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8章 辽火（1/2）

天启三年，六月。

辽东，宁远城。

袁崇焕站在尚未完工的城墙上，望着关外灰蒙蒙的天。风从北面吹过来，裹着塞外的沙土，打在脸上生疼。他眯起眼睛，抬起手挡了挡风，目光越过城下正在夯土的民夫，投向更远的北方。

那里是天际线，灰黄一片，什么也看不见。可他知道，在那片灰黄后面，是努尔哈赤的六万铁骑。

巡抚辽东三年了——准确地说，是三年零九个月。从天启二年正月单骑出关考察开始，他就没离开过这条防线。那年他三十八岁，还是个兵部主事，在朝堂上听着那些大老爷们争论该守山海关还是该放弃辽西，实在听不下去，便一个人骑了马，出关走了几天。

回来之后，他给朝廷上了一道奏疏：“予我军马钱谷，我一人足守此。”

满朝哗然。一个从六品的主事，凭什么说这种大话？

可孙承宗信他。大学士孙承宗那时刚被任命为辽东经略，亲自跑到山海关来看他，听他讲了半个时辰的守辽方略，当场拍了板：就按你说的办。

天启三年九月，孙承宗命他与副总兵满桂领兵万余驻防宁远。那时这里还是一片荒滩，只有前朝留下的一座破旧卫城，城墙坍塌了大半，野草长得比人还高。他从九月开始筑城，亲自定了规制：城墙高三丈二尺，雉高六尺，址广三丈，上广二丈四尺。

如今快一年了，城墙总算有了模样。

可光有城墙有什么用？

袁崇焕收回目光，低头看着城下那些民夫。他们光着膀子，喊着号子，一下一下地夯土。夯锤砸下去，发出沉闷的“咚、咚”声。有人在唱歌，是辽东的民谣，调子苍凉，词听不真切，只断断续续飘上来几句——“出了山海关，两眼泪不干……”

他转过身，沿着城墙往东走。陈祖苞跟在后头，手里捧着一沓文书。

“大人，户部的回文又到了。”陈祖苞低声说，“还是那句话，京库空虚，饷银请辽东自行筹措。”

袁崇焕没接话，继续往前走。

自行筹措。这四个字他听了三年。辽东两万兵，每月需饷银三万两，加上粮草、军械、马料，没有五万两下不来。可户部拨付的，最多的时候不到两万，最少的时候，就像这个月，一文没有。

他停下脚步，望着城下的校场。士兵们正在操练，枪戟如林，喊杀声震天。那些脸都是黑的，被日头晒的，被风沙吹的。有些脸还很年轻，看着不过十七八岁，眼神里却已经没了少年人的光亮。

他已经欠了他们五个月的饷。

“各营的情绪怎么样？”他问。

陈祖苞沉默了一下，才答：“回大人，还稳得住。就是有些老弟兄私下在嘀咕，说朝廷是不是忘了咱们。”

袁崇焕没说话。

忘了？怎么会忘。魏忠贤那头的人，三天两头在兵部递折子，说袁崇焕是沈墨轩举荐的人，用不得。沈墨轩当年推行新政，得罪了多少人？那些人如今都在阉党里，等着看沈墨轩的旧部怎么死。

“能用但不能重用。”兵部的人私下传话给陈祖苞，说是魏忠贤的原话。“打胜仗了是他的功劳，打败仗了正好治罪。”

袁崇焕攥紧了拳头，又慢慢松开。

他走到城墙的垛口前，把手搭在粗糙的砖石上。那些砖是新烧的，还带着窑火的颜色，一块一块垒起来，垒成这座城。他想起三年前刚来时，这里什么也没有。如今城有了，兵有了，炮也有了，城上那十一门西洋大炮，是从澳门运来的红夷炮，一门炮的价钱抵得上三百两银子。

可粮呢？饷呢？

他向朝廷连上了十七道求援奏疏，每一道都石沉大海。最新的那道是五月初八递出去的，如今六月了，连个回执都没有。

“大人，”陈祖苞忽然压低声音，“京城来人了。”

袁崇焕猛地回头。

“是谁？”

“不是朝廷的，”陈祖苞摇头，“是从上海绕道山东，走海路来的。来人自称姓徐，说是徐光启徐大人的长子。”

袁崇焕精神一振：“人在哪？”

“在巡抚衙门候着。卑职让他们从后门进来的，没惊动旁人。”

袁崇焕快步走下城墙。

巡抚衙门在城中心，是座三进的院子，原来是个盐商的宅子，被征用了做官署。袁崇焕从侧门进去，穿过天井，进了正厅。

厅里坐着一个人，三十出头，面容清瘦，穿一件半旧的青布直身，见了袁崇焕进来，起身行礼。

“袁大人，晚生徐骥，家父讳光启。”

袁崇焕连忙还礼：“徐先生远道而来，一路辛苦。”

徐骥摇摇头：“不敢称先生。晚生是奉家父之命，给大人送一套书来。”

他把脚边一个蓝布包袱提到桌上，解开包袱皮，里面是六册装订整齐的刻本。封面题着四个字：《农政全书》。

袁崇焕愣了愣：“徐先生，送农书给我？”

徐骥点头：“家父说，辽东边镇，粮饷是第一难事。他在上海这些年，一直在琢磨这件事。宁远城边有荒地可垦，若能兴办军屯，一两年内可减省三成粮草转运。”

他翻开其中一册，指着其中一卷给袁崇焕看。

“甘薯。”

袁崇焕低头看那书页，是手抄的刻本，字迹端正，密密麻麻地写着种植之法。他认得那些字，有些是徐光启自己的批注，有些是抄录的古籍。

“甘薯这东西，家父在《农政全书》里专门写过。”徐骥指着文字念道，“‘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粮。民间渐次广种，米价谅可不至腾踊矣。’”

他抬起头，看着袁崇焕：“大人，甘薯这东西，耐旱，不择地，亩产是麦子的三倍。辽东风多沙土，种麦子不行，种甘薯兴许可行。”

袁崇焕沉默良久，低头一页一页地翻那书。书里有图，画着甘薯的藤、叶、块根，还有种植的步骤：育苗、剪茎、扦插、窖藏。每一幅图旁边都有详细的说明，用什么土，浇多少水，什么时候收，怎么藏过冬。

他想起小时候在广东老家，地里也种过甘薯。那时候不觉得稀罕，只当是寻常吃食。如今在这辽东风沙里，看着那些图，竟觉得亲切起来。

“徐先生……还说了什么？”他问。

徐骥从怀中取出一封信，双手呈上。

袁崇焕接过，拆开。是徐光启的亲笔信，字迹苍劲，只有寥寥数语：

“元素兄足下：

辽事至此，非战之罪，乃粮饷不继、兵械不修之故。弟每念及此，夜不能寐。

农书粗陋，然实学也。甘薯育苗之法，军屯役田之制，皆可行于辽东。兄若有意，可择荒地试种，不必求多，先种十亩，观其成效。若能推广，则辽东军粮可减三成转运之劳。

另附甘薯种一袋，乃弟自上海带来，可交可靠农人试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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