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国史本传（二）（1/2）

同治二年五月，清军收复江浦、浦口，攻克九洑洲，长江沿线敌军被彻底肃清。由于淮南漕运通道恢复畅通，曾国藩着手筹划恢复盐务，改由民间商贩承运。他上奏朝廷，提出疏通销路、减轻成本、稳定盐价、杜绝私盐等整顿盐政的措施。

同治三年正月，官军攻占钟山，完成对金陵的全面包围。到六月，金陵被彻底平定。朝廷下旨嘉奖曾国藩，表彰他从咸丰四年开始率先组建团练、创建水师，屡建战功，保卫湖南，收复武汉，肃清江西，东征后又接连攻克安庆等地，最终成就大业，特加封他为太子太保、一等侯爵，并赐予双眼花翎。

浙江巡抚曾国荃也获得封赏，加太子少保衔，晋升一等伯爵，赐双眼花翎。其他将士也各有升迁奖赏。此时捻军势力强盛，僧格林沁在曹州战死，朝廷于是命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剿灭捻军，并统辖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军务。

曾国藩计划前往徐州督师，招募训练新军骑兵，调集刘松山等部协同围剿。五月，捻军回窜至雉河集，曾国藩驻守临淮关，派兵将其击退。他上奏分析捻军流动作战的特点，建议以安徽临淮、江苏徐州、山东济宁、河南周家口为四大军事重镇，形成相互支援之势，以遏制捻军流窜。

当时捻军首领张宗禹、任化邦、牛宏升及太平军余部赖文光率领十余万部众，时而分散时而聚合，四处活动。曾国藩的战略意图是通过设立固定据点和机动部队相互配合，来应对捻军飘忽不定的战术，以期最终平定叛乱。

八月，曾国藩派遣刘铭传击败捻军，颍州一带的贼军向东逃往曹州。曾国藩命令潘鼎新全力扼守运河防线，同时调派军队火速赶赴山东协助围剿。贼军无法渡过运河，于是向南逃窜至徐州，占据丰县、沛县及铜山境内。九月，曾国藩又派李昭庆、潘鼎新率军将其击败。

徐州丰县的贼军又流窜到山东。十月，周盛波、刘铭传率军将其击退。宁陵、扶沟的贼军流窜攻陷湖北黄陂。同治五年正月，曾国藩派刘铭传击败贼军，收复黄陂城。任化邦率部回窜至沈丘，企图占据蒙城、亳州的老巢。

曾国藩派刘铭传、周盛波率军进剿。张宗禹分兵攻入郓城。三月，刘铭传、张树珊将其击败。颍州、周口一带的贼军会合后盘踞在濮州、范县、郓城、巨野之间，被各路官军击溃。张宗禹率部逃往单县，任化邦则逃往灵璧。

曾国藩驻守徐州，疏浚运河以巩固东路防线。五月，他派遣诸将在洋河、王家林击败张宗禹部，在永城、徐州击败任化邦部。当时贼军自二月北窜后，一直企图强渡运河，在曹州、徐州、淮安、泗州一带徘徊两个多月，始终未能得逞。

于是张宗禹率部进入河南，任化邦率部进入安徽。曾国藩派周盛波在陈州大败牛宏升部，在乌江河击败任化邦、赖文光两部。张树珊在周口击败张宗禹部。牛宏升、张宗禹两部渡过沙河南下，任化邦、赖文光两部也流窜渡过贾鲁河。

曾国藩鉴于此前防守运河已初见成效，决定参照此法在沙河沿线设防，以限制捻军骑兵的活动范围，使战局逐步明朗。最终议定从周家口往下至槐店扼守沙河防线，往上至朱仙镇扼守贾鲁河防线。

曾国藩上奏称，沙河防线长达七百余里，地段过于漫长，不敢保证防务万无一失。但臣必定始终坚持这一策略，不因困难而退缩，不因流言而改变，以求对当前战局有所裨益。

自古以来对付流寇都没有万全之策，唯有构筑防线限制其流窜，这仍是积小胜为大胜的办法。待河防工事完成后，可使驻防部队与机动部队相互配合，轮换作战，这样才能保持军队的旺盛战斗力。

六月，曾国藩派郭松山、张诗日率部在上蔡、西华大败捻军。捻军突破河南巡抚防区东窜，致使沙河防线计划受挫。七月，复命郭松山、宋庆在南阳、新野击溃敌军。九月，刘铭传、潘鼎新在郓城获胜，确保了运河防线安全。同月，曾国藩上疏陈请病休，朝廷准其回任两江总督，改由李鸿章接办剿捻军务。

曾国藩奏请以闲散人员身份继续留营效力，表示若朝廷不让他治军而仅负责筹饷，恐怕有推卸重任之嫌。他反复考量自身病情与职责大义，认为可以适当减轻职权，但直接回任两江总督不妥。此前两次上奏请求解除职务却未申请离营，正是为了稳定湘淮两军军心并协调将领合作，承诺仍会全力协助处理军务。

清廷下旨肯定曾国藩的勤勉之心，但强调两江总督职责重大，湘淮两军粮饷供应全赖其调度，与前敌作战同等重要。谕令曾国藩不应避繁就简，须立即回任以支持李鸿章前线军事。曾国藩再次上奏，坚持病体难以承担两江总督繁重政务，宁可让贤退位，重申请求解除职务。

朝廷严旨驳斥曾国藩的请求，称其作为朝廷重臣，粮饷军械供应事关战局成败，不容推卸责任。谕令其立即返回两江总督任所，确保李鸿章能专心剿灭捻军。同时要求李鸿章在军事决策上仍须咨询曾国藩，以维持湘淮两军协作。曾国藩最终奉旨返任，次年上奏请求将海关税收留用两成，其中一成用于建造战船，一成拨付淮军军费，获得朝廷批准。

