把镜头推到最长焦，对准了石柱。
我从取景器里看过去，隐约觉得石柱上的纹路像是某种文字，又像是某种符咒。在石柱的顶端，有一个凹槽，凹槽里积着一洼水，水面反射着阳光，亮得刺眼。
“别拍了。”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
我吓了一跳，转身看到一个老太婆站在我们身后不到两米的地方。她穿着一身深蓝色的旧式对襟衣裳，头发花白，梳着一个发髻，用一根银簪别着。她的脸瘦削而苍白，颧骨很高，眼窝深陷，两只眼睛像是两个黑洞，看不出瞳孔的颜色。
最让我不安的是她的脚——她光着脚站在池边的石板上，脚上沾满了湿泥，像是刚从水里走出来的一样。
“阿婆，我们是来拍纪录片的。”我解释道。
“拍什么拍，”老太婆的声音沙哑而低沉，像是砂纸在粗糙的木头上摩擦，“砚池不能拍。拍了要出事的。”
“出什么事？”
老太婆没有回答，只是盯着我们看。然后她做了一个让我至今难忘的动作——她弯下腰，从池边捧起一捧水，泼在了老周的镜头上面。
“哎！”老周急忙护住设备，“你这老太太怎么——”
“走。”老太婆说，声音忽然变得异常清晰，“趁还能走的时候，走。”
她转身走开了，光脚踩在石板上，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我注意到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像是在滑行，脚踝以下的部分被长裙遮住了，看不清楚。
“这什么鬼地方，”老周用镜头布擦着水渍，骂骂咧咧的，“一个两个都神经兮兮的。”
我看着老太婆消失的方向，心里涌起一种说不清的不安。池水被泼过的地方，浮萍散开了一个缺口，露出下有什么东西在看我。
一个影子，模糊的，白色的，在深绿色的水底缓缓移动。
我揉了揉眼睛，再看时，浮萍已经重新合拢，水面恢复了平静。
下午，我们在镇上做了一些采访。留守的老人们大多不愿意多说，问什么都摇头摆手。只有一个姓陈的老木匠，喝了几杯黄酒后，话匣子打开了。
“你们想听鹤鸣镇的事？”陈木匠坐在自家门槛上，手里端着一杯加饭酒，脸红彤彤的，“那我就跟你们说说。这个镇子，表面上看着是个普普通通的水乡古镇，底下藏着的东西，说出来吓死人。”
“什么东西？”我打开录音笔。
“水。”陈木匠说，“这个镇子的水，不对。”
“什么意思？”
陈木匠灌了一口酒，眯起眼睛，像是在回忆很久远的事情。
“我们鹤鸣镇，四面环水，河网密布，按理说水是活的，是清的。但你仔细看看，我们镇上的河水、池水，是不是都比别处的水颜色深？墨绿墨绿的，像是掺了墨汁。”
我想了想，确实如此。
“那是因为水底下的淤泥太深了。”陈木匠说，“深到什么程度？深到几百年来掉进水里的东西，从来没有人捞上来过。不管是掉下去的铜钱、首饰，还是……人。”
他加重了“人”字的语气，让我后背一凉。
“一九八三年夏天，镇上有个叫阿庆的小伙子，喝醉了酒在砚池边上走，一脚踩空掉了下去。旁边的人马上跳下去救，你猜怎么着？”
“怎么了？”
“跳下去的人说，水底下有东西拽阿庆的脚。不是水草，不是树枝，是一只手。一只冰凉的手，死死地攥着阿庆的脚踝，往下拽。救人的那个人感觉到那只手的力气大得吓人，他拼命往上拉，结果只拉上来半截绳子——阿庆系在腰上的腰带。阿庆整个人被拖进了水底，再也没有上来。”
“后来呢？”
“后来镇上组织人抽水，抽了三天三夜，把砚池的水抽干了。”陈木匠的声音低了下去，“你猜水底下有什么？”
我和老周屏住呼吸，等着他说下去。
“淤泥。”陈木匠说，“除了淤泥，什么都没有。砚池的淤泥有十几米深，像一锅稠粥，什么东西掉进去都会被吞掉。但是——”他话锋一转，“在池底正中央，淤泥
“井？”
“对，一口古井。井口用一块大石板盖着，石板上刻着一些稀奇古怪的符号。有人想撬开石板看看里面有什么，被镇上几个老人拦住了。老人们说，那口井是鹤鸣镇的‘眼’，不能动，动了要出大事。”
“出了吗？”
陈木匠没有回答。他放下酒杯，看着远处的天空，忽然打了个寒噤。
