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69章 移花接木（1/2）

永历二十年的春天，在长江两岸的矿山、炉火与朝堂的暗流涌动中，显得格外漫长而躁动。朱常沅那套组合拳般的旨意，如同数把精准而锋利的手术刀，切入了南直隶矿业利益集团看似铁板一块的肌体。

宁国府，陈氏煤矿。

就在陈老族长自恃关系深厚、稳坐钓鱼台，等着朝廷官员再次上门妥协时，一队手持督理戎政衙门与刑部联合关防的缇骑，会同新任宁国知府（由周谌举荐的干吏），在数百名全副武装的镇戍军兵丁护卫下，突然包围了陈家庄园和矿区。他们没有纠缠于陈氏所谓的“积欠”和“水患”，而是直接亮出了靖安司秘密调查数月得来的铁证：历年瞒报产量、偷逃巨额矿课的账簿副本；与已革职查办的南京户部某主事、宁国府前任同知等人行贿分赃的密信；数起矿难伤亡被隐瞒、家属被威逼封口的供状；甚至还有私设刑堂、拷打致死矿工的证人证词。 新任知府雷厉风行，当场将陈氏族长及数名核心子弟锁拿下狱，查封所有账册、库房。同时张贴布告，宣布陈氏煤矿“违制私开、盘剥虐民、勾结官吏、侵吞国课、草菅人命”，依律抄没，即刻由矿务司接管。对原有矿工，宣布朝廷新政：工钱翻倍，每日劳作四个时辰（八小时），伤残有恤，并设立工棚、改善伙食。布告一出，被压榨已久的矿工们起初惊疑不定，待看到真金白银的预支工钱和热气腾腾的饭菜，又见平日作威作福的陈家管事也被一并锁拿，登时人心大快，接收工作竟出乎意料地顺利。至于陈家背后那位南京的部堂高官，在如山铁证和汹汹民情面前，也只能装聋作哑，急忙切割关系。

庐江府，硫磺矿区。

镇戍军一营两千余人，在一位以“善剿”闻名的参将率领下，浩浩荡荡开进山区。军队并未直扑主矿区，而是先以“剿匪安民”名义，扫荡了几处由矿主暗中支持的土匪山寨，擒杀匪首，缴获兵器、硫磺无数，并当众公审，揭露其与不法矿主勾结、袭击官差、走私矿物的罪行。紧接着，大军包围了几处最大、抵抗最激烈的硫磺矿场。在黑洞洞的炮口和如林的长枪面前，那些原本凶悍的矿主武装顿时土崩瓦解。参将严格执行“首恶必办，胁从不同”的命令，将几个臭名昭着、手上有人命的矿主及其心腹就地正法，传首示众。对于绝大多数被胁迫或为糊口而参与抵抗的矿工、庄丁，则宣布既往不咎，并当场宣读朝廷诏令：愿留者，工钱优厚，待遇从新；愿去者，发放路费。同时，严厉警告地方官府不得包庇，限期缉拿在逃首犯。血腥的镇压与明确的招抚并行，迅速瓦解了抵抗。残余的抵抗势力或逃入深山，或作鸟兽散。矿务司官员在军队保护下，顺利接管矿场，招募流民，整顿生产。短短一月，庐江硫磺产出便恢复，并开始有组织地运往沿江军器工坊。

当涂，铁矿区。

局面则更加微妙。朝廷“限期登记、逾期不候”的最后通牒，让那些关系盘根错节的矿主们慌了神。他们私下串联，试图统一口径，或虚报价值，或伪造契据，或继续拖延。然而，朝廷的另外两手，打破了他们的幻想。一是工部组织的专业勘矿队伍，在军队护卫下，无视原有矿界，在当涂周边发现了数处品位更高、更易开采的新矿脉，并立即招募流民、贫民开采，工钱待遇优厚，管理并然有序，产量稳步上升。二是朝廷公布了“官督商办矿务公司”的详细章程，许诺以现有矿权入股者，不仅可按股分红，还可参与公司管理，并享有一定期限内减免部分税赋的优惠。这给了那些并非首恶、且渴望将非法产业“洗白”获取稳定收益的中小矿主一条出路。

期限将至，分化开始出现。一些背景较浅、实力不济的矿主，在权衡利弊后，选择携带相对真实的契据前往登记，或接受赎买，或选择入股。而少数背景极深、自恃靠山强硬的大矿主，则仍在观望，甚至暗中指使，试图鼓动已登记的矿工闹事，破坏新开矿区。

这时，朱常沅的最后一招“清流牌”发挥了作用。被“请”出京城的都察院御史等人，原本抱着“为民请命”、弹劾矿务司扰民的心态来到当涂。然而，在靖安司人员的“陪同”下，他们看到的，不仅是矿务司官员的忙碌，更有陈年积弊的触目惊心：被矿主私刑折磨致残的矿工，衣衫褴褛、食不果腹的矿工家属，瞒报产量、逃避课税的做假账本，以及地方官吏与矿主之间觥筹交错的宴饮记录（部分由“有心人”提供）。御史虽固执，但并非毫无良知，更看重清誉。面对此情此景，若再一味弹劾矿务司“与民争利”，岂非成了豪强蠹虫的帮凶？最终，御史等人并未如某些人希望的那样上书痛斥新政，反而在回京后，呈上了一份语焉不详、主要强调“需整饬吏治、杜绝官商勾结”的奏章，对矿务国有本身，未置可否。这无异于默认。

失去清流舆论的掩护，当涂的顽固势力顿时显得孤立。最后期限一过，朝廷毫不手软。军队开进，强行接管了那几家逾期未登记、或契据严重不实的大矿。矿主试图组织武装抵抗，但在正规军面前不堪一击。主犯被擒，家产抄没。朝廷再次重申，对新开矿区原有矿工一视同仁，工钱待遇不变。反抗的土壤被彻底铲除。

然而，地方上的武装反抗或被镇压，或被分化， 并不代表斗争结束。那些利益受损最巨、背景最深的势力，尤其是那些在朝中拥有代言人、自身也常以“诗礼传家”、“书香门第”自居的江南豪强世家，迅速调整了策略。他们发现，在地方上与拥有军队和钦差权力的朝廷硬碰硬，胜算渺茫。于是，他们将战场悄然转移到了更擅长的领域——朝堂舆论与政治攻讦。

一时间，弹劾的奏章再次如雪片般飞向通政司，目标不再仅仅是矿务司的“酷吏”，而是直指新政的核心与最高决策者。

奏章中，不再提具体的陈氏、某矿主，而是高屋建瓴，大谈“圣人之道”、“祖宗之法”。他们痛心疾首地论述“天子不与民争利”的古训，指责新政是“苛敛于民，动摇国本”；他们攻击“匠人擢升、子弟入学”是“淆乱贵贱，败坏士习”；他们更将整军、矿务、提升匠人地位等一系列举措，打包污蔑为“穷兵黩武，苛酷扰民，长此以往，必致民不聊生，变乱四起”。这些奏章往往辞藻华丽，引经据典，占据道德高地，极具煽惑力。更有甚者，开始将天象异常（如春日雷电击毁孝陵树木）、局部灾情（某地小规模蝗灾），都与“新政逆天”联系起来，暗示这是上天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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