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章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一）（1/2）

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下

文艺

一、《易经》包含圣人之道的四个方面，而朱熹（朱子）特别侧重“以卜筮者尚其占”这一句，似乎不够妥当。由此谈到古人解释经典时，往往断章取义，按照自己的理解揣测作者原意，未必完全符合经文本义。同治元年四月

二、阅读《经义述闻》时，对其中“弗过遇之，弗过防之”等字句的阐释深有体会。在本朝研究经学、文字学的学者中，我唯独推崇王念孙（王怀祖）先生父子的精当考据，因为他们对经文中虚词实词的微妙差异，都能细致入微地体察穷尽。咸丰十一年二月

三、准备批阅校勘王夫之（船山）的《周易内传》，发现王氏阐述义理的着作往往过于艰深晦涩而不够明朗透彻，这一点与他的《张子正蒙注》如出一辙。同治五年七月

四、今日研读《尚书》，发现蔡沈（蔡传）的注释多有疏漏，比如将“敷言”解释为“敷衍之言”这类错误，难免会招致汉学家的批评。咸丰二年六月

五、重温《尚书·召诰》篇，对古人用“周情孔思”四字形容文王、孔子之思，似有所领悟。咸丰十年十月

六、研读《尚书·无逸》篇，采用吴澄（吴文正公）的《书纂言》版本，似有所领悟。同治四年正月

七、研读《尚书·吕刑》篇，对其中的句法结构似有所领悟。咸丰九年九月

八、《尚书·吕刑》篇的行文风格与后世古文家最为接近，可惜不能完全通晓其中奥妙。咸丰十一年六月

九、我素来喜爱研读《尚书·吕刑》篇，却苦于不能完全理解其文意。如今阅读戴震的注解，发现有些解释深得我心。比如“制百姓于刑之中”、“天齐于民，俾我一日”以及“非从惟从”等句，他的解说都明白透彻，令人心折，我对此赞叹不已。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研读《尚书》中的《顾命》和《康王之诰》两篇，欣喜地发现戴震的经学见解与我的看法多有契合，可惜他生前未能与之畅谈。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一、重温《尚书》中的《盘庚上》和《盘庚中》两篇，因戴钧衡（字存庄）同时采纳了宋元两代及本朝研究汉学的学者观点，其中多有令人满意的见解，故而乐于研读。咸丰十一年七月

十二、邵懿辰（字位西）认为《毛诗序》是孟子弟子万章等人所作。所谓“大序”与“小序”本不应强行分为两部分。这些序文的作用是记录诗篇次序，而非阐明章节主旨，就如同《史记》《汉书》《法言》等书的后序一般。这个见解新颖独到却颇有道理。咸丰十年八月

十三、阅读吴嘉宾（字子序）所着《诗经说》，其学问根基深厚，见解常能触及古人深意，只是引证材料略显不足，恐怕难以在学界产生重大影响。咸丰八年十一月

十四、自去年九月二十一日开始研读《仪礼》，至今已粗略读完。晚年才研习此经，虽嫌为时已晚，终究胜过始终不加留意者。昔日张尔岐（字蒿庵）三十岁始读《仪礼》，至五十九岁方通晓此经，终成国朝屈指可数的大儒。我今年五十七岁，略通此经，总算增添了些许晚年所得。只是蒿庵之前，精研《仪礼》的名儒极少，能在荆棘丛生中独辟蹊径，实属不易。我生在经学昌明的本朝，研习此经者不下数十人，既有蒿庵的句读、张惠言（字皋文）的图解这些康庄大道，又有前辈指引扶持，研习起来自然容易多了。同治六年二月

十五、俞樾（字荫甫）所着《群经平议》第十四卷中，论述《考工记》所载世室、重屋、明堂的形制，对郑玄注多有辩驳，其见解精妙入微，甚至超越了戴震的《考工记图》。同治五年四月

十六、夜间又批阅王夫之《礼记章句》两条。我读此书本为校勘错字，以便修订后重新刊印。细查全书后发现，其中讨论经义的内容与校勘错讹的内容各占一半。这虽不符合校雠家的体例，但其中也略有可取之处。若在前些年安庆、金陵军务繁忙之时，反倒不能如此专注勤勉。如今军营事务清简，倒是老年稍感欣慰的境况；然而流寇猖獗却无制敌良策，加之体衰目昏、学问未成，又令人深感忧虑。同治五年十月

十七、读完桐城张承华（号蓉溪）所着《学庸臆解》三十四页。其主张《大学》应当采用古本而不必增补，对“传义”的解释应当遵从朱熹而非王阳明，这与我一贯的观点相符。书中亦多有独到见解。同治五年十月