同治六年七月，曾国藩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衔，仍留任两江总督。同年十二月捻军被平定后，朝廷赏赐他云骑尉世袭爵位。在任期间，他力主发展造船业作为挽救时局的重要策略，并统筹协调剿捻战役的后勤保障。虽多次上疏请辞，最终仍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履职。

同治七年四月，曾国藩补授武英殿大学士。七月调任直隶总督，十二月抵京后获赐紫禁城骑马殊荣。八年二月，他查明大洼涝地区赋税征收问题，上奏请求减免受灾地区税赋，获得朝廷批准。三月又奏报直隶积压刑案过多，与按察使张树声共同清理已初见成效，因张树声调任山西巡抚，特奏请暂留其一年以完成积案清理工作。

朝廷下旨肯定曾国藩到任后整顿吏治、改善民风成效显着，批准其请求，允许张树声暂留协助清理积案。曾国藩先后两次考核下属官员政绩优劣，上奏请求实施奖惩以整肃官场风气。当时直隶军备松弛，朝廷决议组建六营练军，命其制定完善的练兵章程。五月，曾国藩上奏表示朝中大臣已详细讨论过直隶不宜长期保留外省勇营，但仍应参考东南各省招募勇丁的经验。

曾国藩建议练兵应借鉴勇营三项原则：第一是规章制度应当简明，勇营军规简洁实用，而旧式兵制过于繁琐，官僚习气严重；第二是事权必须集中，勇营将领拥有完整指挥权，而直隶六军统领职权分散，受多方牵制，难以施展才能；第三是官兵情谊需融洽，勇营各级军官均由主将选拔，上下齐心，而旧制官兵关系疏远，临阵难以效死作战。

曾国藩进一步说明，勇营如同树木般脉络贯通，士兵感念将领的选拔之恩，因此能够同甘共苦。而现行的练军体制层级繁多，总理衙门、户部、兵部层层制约，将领顾虑重重，难以放手行事。他建议朝廷借鉴勇营的优点，精简规章制度，赋予将领实权，以此振兴直隶军务。

如今练军中的士兵，离开原属营汛，被调往新编哨队，其选拔权仍由原营军官掌握。新编练的营官既无决定士兵去留的权力，又缺乏优待亲兵、提拔精锐的权限，导致上下级隔阂严重，彼此毫无情谊可言，如此军队岂能在危急时刻堪当大任？这虽是想借鉴勇营制度的优点，但实际条件却难以实现。

此外还听说各营练军普遍存在冒名顶替的弊端，防不胜防。由于兵丁的军饷不足以维持生计，往往兼营小买卖或手艺，这是各省通病。直隶六军将此处兵丁调往他处训练，其训练饷银二两四钱由练营发放，基本饷银一两五钱仍由原属营发放。

士兵不愿离开家乡，常常仍留在原驻地，在练营附近雇人顶替自己点名操练。一旦遇到需要远征的情况，受雇者又不愿前往，便转而雇佣乞丐或穷苦百姓代为出征。一个兵额，实际已换了三人；十名练兵中，顶替者超过半数。这样的军队还如何指望他们发挥作用？

如今应当寻求改革之法，首先必须杜绝冒名顶替的弊端。建议今后一旦士兵被选入练军，就立即裁撤其在原营的编制名额。练军每增加一名士兵，原营就减少一名士兵；无论基本军饷还是训练军饷都统一由练军发放。若士兵因故被革退，也由练军负责招募补充，原营不得干预，希望能借此稍改积弊。

此外，还需进行适当调整。例如骑兵不应混杂在步兵各哨之中，应当单独设立骑兵营，以免临阵时造成混乱；每队人数不应增至二十五人，仍保持十人一队的编制，使士兵更容易理解和执行命令。

基于这些情况，臣原本计划制定简明章程重整练军，练足万人规模，以符合朝廷的殷切期望！至于未被选入练军的士兵，各原营剩余兵员也需妥善安置，不可任其陷入困顿而军纪废弛。

计划参照浙江裁兵增饷的做法，不必大规模削减兵额，只需淘汰老弱士兵且不再补充，病故者空缺也不补员。将节省下来的军饷，酌情补发各营历年积欠，使各营稍有余款，用于添置器械旗帜等装备，既可整肃军容，又能提振士气。

数年后，或许能将原本只发五折、七折、八折的军饷全额发放。入选练军的士兵，待遇自然优厚；即便留在原营的士兵，也能维持生计。这样营务或许能逐渐好转，而京畿地区练军的计划，也不至于屡次推行又中止，如同儿戏。请皇上敕令原议各衙门审议施行。随后朝廷命曾国藩拟定简明章程，上奏确定最终方案。

曾国藩上奏说：臣认为用兵之道，应当根据地形、敌情而灵活变化。原本就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可以拘泥，古人取得成功的战例，后人效仿却未必奏效。今日克敌制胜的方法，他日因循沿用反而可能失败。必须明白既有的经验不可因循守旧，个人的见解也不可盲目依赖。

就以扎营一事来说，湘军初出时，屡次被太平军攻破。后来采用高垒深壕的策略，先求自保，随即以此克敌制胜。淮军兴起后，同样以深沟高垒作为立足根本，擅长扎营的部队便被视为主力。后来转战剿捻时，每日需按行军远近评判各营优劣，根本无暇修筑营垒壕沟，而营垒坚固与否，对胜负已无直接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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