“你们晚上听到歌声了吗？”他问。
我和老周对视了一眼。“我听到了。”我说。
陈木匠点点头，脸上的表情变得复杂起来，像是悲伤，又像是恐惧。
“那是她在唱。”他低声说。
“谁？”
陈木匠张了张嘴，正要说什么，他的老伴从屋里探出头来，厉声喊了一句：“死老头子，喝点马尿就管不住嘴了！闭嘴，进来！”
陈木匠像是被针扎了一样，猛地站起来，酒也醒了大半。他看了我们一眼，眼神里有一种近乎恳求的东西，然后匆匆进了屋，砰的一声关上了门。
我和老周站在门口，面面相觑。
“这地方的人都有毛病吧。”老周嘟囔道。
我没有说话，只是在笔记本上记下了几个关键词：砚池、古井、一九八三年、阿庆、歌声、她。
那天傍晚，我们在镇口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方总。
他开着一辆黑色的SUV，风尘仆仆地从杭州赶来，说是“不放心，过来看看”。但我注意到他的车里有一个大号的旅行袋，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东西。
“沈导，拍摄还顺利吗？”方总站在客栈门口，笑容有些勉强。
“还行，但镇上的人不太配合，问什么都不肯说。”
“正常正常，”方总摆摆手，“乡下人嘛，对外人有戒心。你就拍画面就行了，不用深挖什么。”
“可是方总，”我说，“你之前不是说要拍出‘真实面貌’吗？如果不了解这个镇子的历史、传说、村民的故事，拍出来的东西不就是空壳子吗？”
方总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叹了口气。
“沈导，我跟你说实话吧。”他压低声音，“我找你来拍这个纪录片，不是为了什么文化传承。我是因为……”
他犹豫了很久，像是下定了很大的决心，才继续说：
“我是因为害怕。”
“害怕什么？”
“害怕忘掉。”方总的眼神变得有些恍惚，“这个镇子拆掉以后，所有人都不会记得它了。它会被填平，盖上楼房，变成湿地公园的一部分。到时候，不会有人知道砚池在哪里，不会有人知道那口井在哪里，不会有人知道……她。”
“她是谁？”
方总没有回答。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
是一张照片。黑白照片，边角已经磨损，看起来有些年头了。照片上是一个年轻女人，站在一座石桥上，背后是鹤鸣镇的河道和民居。女人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扎着两条麻花辫，面容清秀，嘴角微微上翘，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忍着不笑。
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是在一张褪色的老照片里，像是活的一样。
“她叫沈若棠。”方总说，“一九七五年失踪的。”
我盯着照片上的女人，心脏忽然猛烈地跳了一下。
不是因为恐惧，而是一种说不清的悸动。那张脸，那双眼睛，我在哪里见过？不，不可能，一九七五年我还没出生。
“她是你的……”
“不是，”方总摇头，“她是我父亲的朋友。我父亲以前是鹤鸣镇的小学老师，她也是。他们……”
他没有说下去，把照片从我手里拿回去，小心翼翼地放进口袋。
“沈导，”他说，“你只需要拍下这个镇子的每一个角落——每一条巷子、每一座桥、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板。拍得越详细越好。其他的事情，不要问，不要管。”
他转身上了楼，留我一个人站在昏暗的走廊里。
那天晚上，歌声又响了。
这次不是从远处传来的，而是就在窗外。歌声比昨晚清晰了一些，我能听出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年轻的女人，嗓音清冽如泉，婉转如莺。歌词依然听不清楚，但旋律中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悲伤，像是有人在月光下哭泣，泪水滴落在水面上，一圈一圈地荡开。
