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5章 夏威夷解放（1/2）
凌晨四时四十七分，斯佩里上将站在“宾夕法尼亚”号战列舰的舰桥上，望着东方第一缕灰线。
七十二小时到了。
珍珠港内，最后一批撤离平民的运输船已在午夜前离港。
四百一十七名儿童，八十九名孕妇，六名八十岁以上老人。
林承志信里提到的每一个数字，他都亲自核实过。
现在，港内只剩军人。
一万三千四百名美国海军官兵，九千七百名陆军守备部队，两千一百名海军陆战队员。
加上后勤、医护、文职人员，总计两万八千余人。
他们中很多人不会再见到下一个黎明。
斯佩里没有告诉任何人，他今天凌晨三点收到的那封私人电报。
发件人：罗斯福总统。
全文只有七个字：
“做你认为对的事。”
斯佩里望着东方越来越亮的天空。
四十四年军旅生涯，他做过无数个“对的事”。
1898年马尼拉湾下令开火是对的。
1903年接受儿子阵亡通知时签署慰问信是对的。
今天呢？
今天什么是对的事？
是战斗到最后一兵一卒，让两万八千人为一场已经输掉的战争陪葬？
还是投降，让这些年轻人活着回到父母妻儿身边，哪怕背负战败的耻辱？
他不知道。
他只是站在那里，望着黎明，等待第一架华夏舰载机出现在海平线上空。
凌晨五时整，第一波攻击机群起飞。
林水生站在“轩辕”号了望哨，握着望远镜的手比平时更紧。
左腿的旧伤又开始渗血，每次大战前都这样，军医说神经性反应，正常。
他听“正常”这个词已经听了很多次，但每次看见纱布上洇出的淡红，还是忍不住想起母亲。
母亲不知道他在打仗。
她只知道儿子在舰上“一切都好，伙食比家里还强，每顿都有肉”。
他不知道今天过后，还能不能继续给她写这样的信。
赵毅坐在座舱里，发动机已经预热。
左眼的绷带换了新的，军医说角膜疤痕稳定，但感光细胞还在萎缩。
他不知道还能飞多久，只知道今天必须飞。
机首“凤舞”二字在晨光中泛着冷光。
他看着那两个字，想起哥哥赵刚下葬那天，公墓海军区，墓号乙区-17排-09号。
他没有去。
不是因为不想去，是因为不敢去。
他怕看见那个刻着哥哥名字的墓碑，怕看见墓碑上那张双目完好的照片。
怕自己会忍不住问：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
现在他不怕了。
因为他也快去了。
“应龙三号，准备起飞。”耳机里传来指令。
他推油门，滑向弹射器。
弹射器把他射向1906年8月15日珍珠港的天空。
凌晨五时三十七分，第一枚炸弹落下。
目标是“宾夕法尼亚”号。
不是因为它比别的军舰更重要，是因为它停在港内最显眼的位置。
舰艏指向出海口，像一头被铁链锁住、依然昂首向海的巨兽。
赵毅没有投弹。
他的任务是空中掩护，与美军残存的最后几架战斗机缠斗。
那几架飞机不可能改变战局，但那些飞行员还在飞，就像他还在飞一样。
他在三千英尺高度盘旋，俯瞰整个珍珠港。
港口被炸弹激起的水柱覆盖。
不是一根两根，是几十根同时升起，像一夜之间长出的钢铁森林。
水柱落下时，海面腾起白色的蒸汽，与燃烧的军舰冒出的黑烟交织成巨大的云团，遮蔽了半边天空。
他看见“宾夕法尼亚”号被命中。
不是一枚，是三枚。
第一枚命中舰艉，炸飞了左舷副炮。
第二枚命中舰桥前方，爆炸掀飞了整个前甲板。
第三枚贯穿救生艇甲板，那一层甲板
第三枚炸弹穿过救生艇甲板，在军官餐厅爆炸。
赵毅听不见爆炸声。
太远了。
四百人的餐厅，早餐时间，热咖啡、煎蛋、烤面包、果酱。
一枚五百公斤穿甲弹从天花板上方贯穿而下，在餐桌之间爆炸。
没有人能幸存。
他拉杆爬升，不再看。
上午七时，陆战队登陆。
林水生申请了随陆战队登陆。
他不想再站在了望哨上，看着别人冲进火海而自己什么都不做。
登陆艇从吊艇柱缓缓降下时，他检查了三次步枪，M1903春田式，美国造，中途岛缴获的。
