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章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四）（1/2）

又过了两年，到乙巳年，家泰在礼部会试中榜上有名，随后在吏部任职。恰逢皇太后七十大寿，天子以孝德广施恩泽，家泰因此蒙恩获封两代祖先。同年，家鼎也被选为景山官学教习。自赠君去世至今二十年里，家中子弟参加府试、乡试年年都有人中榜，同时婚丧嫁娶等大事也接连不断。全凭宜人一人操持经营，却也因过度操劳而积劳成疾。

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宜人因病去世，享年六十八岁，同年十二月某日安葬于宁乡县黄花塘凤形山的南面。宜人生有六个儿子：长子、次子即家鼎、家泰；三子家豫，是太学生；四子家谦，早年去世；五子即家升；六子家贲，过继给堂叔兄弟万程为嗣。

宜人生有两个女儿：长女嫁给蒋氏，已先去世；次女嫁给侯氏。有孙子十二人，服丧的孙子二人，孙女八人，曾孙女二人。宜人宽厚仁爱，待人周到，救助他人急如救火，深明大义，不徇私情。病重时嘱咐道：“告诉家鼎、家泰，要尽心为官，不要挂念家里。”因为当时两个儿子都在京城任职。儿子们准备回乡奔丧时，嘱托我撰写墓志铭。过了两年才完成铭文，将其刻于墓中。铭文写道：

杞恪宾周，别氏维夏。

（夏氏家族恪守礼法，世代显达。）

承馥远牟，踵兴达者。

（先祖德泽绵长，后代英才辈出。）

宛宛女宗，亦大其闾。

（这位贤淑的女子持家有道，使家族门楣光大。）

迪将多子，并骋天衢。

（她教导众多子嗣，个个都得以施展抱负。）

诸孤遗经，廿年手泽。

（孩子们继承遗训，二十年来手不释卷。）

彯其群起，下报我特。

（如今众人成才，可以告慰母亲的在天之灵。）

报以吾职，不告实劳。

（我们恪尽职守，虽辛苦却从不抱怨。）

职之靡负，厥伐斯高。

（唯有不负职责，才能建立功业。）

镌于乐石，千世其牢。

（将这篇铭文刻于石碑，愿其流传千古。）

江岷樵之父母寿序

道光二十九年春正月，我的朋友江岷樵以县令身份赴浙江任职。临行前，他向平日交好的知己辞别，神色间流露出愧疚不安。有人问他：“治理百里之地，以你的才能实现抱负，这是天下最宽裕的事；吴越的湖光山色，又是天下最怡人的景致。你却感到愧疚不安，这是为何？”岷樵答道：“古人先求学而后为官，并非为官之后才学习。”

我才能有限，德行浅薄，无法造福百姓，这是第一件愧疚的事。我父亲今年七十岁，母亲六十七岁，我却不能早晚侍奉，反而要处理公文案牍；若不能胜任官职，又会给他们带来羞辱，这是第二件愧疚的事。怀着这两件心事，我如何能安心？友人们被他的心意感动，既用言语赠别，又另外作诗，向他的父亲一峰先生和母亲陈太孺人祝福，愿二老健康长寿，以宽慰游子思亲之情。这些诗文编集成册后，嘱托我作序于卷首。

先生年轻时家境极为贫寒。没有田地可以依靠，便靠教书收取学生微薄的学费为生。他终日讲学不辍，从早到晚勤勉自励。全年的收入，将十分之六用来奉养父母，剩下的四成对半分开，一半用于抚养妻儿，一半用来救济乡里。全县设立宾兴会资助贫寒学子参加乡试，推行乡约平定叛乱，都是先生倡导的。他践行道义，敢做常人不敢为之事；而自己的生活，却比世人所能忍受的还要清苦。太孺人操持家务，勤俭持家，完全秉承丈夫的志向。有时全家多年只能喝粥度日，却能让公婆享受到丰盛的膳食。

我与岷樵相识以来，他多次向我讲述这些事。人之常情无不贪图安逸厌恶劳苦，渴慕富贵而羞于贫贱。但追求道义的君子却非如此：有人甘愿忍饥受冻，比原宪、颜回还要清贫，内心却坦荡自得；有人高冠博带，前呼后拥，却忧思辗转，仿佛片刻不得安宁。这是因为他们各有志向。治理一县之地，举手投足如雷霆震动，一个眼神就能令行禁止。仆从一发怒，百姓就战战兢兢。明智之人本该自我警惕，不该自满得意。而浙江一带，自辛壬年间海疆战事以来，创伤尚未平复。

