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五）（1/2）

刘君治学之初，曾精研德清胡渭、太原阎若璩两位学者的着作，如饥似渴地反复研读。后来与当世博学之士交往，得以全面了解本朝六七位大儒的学术脉络。对于方舆地理、文字训诂、天文历算等学问，以及古代诗文大家的创作方法，都已掌握要旨。他将前人的精辟见解与自己的考证成果，密密麻麻批注在书页上端，又多方搜求珍本进行校勘，朱墨批注交相辉映，常常通宵达旦。长此以往，渐渐损耗了心神。再加上接连丧偶的打击，终于病倒，饮食俱废。

刘君自叹年少体弱，又因所学过于繁杂，无益于修身养性，于是感慨道：“我这般钻研学问，究竟所为何事？放着孝悌之道、取舍之节不讲，却去追求那些琐碎枝节，岂非本末倒置！”于是痛下决心改变旧习，专取周敦颐、二程等理学家切合身心的学说，用心揣摩其中精义，反复体味其分合之理。

先前刘君担任国子监学正时，俸禄微薄。幸得岳父邓氏资助数千两银子，生活才日渐宽裕。后来他将邓氏所赠钱财尽数归还，称病辞官，打算回乡自食其力奉养家人。他怀着坦荡自得的心情返乡。不料归乡未及数月便猝然离世，实在令人痛惜！当初他离京时曾对我说：“身后虚名不足计较，君子为学，重在根本。你我耗费精力于校勘考据，消磨光阴于文辞修饰，以中等资质妄图成就超凡事业，希冀获得后世不知何人的赞誉。从今往后，这些都可舍弃，各自注重品德修养。即便终生默默无闻，也誓不后悔。”

我郑重应允了他的话。后来他回到家乡，果然尽心奉行孝道，族人邻里都对他交口称赞。他规划家事，各项安排初具规模，却突然离世。寿命长短本不足为憾，唯独他那奉养双亲、友爱兄弟的志向如此美好坚定，却未能完成，这才是最令人痛心的。而我资质平庸，未能践行与亡友的约定，以慰故人九泉之下的期望，这又是我深感羞愧且痛心的事。

刘君名传莹，字椒云。曾祖父名良琨，祖父名方仍，世代皆有隐德。父亲名正拍，因刘君为官受封征仕郎。母亲叶氏，封孺人。初娶汤氏，续娶陈氏，都先于他去世。最后娶邓氏；刘君归还岳家钱财时，邓氏也赞成。无子嗣，以兄长之子世圭为继子。刘君的学术成果，那些批注在书册上的考证文字，以及他的诗古文作品都未刊行，只寻得朱熹所编《孟子要略》一书，我为他校勘刊印以传世，以完成他的遗愿。铭文写道：

并吾之世，江汉之滨，有志于学者一人。

（在我有生之年，江汉之滨，立志求学者唯此一人。）

其体魄藏于此土，其魂气之陟降，将游乎在天诸大儒之门。

（他的躯体长眠于此方土地，他的精魂升降往来，必将游学于天上诸位大儒之门。）

敢告三光，幸照护乎兹坟。

（斗胆祈求日月星辰，望能护佑这座坟茔。）

汉阳刘君家传

我为刘君椒云撰写墓志铭后，他的侄子世墀又写信给我说：“叔父的品行节操，承蒙您已大略记述。但他治学的历程，不幸因遗着未成而难以彰显。世墀愚钝，不能立刻领悟其中精要。他的孤子世圭年纪更小，即便日后长大，终究难以体会先人治学的甘苦。叔父的挚友中，没有比先生更亲厚的。先生若怜悯我们兄弟，请另作家传一篇，刻入家谱，这样不仅能使叔父精神永存，更是对我刘氏宗族莫大的恩惠。”其实椒云学问中那些独到的心得，有些是难以用文字完全表达的。至于他治学的具体历程，我确实亲眼见证并深入探讨过，将其记述下来告诫他的子侄，正是我的责任。

当初椒云曾研习地理学，用一尺见方的纸张绘制一个行省所辖地域，墨线勾勒的边界细如牛毛。县城用圆圈标注，府治用叉形符号表示，各种标记交错成图，却不另注文字说明。每天清晨他便指着地图背诵：“此处是某县，在汉代称为某县；此处是某府某州，在汉代是某郡国。”通常三四天就能熟记一省地图，更换其他行省地图也采用同样方法。

他对于文字学、音韵学以及古文家的学说，也都掌握了要旨。后来更进一步研究天文历法、数学推算，日夜钻研以求透彻理解，用功极勤。恰逢妻子去世，因哀伤过度而患病，这才稍加保重身体，并感慨地产生了回归根本、专注要义的念头。我曾私下探究圣人之道，发现其博大如此。而历代明君与有识之士，都必定尊奉程朱理学为依归。这难道是出于个人偏好而相沿成习吗？实在是因为程朱的躬行实践确实难以企及，而他们阐释经典的着作，既符合天下公理，又最接近孔子本意。确实不能违背人心的共同趋向，突然另立一说以排斥程朱之学。