我躺在床上，浑身僵硬，不敢动，不敢睁眼。被子—我知道那个唱歌的东西就在窗外，就在看着我。
然后，歌声停了。
寂静持续了大约一分钟。
接着，我听到了一个声音，就在耳边，近得像是有人贴着我的耳朵在说话。
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轻柔的，潮湿的，带着水汽：
“你来了。”
我猛地睁开眼睛。
什么都没有。月光透过窗户照进来，照在对面斑驳的墙壁上。房间里一切如常，我的背包、摄像机、笔记本都放在原来的位置。
但枕头是湿的。
一大片水渍，渗透了枕芯，冰凉冰凉的，像是有人把一块浸透了水的毛巾放在了我的头旁边。
我摸了一下那片水渍，凑到鼻子前面闻了闻。
没有味道。不是汗，不是自来水，不是雨水。就是纯粹的水，无色无味，冷得像是从地底深处涌上来的。
我一秒钟都不敢在这个房间里待下去了。我跳下床，抓起外套，冲出了房门。
走廊里一片漆黑。我摸索着去开走廊的灯，开关按下去，没有反应——停电了。
我拿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照在狭窄的走廊里，照亮了墙上的水渍和霉斑。我快步走向楼梯口，经过老周的房门时，我停了一下，犹豫要不要叫醒他。
就在这时，我听到了一个声音从楼下传来。
不是歌声，而是一种有节奏的撞击声——咚，咚，咚——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撞击木板。
声音是从客栈大堂的方向传来的。
我蹑手蹑脚地走下楼梯，每走一步，木楼梯就发出一声吱呀的响声，在寂静中显得格外刺耳。我走到楼梯拐角处，探头往大堂里看。
手电筒的光照过去，我看到了顾老板。
他站在柜台后面，背对着我，正在做一件奇怪的事情——他拿着一把锤子，在钉一块木板。柜台上方的墙壁上，原本挂着一面镜子，现在镜子被取下来了，露出后面一个洞。顾老板正用一块新的木板把那个洞封上。
咚，咚，咚。
每钉一锤，他都会停一下，侧耳倾听，像是在确认什么。他的动作很慢，很郑重，像在进行某种仪式。
“顾老板？”我忍不住出声。
顾老板猛地转过身来，脸上的表情在瞬间从惊骇变成了愤怒。
“谁让你下来的？！”他的声音又尖又厉，完全不像白天那个寡言少语的旅馆老板，“上楼去！现在！”
“我——”
“上楼去！”他几乎是吼出来的。
我被他突如其来的暴怒吓住了，转身就往楼上跑。跑回房间后，我锁上门，用椅子顶住门把手，蜷缩在床上，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的时候，柜台后面的墙壁已经恢复了原样——镜子重新挂上去了，木板被遮在后面，看不出任何痕迹。顾老板像往常一样站在柜台后面，脸上的表情平淡如水，仿佛昨晚的一切都没有发生过。
“早饭在桌上。”他平静地说。
我看了看他握着蒲扇的手——手指关节处有新鲜的淤青，是指节撞伤后留下的痕迹。
我什么都没问，坐下来吃了早饭。
方总比我们起得早，他已经出去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
“沈导，”他把我拉到一边，压低声音说，“你昨晚是不是听到了什么？”
“你听到了？”
方总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说：“我今天要回杭州处理一些事情，后天再来。你们拍的时候注意安全，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不要单独行动，最重要的是——”
他凑近我的耳边，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
“不要拍砚池。”
我愣住了。“为什么？”
