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史本传（二）（2/2）

在陕甘平定回民起义、贵州镇压苗民起义时，也不再以修筑营垒为首要任务。由此可见用兵之道并无固定模式！然而扎营毕竟是自古沿用的基本战术，终究不能完全废弃。臣认为，直隶练军应当增加扎营训练。每月拔营行军一次，以行进二三百里为标准。让士兵亲自修筑营垒、挖掘壕沟，以培养吃苦耐劳的作风；不乘坐差役车辆以习惯步行，并增募长夫，负责砍柴汲水等负重差事。

至于兵部大臣提出的士兵应注重衣冠礼节一事，臣认为在军营操练时，可以穿戴整齐以练习礼仪；但拔营行军时，仍应包头短衣以求简便。这些都是张弛有度、择善而从的做法。臣先前奏折中请求加强统领权力的建议，正是因为平日事权不统一，临阵指挥就会失灵。

臣在南方时，曾见巡抚大帅所辖各营，平日没有固定统领，临战才临时抽调数营，派一将领统率出战，终究难以让士卒拼死效力。而江西、湖南等省能侥幸成功，多因有得力统领，其权威素来厚重。临阵指挥进退的将领，正是平日负责拨饷选将、主持赏罚之人。士卒耳目有所专注，心志没有疑虑，因此才能战无不胜。

臣主张军权应当专一，本意正是如此。不过也幸亏遇到塔齐布、罗泽南、李续宾、杨岳斌、多隆阿、鲍超、刘铭传、刘松山等将领，有的隶属臣部，有的隶属他部，都因被授予重权而建立功勋。倘若用人不当，权力也不可轻易授予。兵部大臣所议“得良将则战功日增，遇庸才则流弊无穷”，确实是公允之论。

良将可遇而不可求。今后直隶练军统领人选，臣定当仔细考察。若遇杰出人才便破格优待，使其尽展所长；若遇中等之才则多加约束，防止其逾越本分，如此方能两全其美。兵部大臣又建议将领与士兵相互熟悉，可收指挥如臂使指之效。还提到转弱为强不必从外地借调人才等主张。

臣认为，就士兵而言，绝无让外省客军补充本地兵员的道理，客军士兵也不愿补入远省正规军。但就军官而言，武职从最低品级到提督、总兵都可在外省任职，何况直隶乃四方辐辏之地，更是志士报效之区。因此各地将领中若有出色者，都可酌情调来直隶，不应视为借调人才。

直隶练军一事，经反复商议，不外两途：一用本镇将领训练本镇兵丁，一调南省战将教练北省新兵。前此试用本镇将领统带六军时，虽号令易通，而全军难振锐气；及用南将统带时，士气稍扬，又苦上下情谊未孚。欲除两弊，若本管官统率无方，当查实懈惰情形予以更替；若南将与兵丁隔阂，则须令其久处诚感，以渐融洽。

现拟于前留四千人外先增练三千人，渐复旧规：古北口增千人，由老成持重之提督傅振邦统带；正定镇练千人，由素着勇名之总兵谭胜达督率；保定增千人，则以前琼州镇彭楚汉以南将身份统领。中军冷庆所辖千人暂分两部，俟验明实效后再行归并。此乃调和兵将之策，循序渐进以成劲旅。

现拟定练军规模为四军，其中两军驻守京北，两军驻守京南，每军各三千人。若统领操练得法，可视情况扩充至四五千人。此方案请旨下各部议复后试行，待见成效再定立正式章程。后来直隶练军成效显着，各省相继效仿，军营风气为之一新，此练兵之法实由曾国藩首开其端。

同治九年五月，天津突发教案，民众因怀疑教堂涉及拐卖幼童，群情激愤之下打死法国领事并焚烧教堂。朝廷急命曾国藩前往查办。他主张审慎行事，既不可激化矛盾，又须秉公处置，既要维护国家体面，又当采取怀柔之策。最终严惩肇事凶犯，将处置失当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问罪，并申明办理外交必须坚持和议原则。

曾国藩在奏折中陈述，自道光朝以来对外交涉屡屡失利，根源在于朝廷决策摇摆不定。而今能维持十年太平，全赖坚持和议方针。天津教案实属民众激愤所致，并非官府蓄意挑衅，朝廷宜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同时整军经武以备不虞。八月间，朝廷调任其为两江总督，曾国藩虽以目疾为由请辞，但朝廷以其深谙江南政务为由未予准许。至十一月，复命其兼任通商事务大臣一职。

同治十年，因湖北地区原属淮南盐引的销售区域被川盐侵占，曾国藩与湖广总督商议后决定划分销售区域：武昌、汉阳、黄州、德安四府专销淮盐；安陆、襄阳、郧阳、荆州、宜昌、荆门五府一州暂准销售川盐。湖南巡抚奏请在永州、宝庆二府试行官运粤盐，曾国藩则坚持认为该地区无需改运，最终朝廷采纳其建议。同治十一年二月，曾国藩病逝，临终奏疏呈递朝廷。

朝廷下谕称：大学士、两江总督曾国藩，学问精深纯正，器量见识广博深远，秉性忠诚，操守清廉正直。自翰林院时便蒙宣宗成皇帝特别赏识，屡次提拔至卿贰高位。咸丰年间创建湘军，剿灭太平军，转战多省，屡建显赫功勋。

文宗显皇帝对其格外重用，擢升为两江总督，并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朕即位后，委以中枢要职，深为倚重。平定东南，其功勋最为卓着。攻克江宁后，特加恩赏，赐封一等毅勇侯，世袭罔替，并恩准佩戴双眼花翎。