华夏联邦海军陆战队装备的步枪五花八门，德制毛瑟、英制李-恩菲尔德、美制春田，什么都有。
同艇的陆战队员他都不认识。
只有一个例外。
那个圆脸、浓眉、十九岁左右的年轻人，他记得。
7月5日中途岛登陆前，这个年轻人从“轩辕”号绳网攀下登陆艇时，回头望了一眼桅杆上的赤龙踏星旗。
那是二十七天前。
现在他坐在同一艘登陆艇上，脸上涂着和二十七天前一样的伪装油彩，步枪紧紧抱在怀里。
他不知道他的名字。
他也没问。
登陆艇的马达声震耳欲聋。
海水从舷边溅进来，打湿了每个人的军裤。
晨雾还没有完全散去，透过雾气可以看见珍珠港海岸线上密集的防御工事。
混凝土碉堡、铁丝网、反登陆障碍、岸防炮阵地。
那些炮还在响。
“距离滩头八百米！”有人大喊。
岸防炮的炮弹开始落在登陆艇周围。
水柱越来越近，最近的一发落在左舷十米处，海水像暴雨般倾泻下来，浇得所有人透湿。
林水生握紧步枪。
他想起了母亲。
想起她站在老家门口，望着村口那条通往海边的路。
每次他出海，她都站在那里望，一直望到看不见他的背影。
她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她只是站在那里，望着。
“距离滩头三百米！”
登陆艇剧烈一震，触到了海底的礁石。
发动机熄火，驾驶员拼命重启，马达发出嘶哑的咳嗽声，然后彻底沉默。
“弃船！泅渡登陆！”指挥官嘶吼。
林水生翻过舷墙，跳入海中。
海水比想象中冷，是那种从太平洋深处涌来的、深蓝色的冷。
步枪举过头顶，双脚拼命踩水，背囊里的弹药越来越重，重得像要把人拖进海底。
他看见身边有人中弹。
是那个圆脸、浓眉的年轻人。
子弹从左侧射来，击中他的右肩。
血在海水里迅速散开，像红色的墨水滴进清水，一圈，两圈，三圈，然后消失在海水的深蓝里。
年轻人没有叫出声。
他只是转过头，看了林水生一眼。
那一眼很短，不到一秒。
然后他沉下去了。
林水生想伸手去抓，但够不着。
海水太冷，背囊太重，子弹还在从头顶呼啸而过。
他只能继续向前游。
游向那片还在燃烧的沙滩。
上午九时四十五分，珍珠港海军船坞。
斯佩里最后一次走进指挥部。
房间已经被空袭炸得面目全非，窗户全碎，天花板塌了一半，地图桌翻倒在墙角，墙上那幅巨大的太平洋地图被弹片撕成碎片。
他从废墟里捡起一样东西。
很小，金属，铜质。
圣克里斯托弗像。
二十六年前妻子塞进他行囊的那枚。
他一直放在办公桌抽屉里，从未佩戴。
1903年儿子阵亡后，他把它锁进保险柜。
五天前他重新拿出来，放在桌上，希望它能在最后时刻保佑什么。
它什么也没保佑。
只是从爆炸中被震落在地，静静地躺在碎玻璃和瓦砾之间，等待有人捡起。
他把圣像放进口袋。
然后他走出指挥部，走向港口方向。
上午十时二十分，珍珠港入口防波堤。
晋昌元帅站在“轩辕”号的舰桥上，通过望远镜看见那个白色的身影。
斯佩里穿着1898年马尼拉湾海战时的白色礼服，独自站在防波堤尽头。
礼服上依然没有勋章，但比五天前更皱了，左肩有一大片烟熏的痕迹。
他在等。
晋昌放下望远镜。
“命令舰队：暂停攻击，派交通艇，我去见他。”
“元帅！”参谋长惊呼，“斯佩里可能还有狙击手——”
“他不会。”晋昌打断他，“他穿那身衣服，不是来打仗的。”
上午十时五十分，防波堤。
两位白发老兵第三次面对面。
第一次是1903年马尼拉英国领事馆的酒会，他们用英语交谈天气和雪茄。
第二次是五天前，晋昌亲自送达劝降书，他们站在这里，中间隔着三十二页打印纸。
第三次是现在。
炮火已经停止，但珍珠港还在燃烧。
浓烟遮天蔽日，把正午的阳光染成灰黄色。
空气中弥漫着硝烟、燃油、和某种更沉重的气味，血肉烧焦后特有的甜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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