地方官员却还在搜刮民脂民膏，就像医生面对久病之人，若不皱眉思索救治之策，岂是人之常情？岷樵自接到任命后，四处访求贤士良友，唯恐自己能力不足而有负职责，终日惴惴不安。这与先生安贫乐道的志趣，是相同还是不同呢？我听说岷樵在京城候补时，先生嘱咐道：“我不指望你靠显赫官位为我们挣得封诰，只求别让百姓唾骂我们夫妇就足够了。”

由此可见，君子的教子之道，与世俗相差何其悬殊？而岷樵要如何尽孝道、养心志，应当遵循什么准则呢？诸位君子作诗，秉承古人“福寿绵长”的美意，对先生与太孺人的祝福极为周全深厚。我于是略述先生平素求道的心志，希望岷樵能深信谨守，并以此博得长辈欢心。凡是身居官位而谈论奉养双亲的人，读我这篇文章，或许也能有所感悟。

新宁县增修城垣记

道光二十七年八月，湖南新宁人李世德、雷再诰发动叛乱。官府发布告示：凡能擒获贼人者，赏银五百两。于是我的朋友江忠源（字岷樵）应召招募乡勇，率众擒获贼人送交官府。他领得五百两赏银后，回家献给父亲作为寿礼。太公说：官员用赏罚来驱使百姓，若矫情不受，是损害朝廷威信；借助他人之力却独占利益，是违背自身廉洁。

威信丧失就无法统御众人，廉洁受损就难以立身处世。这两者若犯其一，都将后患无穷。我们县城的城墙坍塌已久，若捐出这笔钱来修缮，官府必定嘉许，百姓必定响应。众人支持则工程易成，城墙修好则百姓得以安枕，这是造福十代的功业。岷樵听从太公建议，便将赏银交还官府并呈上修城建议。长宝道兵备使杨公得知后十分赞赏，也捐出五百两相助。宝庆知府、新宁知县各捐若干银两资助工程。县里的士绅耆老也纷纷踊跃捐资，争先运送材料。战事刚过，便立即开工修城。人人都像受惊的鸟儿急于修葺自己的窝巢般积极。

天下各行省所辖之地，往往各有边远区域与他省交界，距离省城动辄千里之遥。这些地方通常群山连绵，道路错综复杂。不法之徒和亡命之徒常在此啸聚山林，伺机作乱。在此处追捕，他们就逃往彼处，如同鸟兽般四处流窜，难以彻底清剿。有时他们攻占偏远县城作为巢穴，借此招揽叛党，声势渐长，各地叛乱此起彼伏。

像郧阳地处陕西、湖广交界处，南赣位于江西、福建交界处，即便以前明原杰、王守仁这样的能臣，经营数年才勉强安定。而南山老林横跨三省交界，嘉庆年间平定白莲教之乱时，损兵折将耗费军饷，损失不可估量。新宁同样地处山区，正位于湖南、广西交界。匪徒常在此煽动勾结，暗中滋长。他们屡次觊觎这座小小的山城，企图占据作为据点。

早在道光十六年，蓝正樽这个无赖之徒就曾聚众作乱，几乎攻破县城杀害官吏。不到十二年，李世德、雷再浩又相继叛乱。这难道不是因为偏远小县城墙残破，才招致盗匪觊觎、引发祸乱吗？如果现在还不赶紧修缮城墙，再过几年，残余匪徒必定会卷土重来，再次对我们发动袭击。

这样低矮残破的城墙，怎能长期依赖它来保境安民呢？于是岷樵在道光二十八年二月动工修建，首先整修城墙四门。城楼巍然高耸，城门厚重坚固，朱漆白垩焕然一新，完全改变了旧貌。随后依次修筑，女墙比原先增高若干尺，墙基加厚若干尺。修补残缺城墙若干丈，增设城垛若干处。总计动用土方工程几千几百，石方工程几千几百，金属木料工程几千，耗费钱款几百万。至道光二十九年某月全部竣工。从此有了可据守的险要，盗匪再不敢图谋进犯了。

岷樵来京城时，嘱托我记述此事始末，以便后来治理此地的官员能够时常修缮维护，不要轻易毁弃前人完成的功业。

黄仙峤前辈诗序

古代君子之所以能超然于众人之上，并非有其他原因，只是他们的器量与见识深不可测罢了。用富贵贫贱来考验他们，他们淡然处之，不露喜忧；面对重大忧患和耻辱，仍能保持常态。这就是所谓的器量。智慧足以洞察天下最细微的道理，眼光足以破除偏执之见。这就是所谓的见识。若器量与见识都已具备，而在事业上未能施展，君子不会过分苛责。但若器量见识不足，却想在事业上小有成就，那就舍本逐末了。若事业无成，却想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那就更是本末倒置了。