曾国藩历任封疆大吏，对地方利弊尽心筹划，实为朝廷股肱重臣。正期望他能享高寿，长久蒙受皇恩，忽闻其猝然离世，朕深感震惊悲痛！特追赠曾国藩为太傅，按大学士规格赐予抚恤，赏银三千两办理丧事，由江宁藩库拨付。

朝廷特赐祭奠一坛，派遣穆腾阿前往致祭。加恩赐予谥号“文正”，并准入祀京师昭忠祠与贤良祠。在湖南原籍及江宁省城为其建立专祠。其生平政绩与事迹交由国史馆载入史册。任内所有处分记录全部予以撤销。应得抚恤典制，由相关衙门查照定例上奏办理。

灵柩返回原籍时，命沿途地方官员妥善照料。其一等侯爵爵位由其子曾纪泽直接承袭，不必带领引见。其余子孙几人由何璟查明上奏，等候圣旨施恩。

不久湖广总督李瀚章、安徽巡抚英翰、代理两江总督何璟上奏陈述曾国藩历年功绩。李瀚章奏折大略说：“曾国藩初入翰林时，就与已故大学士倭仁、太常寺卿唐鉴、徽宁道何桂珍等人研习程朱理学，注重克己修身，因此学养深厚。”

面对时局艰难，他毅然以天下为己任，将生死祸福置之度外。其过人之处在于能坚持己见，不为浮言所动摇。在江、皖用兵时，提出四路进攻的策略。剿办捻军时，制定四面围剿的方略。后来取得的成功，都源于这些决策。

英翰奏折大略说：自从安庆收复后，曾国藩率军驻扎当地。他整顿吏治，安抚战乱创伤，培养地方元气，教导下属如同教育子弟，对待百姓如同家人。恢复生产，发展教育，各项事业全面振兴。至今安徽百姓安居乐业，都是曾国藩留下的功绩。一听说他去世的消息，当地士绅百姓奔走相告，妇女儿童痛哭失声。

就遗泽之深厚而言，自前朝封疆大吏汤斌、于成龙之后，再没有能如此深得民心的官员。何璟奏折大略说：咸丰十年，曾国藩驻守祁门时，皖南皖北地区十户九空。从金陵到徽州八百多里地，处处有贼寇，日日有战事。

徽州刚被攻陷时，休宁、祁门大为震动，有人劝曾国藩将大营转移到别处。曾国藩说：“我初次带兵作战，遇到危险就撤退，以后还怎么带兵？我若离开此地一步，便再无立足之地。”敌军四面围攻时，曾国藩亲笔写下遗嘱，帐中悬挂佩刀，从容部署军务，神色如常毫不慌乱。

他率军死守二十余日，最终传令鲍超一战将敌军驱逐出岭外。那些猖獗十余年未被剿灭的贼寇，曾国藩受命统兵四年便逐一平定，这都是因为他在祁门初战时就毫不畏惧，震慑了敌军气焰而鼓舞了己方士气。臣听说他早年在京城为官时，就已注重选拔人才，后来统兵征战，更是勤于访查贤能。

即使是一技之长的人才，他无不甄选录用，还多方培养造就，使其成才。收复安庆时，他将功劳归于胡林翼的谋划和多隆阿的苦战；攻克金陵后，又将战功归于众将领，只字不提其弟曾国荃。谈及僧格林沁亲王及李鸿章、左宗棠等人时，他总自称才能不及他们十分之一。

他清廉俭朴如同寒门学子，俸禄全部充作公用，从未购置一间房屋、一亩田地。日常饮食不过四道菜，儿女婚嫁花费不超过二百两银子，并以此作为家训。颇有唐代杨绾、宋代李沉的风范。他始终严格自律、持之以恒的准则，就是不说谎、不晚起。

先前担任两江总督时，他亲自批阅文书，条理缜密，所有章程都亲手制定，每份批文都亲自修改。前年重任此职，他感念皇恩浩荡，仍被委以镇守东南的重任，自认为稍有懈怠，便觉愧疚更深。公务之余，他从不拒见访客，每次接见必定广泛征询意见，耐心教诲勉励。

对于下属的贤能与否，事务的来龙去脉，他都默默记在心中。最终积劳成疾，实在是因为平日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殚精竭虑所致。

皇帝诏书：据何璟、英翰、李瀚章先后陈述曾国藩历年功绩，英翰、李瀚章并奏请在安徽、湖北省城建立专祠。又据何璟遵照查明该已故总督子孙情况详细复奏。朕披阅奏章，更增悼念惋惜之情！曾国藩才识器量超群，鞠躬尽瘁报效国家。当湘、鄂、江、皖军务艰难之际，首创训练水师，立志剿灭贼寇。

虽然屡遭艰难困苦，但他坚忍不拔，毫不动摇，最终凝聚万众一心，平定叛乱。功成之后，他依然敬畏谨慎，始终不懈怠。他举荐贤才唯恐不及，尤其体现了以人事君的大义。忠诚报国，功德惠及百姓。理应多次施予恩典，以表彰其忠贞之志。

朝廷下令在安徽、湖北省城为曾国藩建立专祠。此外，凡是他立过功的省份，都准许建立专祠。他的次子附贡生曾纪鸿、孙子曾广钧，均赏赐举人功名，准许参加会试。曾广镕赏赐员外郎衔，曾广铨赏赐主事衔，待成年后分配到各部学习任职。

何璟、李瀚章、英翰的三份奏折，都命令交付史馆存档，以此显示朝廷对功勋大臣的深切怀念和不断嘉奖之意。钦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