自乾隆中期以来，学界兴起所谓“汉学”。最初由几位博学之士发起，他们考据名物制度，颇能拾取先贤遗说并弥补其缺漏。久而久之，风气日渐败坏，学者们渐渐以诋毁宋儒为能事，甚至对孔孟着作中关于心性仁义的文字，全部更改旧有解释，以此攻击朱熹学说。附和者不加审察，而反对者又厌恶其狂妄自大，连他们考据的长处也一并否定，结果授人以柄。这都是有识之士深感痛心的。

椒云最初研习考据学时，就已深刻认识到汉学与宋学各自的弊端。在经历忧患之后，他更加收敛自持，谦退得似乎无意在学术上争辩，只是默默体悟而已。于是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他辞去所任的国子监学正官职，毅然归乡，专心于家庭事务。他将严谨的态度贯彻于侍奉父母之事，进而推广到所有事务无不严谨；以真诚之心推及父母所爱之人，乃至父母所不爱之人，无不受到感化而心悦诚服。

若仍有不合之处，他便考据《礼经》，对照当朝《会典》，以权衡内心自然法则，必定要达成三善（注：指礼、义、仁）的标准才罢休。病中他坚持撰写日记，记录日常琐事，自我反省极为严厉。临终前又留下遗嘱，将后事安排得妥帖无憾。他运用汉学家考据的方法，在伦常日用中综合验证，以求符合朱熹学说的精义。后世研读者该称他为笃志的君子呢，还是认为他尚未达到呢？我揭示他治学的深意，既是为了告诫他的子嗣，也是供后世学者参考印证。

《孟子要略》叙跋

朱熹所编的《孟子要略》一书，历来着录典籍的书目都未记载，朱彝尊《经义考》也称未见此书。宝应学者王懋竑撰写《朱子年谱》时，认为此书早已失传。我已故的友人汉阳刘传莹（字茮云）最早从金履祥《孟子集注考证》中发现此书内容，使这部着作得以恢复原貌。王懋竑穷尽一生研究朱熹着作，号称考据精审无匹，却不知《要略》全书都收录在金氏着作中。就连四库馆的编修们为金氏《集注考证》撰写数百字提要时，也未曾提及此书。

人的见闻所及，即使百般周密也难免有所疏漏，这是常理。考察金履祥的记载，可知朱熹当年编撰《孟子要略》时，另作注解，与《孟子集注》间或存在差异。金氏在注释“人皆有不忍人之心”章时提到：《要略》的注解仍保留旧说；在“桃应问曰”章则说：《要略》的注文与现行本略有不同。如今原书散佚已久，无法得见全貌，刘传莹仅能根据金氏记载重新编排次序，嘱托我校订刊刻，使此书重现于世，但这终究是个残缺不全的版本。

然而像许慎的《五经异义》、余允文的《尊孟辨》这类着作，都曾湮没数百年之久。后来学者从其他典籍中辑录零散内容，终使这些着作重见天日。那么《孟子要略》的重新问世，怎知不会有人再发现原注，以弥补今日的缺憾呢？天下如此广大，来者无穷无尽，必定会有真正热爱朱熹着作的人，广搜博采以弥补遗憾。这正是我故友刘传莹在九泉之下殷切期盼的事。

《孟子》一书，自汉唐以来未被列入官学。陆德明《经典释文》也未加收录。而司马光、晁说之等人更对之质疑诋毁。直到二程（程颢、程颐）才开始推崇此书，朱熹最终将其定为“四书”之一。他先汇集各家学说编成《孟子精义》，又择其精华撰成七卷《孟子集注》，再辨析异同写成十四卷《孟子或问》，用力已极为勤勉。如今又从中精选编成五卷《孟子要略》，可见他对《孟子》的喜爱之深，钻研之笃。

真正深入钻研而有所得，那些在心中体味、在口中吟咏的学问，自然能左右逢源。即使内容错综复杂，也各有条理可循。以我曾国藩的浅薄学识来读此书，只觉得它首尾完备，完全看不出编排混乱的弊病，可见其内容自然能契合众人心意。我遵照亡友刘君的遗愿为其整理刊刻此书，便仿照《近思录》的体例，在每卷开头阐明主旨，以便读者一目了然。圣贤的旨趣，我深知不是浅学之人能轻易领悟的，只是不知是否符合亡友的本意？逝者已矣，只能让我茫然四顾，徒增伤感。曾国藩又记。

陈仲鸾同年之父母七十寿序

上天降生贤人，大多赋予其刚直本性以保全本真。那些曲意逢迎、柔弱颓靡之人，往往丧失自然天性，无法保全纯正坚固的天赋。即便侥幸苟活，其精神气节已然消磨，仅存形骸，君子认为这不过是徒具人形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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