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99章 曙光重现－中（2/2）

与此同时，在千里之外的兴南国首都仰城，一场同样严肃的准备会议正在政府大楼内举行。兴南国外长吴端坐主位，面容严肃，眼神如鹰般锐利。这位年过五旬的外交官，有着丰富的对华工作经验，1967年的撤离经历如同一根刺，深深埋在他的心底。他的妻子在那次混乱的撤离中感染风寒，后来发展成慢性肺病，多年来一直未能痊愈，这让他对当年的事件始终难以释怀。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吴登的声音低沉而坚定，回荡在会议室里，“但也不能让过去永远锁死未来。华国的三中全会，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发展方向的根本转变。他们现在需要技术，需要市场，我们需要稳定的邻国和更大的发展空间，这是我们能够坐下来谈判的基础。”

他的首席谈判顾问、国际法专家陈博文接着说道：“华国提出的‘科技合作委员会’框架，从结构上看是合理的，但关键在于执行机制。当年的合作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有效的约束机制，政治风波一来，协议就成了一张废纸。我们必须在协议中加入‘争议仲裁条款’和‘技术共享保障机制’，明确一旦合作启动，任何一方不得单方面终止，如有分歧，交由第三方（亚盟）仲裁机构解决。”

吴登点头表示同意，他拿起一份文件，语气变得更加坚定：“还有一点，我必须强调。在联合公报中，华国必须正式提及‘对历史合作中断表示遗憾’。这不是要他们道歉，而是要他们承认这段历史，承认当年的行为给双方带来了损失。这是心理上的破冰，也是建立信任的基础。如果他们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谈判就没有必要继续下去。”

会议结束后，吴登独自留在办公室，翻开了一本旧相册。里面有他当年在华国工作时的照片，有和兴南国专家一起在工地合影的场景，还有妻子年轻时的笑容。他轻轻抚摸着照片，喃喃自语：“希望这次，我们能真正走出过去的阴影。”

1979年2月15日，华国代表团一行六人抵达日内瓦。为了保持低调，他们没有入住官方推荐的豪华酒店，而是选择了一家位于日内瓦湖畔的小型商务酒店。酒店设施简单，但视野开阔，推开窗户就能看到结冰的湖面和远处的阿尔卑斯山脉。湖心的喷泉在寒风中凝成一道晶莹的冰柱，如同两国之间尚未完全消融的隔阂。

林晓峰站在窗前，望着对岸兴南国使馆的旗帜，心中涌起复杂的情绪。他拿出父亲写给兴南国老同事的信，这封信被他贴身携带，父亲希望他能有机会转交。信中没有复杂的政治表述，只有对往昔岁月的怀念和对老友的问候：“一别十二年，不知你身体可好？当年我们一起安装的三号机组，不知道是否还在运转？希望有一天，我们能再次站在工厂里，看着机器正常运转，看着化肥滋养田野。”

陈维远走到他身边，顺着他的目光望向湖面：“在想什么？”“在想父亲说的话，”林晓峰转过身，“他说，信任比技术更珍贵。”陈维远微微一笑：“你父亲说得对。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信任一旦失去，就需要花十倍、百倍的努力才能重建。这次谈判，我们可能会在很多技术问题上让步，但在信任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坚持，也必须付出诚意。”

接下来的三天，代表团没有外出，而是在酒店房间里反复演练谈判流程，模拟各种可能出现的分歧和应对方案。他们仔细研究兴南国代表团成员的背景资料，分析每个人的性格和谈判风格，甚至对吴登外长的个人经历也做了详细了解。陈维远强调：“谈判不是辩论赛，不是要争个你输我赢，而是要找到双方的利益共同点，找到能够让彼此都接受的解决方案。我们要换位思考，站在兴南国的角度想问题，理解他们的顾虑和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