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37章 最后的和平努力（2/2）
议题从“航行自由”转向“军备限制”。
曾纪泽宣读华夏联邦提案：
“第一，太平洋各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以1905年实际数字为基准冻结十年，十年后每五年协商调整一次。
第二，禁止在太平洋岛屿新建军事基地，现有基地不得扩建。
第三，设立‘太平洋海军联络处’，各缔约国互派军事观察员，共享舰艇动态信息。
第四，建立海上意外相遇规则：包括识别信号、无线电通讯频率、危险机动禁区。
第五，争议海域设立‘共同开发缓冲区’，搁置主权争议，合作勘探开发资源，收益按比例分配。”
提案宣读完毕，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海约翰摘下眼镜，又戴上。
“曾大臣，美国不能接受任何限制海军发展的条约。”他的声音很平静。
“太平洋是美国西海岸的屏障。
美国海军在太平洋的存在，与贵国在黄海的存在同等重要。”
“国务卿先生，”曾纪泽开口解释，“华夏联邦从未主张将美国海军排除出太平洋。
我们只是建议，将海军扩张的速度限制在可控范围内。”
“可控？由谁来控？”
“由所有太平洋国家共同协商。”
海约翰摇摇头。
“曾大臣，您在外交界服务了四十年，应该比我更清楚：军备限制条约只有在所有缔约国都愿意遵守时才有效。
美国愿意遵守，但德国呢？法国呢？英国呢？贵国在东瀛自治邦的驻军呢？”
他把目光转向德川家达。
这位五十三岁的东瀛大区总督穿着西式礼服，保留了蓄须的传统。
他是德川幕府的末裔，1880年代留学英国，1900年被林承志任命为东瀛自治邦首任总督。
“国务卿先生，”德川家达的英语带着轻微的牛津口音。
“东瀛自治邦的海军规模，由华夏联邦太平洋总督府核定。
过去三年，我们没有新增任何主力舰。”
“那是因为你们根本不被允许拥有主力舰。”海约翰冷冷道。
德川家达没有反驳，只是垂下眼帘，像三百年来德川家族的历代将军在御前应对无法回答的问题时那样，保持沉默。
林承志开口了。
“国务卿先生，您刚才问‘由谁来控’。”
他站起身。
“我的回答是：由规则来控。
不是华夏控，不是美国控，是所有缔约国共同制定的规则来控。”
他走到会议厅中央，面对九国代表。
“我知道，在座各位都不相信规则。
英国统治海洋三百年，靠的是皇家海军的炮口，不是《海上国际法》。
美国从十三州扩张到横跨两洋，靠的是西进运动的枪，不是《巴黎条约》。
华夏走到今天，靠的也不是在谈判桌上等来的公平。
但是，各位，我们还要这样继续多少年？
你造一艘无畏舰，我跟进两艘。
你在太平洋新占一个岛屿，我在印度洋扩建一处基地。
你扶持一个傀儡政府，我策动一场颜色革命。”
林承志环视全场。
“我们真的相信，这是人类文明唯一的生存方式吗？”
没有人回答。
海约翰沉默良久开口。
“执政官阁下，我年轻时也相信规则可以约束权力。
我在林肯总统的葬礼上，听到埃德温·斯坦顿说：‘现在他属于千秋万代。’
那时候我以为，美国将成为规则的守护者，而不是破坏者。
四十五年过去了。
美国成了世界第一工业强国。
我们守护的规则，是门罗主义，是自由贸易，是美国治下的和平。”
他直视林承志。
“您要建立的新规则，本质上是一样的。
只不过守护者从美国换成华夏，规则文本从英语换成汉语。”
他戴上眼镜。
“执政官阁下，恕我直言：您不是在建立新秩序，您只是在更换旧秩序的主角。”
会议室里空气仿佛凝固了。
林承志走回座位，坐下。
“国务卿先生，也许您是对的。
也许我只是在用更精致的语言包装同样的权力逻辑。
但我还是想试一试。
因为如果我都不试，一百年后，我们的子孙后代会说：1906年上海，有一群人坐在一起，讨论过另一种可能性。
然后他们放弃了，因为太难，太不现实，太不符合人性。”
林承志看着海约翰。
“国务卿先生，您愿意和我一起试一试吗？”
海约翰沉默着没有回答。
窗外，黄浦江的汽笛声隐约传来。
暮色四合，汇中饭店的水晶吊灯重新点亮，在尚未拆除的舞厅里折射出破碎的光。
“执政官阁下，”海约翰终于回应。
“我会把您的提案带回华盛顿，呈交罗斯福总统和国会。
但我无法承诺结果。
我个人认为，总统先生不会接受任何限制海军扩张的条约。
美国刚刚成为世界强国，我们还不习惯为了和平而自我约束。”
他站起身，合上文件。
“今天先休会吧。”
晚七时，林承志独自站在汇中饭店顶层露台。
黄浦江两岸灯火渐次亮起。
浦东还是大片农田，只有几盏渔火在黑暗中明灭。
浦西外滩灯火辉煌，汇丰银行、海关大楼、怡和洋行的钟楼勾勒出殖民时代最后的轮廓。
曾纪泽走到他身后。
“执政官阁下，”老外交官的声音很疲惫。
“海约翰不会让步的。
美国正处于国力上升期，任何限制军备的条约在国会都会被否决。”
“我知道。”林承志没有回头。
“那您为什么还要提这份注定被拒绝的提案？”
“因为我要让历史记下，”林承志略微思索回答。
“1906年3月10日，华夏联邦提出过一份和平方案。
美国拒绝了。
不是华夏不愿和平，是美国不愿放弃霸权。”
林承志转过身。
“曾大人，您在外交界服务四十年，应该比我更清楚：有些仗，不打不行。
但打之前，必须让全世界知道，是谁关上了和平的门。”
“执政官阁下，”老外交官看着林承志，“您变了。”
“哪里变了？”
“十几年前，您刚从美国回来，一心想打赢甲午战争。
您对我说：曾大人，给我十年，我要让东瀛赔款，让俄国退兵，让英法不敢再欺负华夏。
现在您打赢了。
东瀛在赔款，俄国在退兵，英法确实不敢再欺负华夏。
但您没有停下来，您还想改变整个世界。”
林承志望着外滩的灯火。
“曾大人，当年我以为打赢战争就够了。
打赢了，就能收复失地，废除不平等条约，让华夏人站起来。
后来我发现，站起来只是第一步。
要站稳，要走远，要带着那些跟着我们一起走的人不迷路。
这比打赢战争难一万倍。”
“您会继续走吗？”曾纪泽问。
林承志望着夜色中的黄浦江。
“会，走到走不动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