因此，语言文字这些东西，古代的君子只是偶尔涉猎，并不将其视为衡量人生价值的标准。从前我曾奇怪，像杜甫这样胸怀大志的人，为何要耗费一生精力在诗歌创作上，反复推敲字句，至老不休，为何如此不珍惜自己？后来看到韩愈评价他说：“流传人间的诗作，不过是其才华的毫末。”苏轼也说：“这位老者的成就，远不止于诗歌。”我才明白，杜甫胸中蕴藏却未付诸文字的思想，恐怕十倍于世间所传；而他器量见识之深远，又比他的文字更值得敬慕十倍。

如今的所谓君子，为一点微不足道的荣耀就沾沾自喜，为些许挫折就怨天尤人。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目光短浅不识大体。既不注重培养器量见识，也不关心建功立业，却一味沉迷于所谓的诗歌创作。从早到晚苦思冥想只为推敲一个字，直到深夜仍不得安宁；从幼年开始就钻研声律格律，直到头发花白仍不停止。把那些矫揉造作的浅薄诗句，当作可以传世的伟大功业，实在是糊涂至极。

松滋黄仙峤先生为人质朴正直、胸襟开阔，淡泊名利。在云南任观察使时，他明察秋毫惩治奸吏，体恤民情解除民困。对于古人所推崇的器量见识与建功立业之道，他可谓身体力行。闲暇时以余力创作诗歌，又能推陈出新，言简意赅。但先生从不自夸，谦逊得仿佛与古人成就毫不相干。人的器量相差悬殊，或宏大或狭隘，或谦逊或自满，实在难以尽述。我拜读先生诗作后，特意挑选其中佳作若干首，抄录保存。世间那些终其一生以诗才自诩，却志趣狭隘之人，若读先生此集，必当自惭形秽，从而开阔胸襟。

祭韩公祠文

某年某月某日，某官谨以清酒和丰盛祭品，致祭于先儒韩昌黎先生神位前：先生的崇高德行，理应受百世祭祀。文人学子都明白并向往这一点。但礼制规定，先生只配享于先师孔子西庑，没有单独祭祀。我先前在翰林院、詹事府任职时，那里都设有先生祠堂。如今在礼部任职，也在官署西北角祭祀先生，但都称为“土地祠”。我到任之日，恭敬地前往祭拜。发现神像旁边，赫然摆放着先师孔子的牌位。

我认为“土地”这一称呼，既不合经典也不合训诂。古代只有天子能祭祀天地，诸侯设立社坛祭祀土地神，大夫以下则联合建立社坛。大的社坛由二千五百户或百户以上组成，小的也有二十五户。因为土地生长五谷，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凡是受土地养育之恩的，都应当祭祀以报答其功德。这是理所当然的。自唐代以后，开始有了城隍祭祀。世间流传的张说祭文和李阳冰碑记，早已有记载。如今天下从京城到行省郡县，都建立庙宇供奉城隍神。

《周易》中有“城墙倒塌在护城河里”的占卜，《礼记》记载了“八蜡祭”中对水沟的祭祀。修筑高墙深池以保护百姓免受祸患，由此推广社祭之义而设立祭祀，于理也是应当的。唯独土地神的祭祀，已无法考证其起源。在我的家乡，有的家庭单独供奉一尊神像，有的村庄设立一座庙宇，大体与古代的里社相似。而京城官署中，尤其多设土地祠，往往祭祀前代有名望德行之人。韩昌黎先生生前，并未在礼部担任过官职。

如今先生逝世已千年，神明在天，如同水在地下，无处不在。若说其神灵仅安享于一个官署之内、方丈之室中，如同古代所谓的社公，实在过于亵渎轻慢了。至于先师孔子，乃是先生终身敬仰效法的圣人。先生曾羡慕颜回能得圣人作为依归，深深感叹自己未能列入孔门弟子；而无知之人竟将孔子牌位安放在先生神像之侧。倘若先生神灵果真降临于此，必定会感到局促不安。

我在瞻仰祭拜之余，询问衙门里的胥吏，他们都不清楚这种祭祀方式的由来。按照旧例，春秋两季用香草供奉先生。我也暂且遵循沿袭的惯例，以表达个人的敬仰之情。但对于孔子牌位的摆放失当，则不敢有片刻因循守旧，唯恐犯下大错。于是恭敬地将孔子牌位取出，焚香祝祷。在说明缘由后，特地作诗一首，让乐工以人声吟唱，希望先生的神灵能在此安享祭祀。这微薄的诚意，望能获得明鉴。诗的内容如下：

皇颉造文，万物咸秩。

（远古仓颉创造文字，使万物各得其序。）

尼山纂经，悬于星日。

（孔子编纂经典，其光辉如同日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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