“我以后再跟你解释。”方总拍了拍我的肩膀，拎起旅行袋，匆匆离开了客栈。
方总走后，我和老周按照原计划继续拍摄。老周是个粗线条的人，对周围诡异的气氛浑然不觉，只顾着找角度、调参数、按快门。我有时候甚至有点羡慕他的迟钝。
上午我们拍了鹤鸣镇的手工业遗迹——蚕房、织坊、染坊，都是些破败的空房子，墙倒屋塌，只剩下一些残存的工具和器具。在一间废弃的织坊里，我找到了一本被老鼠啃过的账本，上面记录着一九七三年的蚕茧收购价格和数量。字迹工整清秀，用的是蓝黑墨水，每一笔都写得一丝不苟。
账本的扉页上写着一个名字：沈若棠。
我翻开账本，发现里面夹着一张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
“砚池的水是黑的，但井里的水是清的。井里的水能看到底，底下有星星。”
字迹和账本上的字迹不同，更加随意，笔画有些颤抖，像是在极度恐惧或兴奋的状态下写出来的。
我把纸条小心翼翼地夹回账本里，把账本放进了背包。
下午，我们在一座石桥附近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采访对象——一个年轻女人。
她大约二十七八岁，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连衣裙，长发披肩，站在桥上看风景。在这个只剩老人的荒镇里，她的出现显得极不协调。
“你好，”我走上前去打招呼，“你是鹤鸣镇的居民吗？”
女人转过身来，看了我一眼。
那一瞬间，我又感觉到了昨晚的那种悸动。她的眼睛很亮，亮得不像话，像是两颗浸在水里的黑宝石，反射着午后柔和的阳光。
“不是，”她微笑着摇了摇头，“我是回来看看的。我小时候在这里长大。”
“你也是鹤鸣镇的人？”
“嗯，我姓沈，叫沈若笙。”她说，“若是我爷爷取的，笙是竹笙的笙。”
沈——这个姓氏让我心头一动。
“你认识一个叫沈若棠的人吗？”
女人的笑容凝固了一瞬。非常短暂，短暂到我以为自己看错了，但她的眼神确实变了，从柔和变成了一种深不可测的幽暗。
“她是我姑姑。”沈若笙说，声音轻得像风。
“你姑姑？她——”
“她已经不在了。”沈若笙打断了我，“很久以前就不在了。”
“能跟我聊聊她的事吗？我在做一个关于鹤鸣镇的纪录片。”
沈若笙沉默了很久，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远处的砚池上。午后的阳光照在水面上，反射出一片刺目的白光，我看不清她的表情。
“你真的想知道？”她问。
“是的。”
“那晚上来砚池找我。”她转过身，沿着石桥走了，“天黑以后，月出之前。一个人来。”
“为什么——”
“一个人来。”她重复了一遍，头也不回地走了。
白色的连衣裙在风中轻轻飘动，渐渐消失在巷子的尽头。
老周扛着摄像机追过来，“谁啊？你认识？”
“不认识。”我看着沈若笙消失的方向，“她说她是在这里长大的。”
“这地方还有人长大？”老周嘟囔道，“能活着长大就不错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再继续拍摄。我坐在客栈的房间里，翻看那本从织坊找到的账本，试图从那些枯燥的数字中找到关于沈若棠的蛛丝马迹。
账本记录了一九七三年四月到九月的蚕茧交易数据，每天的交易量、价格、收购商的名字，事无巨细。从字迹的工整程度来看，记账的人是一个极其认真、甚至有些刻板的人。
但在某些页面的边角，我发现了一些与账目无关的小字。像是记账的人在百无聊赖中随手写下的，字迹比正文潦草：
“今日砚池水涨了三寸，不知何故。”
“桥头的槐树开花了，满镇都是香气。”
“他说他喜欢我。我不敢信。”
“井里的水真凉，凉到骨头里。”
最后一则写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三十日的账目
“他要走了。”
我合上账本，心跳加速。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