十八、孟子所说的“善言德行”，当为后世理学各派的源头；“善为辞令”，当为后世文章各派的源头。孔子自谦不擅长辞令，而以善言德行自许。因为必须自身确实具备崇高品德和至善行为，才能讲述自己的心得。《论语》一书正是善言德行最杰出的典范，于是默诵其中《学而》、《为政》、《八佾》三篇。同治四年五月

十九、朱彬所着《经传考证》，其训诂考证方法与王引之（字伯申）先生相近，其中指出《尚书》中“大”字多为语助词的观点，则是前人未曾提出的创见。咸丰九年五月

二十、阅读戴震（字东原）的《绪言》。又阅读钱大昕（号竹汀）的《声类》，此书未收入其文集刊刻，且体例也不够明晰。同治四年正月

二十一、钱大昕（号辛楣）先生的《声类》一书，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语》、《释天》、《释地》、《名号之异》等篇目，都是通过语音来推求字义。由此可见古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我先前也曾有意撰写此类着作但未能完成。钱氏此书同样是一部未完成的着作，因此未被编入《潜研堂丛书》中。同治二年正月

二十二、陈兰彬（字荔秋）赠送的陈澧（号兰甫）所着《声律通考》和《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两种书籍，粗略翻阅后，深为其中精深渊博的学问所折服。同治八年二月

二十三、音乐律法不可不精通，因为它与军事谋略和文章写作相互关联、互为表里。咸丰十一年十月

二十四、纪泽撰写的《音学考》约五千字，在音韵考证和审音辨声两方面都有所创获，读后颇感欣慰。同治八年八月

二十五、纪泽呈上他所着的《分韵说文解字》，我略加翻阅。该书采用《广韵》的韵部次序和《佩文韵府》的字数规模，抄录许慎原注及徐铉反切注音。对于阐发原注的见解，则以双行小字标注；在注文之外另有论述的，则在反切之下加圆圈以作区别；《佩文韵府》收录而《说文解字》未载的字，则只列楷书不录篆文，仍援引《玉篇》《广韵》等书的说法加以注释；《佩文韵府》未收而《说文解字》原有的字，则另编补遗，依旧按照反切归入东、冬、钟、江等韵部。同治六年十一月（以上经部着作）

二十六、阅读《五代史》时，对欧阳修不承认后梁正统地位的观点，我并不认同。同治十年

二十七、阅读周济（字保绪）所着的《晋略》，此书由赵烈文（字惠甫）寄来。周济是荆溪人，该书成于道光八年，他也算是近代有才华的着作家。同治十年五月

二十八、诸子百家中，只有老子、庄子、荀子、孙子的着作能自成一家之言，其余各家都不免有因袭模仿之嫌。咸丰十年

二十九、王念孙（字怀祖）先生在《读书杂志》中对《管子》的校勘条目，似乎不如他校勘其他书籍那样精审翔实。咸丰十一年七月

三十、读《淮南子·精神训》，看到“大禹竭尽全力为百姓操劳”这句话时，心中似有所触动。咸丰十年十一月

三十一、读《淮南子·修务训》，看到“功业可以努力成就，名声可以努力建立”这句话时，似有所领悟。《淮南子》本属道家学派，但这一篇的主旨却与《荀子》相近。大抵道理若能透彻阐明，各家学说未尝没有相通之处。咸丰十年十二月

三十二、读《淮南子·俶真训》，看到“有才能的人也需要遇到合适的时机”这句话，不禁心生感慨。咸丰十年十二月

三十三、扬雄的《法言》终究不如王通的着作平实恳切，因为扬雄是擅长文辞的学者，而非专精道德修养之人。

三十四、王夫之最推崇张载的《正蒙》一书，但在我看来，这部书也过于艰深而不够明晰。其中《参两篇》论述天地日月五行的道理和规律，尤其晦涩难懂。同治五年六月（以上是关于诸子百家及史书的评述）

三十五、《正谊堂丛书》共五十六种，由张伯行辑录刊刻，是吴坤修所赠。于是取出其中张伯行辑录的《程子》二十篇阅读，到傍晚时分读完，共十卷。该书仿照《论语》二十篇的体例，摘录二程精要言论，大致分类编排，颇为精当。同治元年四月

三十六、张伯行辑录的《朱子》七篇，每篇各分上下两部分，仿照《孟子》七篇的体例。张公此举是以程颢、程颐配孔子，以朱熹配孟子。同治元年四月

三十七、阅读张英的《聪训斋语》和张廷玉的《澄怀园语》，这父子二人的学问，也以知晓天命为第一要义。咸丰九年四月

三十八、阅读罗泽南的《人极衍义》、《姚江学辨》等着作，钦佩他见解真切，志向远大，确实是湖南的豪杰之士。同治三年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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