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8章 新加坡改名星州（1/2）

七月第二个星期，伦敦的特使哈罗德·威尔逊抵达时，正赶上了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雨水倾盆而下，将最后一点血迹从街道的缝隙中冲刷出来，暗红色的细流顺着排水沟蜿蜒，像是这座城市的血管正在缓慢破裂。威尔逊的车队穿过湿漉漉的街道，沿途所见尽是钉着木板的店铺橱窗、被烟熏黑的墙壁，以及街角那些尚未撤走的、用沙袋垒成的英军机枪阵地。持枪的士兵站在雨中，钢盔下的脸庞年轻而疲惫。

总督府的会客厅里，吊扇缓慢转动，搅动着湿热的空气，却搅不散那份沉闷。金文泰亲自为威尔逊倒了一杯威士忌，冰块在琥珀色的液体中叮当作响。

“欢迎来到新加坡，次官先生。”金文泰的声音沙哑，“可惜您看到的是一座正在流血的港口。”

威尔逊接过酒杯，没有立即喝。他五十出头，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外交部职业官僚的谨慎刻在他的每一道皱纹里。他环顾这间装饰着东方漆器和英国肖像画的房间，目光最后落在墙上一幅巨大的南洋地图上——代表大英帝国的红色遍布马六甲海峡两岸，可此刻看起来，那红色像是在褪色、在干涸。

“总督阁下，伦敦理解您面对的困难。”威尔逊谨慎地开口，从公文包中取出那份厚厚的报告，放在桃花心木的茶几上。封面上“绝密”的字样格外刺眼。“但恕我直言，伦敦更需要理解的是，帝国为何会陷入这样的困难。”

金文泰的手微微一顿。他走到窗边，背对着威尔逊，看向窗外被雨幕笼罩的城市。“威尔逊次官，您知道吗？就在上个月，我站在这个窗前，看着暴乱最激烈的那天晚上。整个滨海湾的方向都在燃烧，火光把天空染成了橙红色，就像……就像地狱的熔岩涌上了人间。我们的士兵在街上射击，子弹打穿木板、打碎玻璃、打在肉体上的声音，一整夜都没停过。而那时我在想什么？”他转过身，眼中布满血丝，“我在想，八十年前莱佛士爵士踏上这片土地时，这里只是个渔村。我们用了一百年，把这里建成东方最璀璨的明珠，远东的直布罗陀。可现在呢？现在它成了帝国统治衰败的纪念碑。”

“总督阁下——”

“让我说完。”金文泰走回茶几前，拿起那份报告，随手翻到某一页，手指重重戳在一个数字上，“‘平民死亡约一千五百人，主要是华人’——威尔逊次官，您知道这一千五百人意味着什么吗？意味着至少一千五百个家庭，他们的父亲、儿子、兄弟，死在了英国士兵的枪口下。而活下来的人，会把仇恨传给下一代，再下一代。我们不是在镇压一场暴乱，我们是在给自己挖掘坟墓。”

威尔逊沉默了片刻，将杯中的威士忌一饮而尽，灼热感从喉咙一直烧到胃里。“所以伦敦认为，必须改变策略。单纯的武力已经不够了。”

“那伦敦打算怎么改变？用怀柔？用妥协？”金文泰冷笑，“威尔逊次官，您在南洋待过吗？您了解这里的华人吗？他们精明、务实、重视家族和乡谊。当他们还相信跟着帝国能赚钱、能过上好日子时，他们会是最顺从的臣民。可一旦这种信念动摇，一旦他们发现有人能给出更好的承诺——不是金钱，而是尊严，是‘不做二等公民’的尊严，是‘掌握自己命运’的尊严——那么帝国一百年来建立的权威，就会像这座雨季里的土坯房一样，在几天内垮塌。南方军委给的就是这种承诺。而我们现在搞什么‘咨询委员会’、‘社会改革’，在他们看来，不过是迟来的施舍，是软弱的表现。”

“但这是目前唯一的选择。”威尔逊的声音变得强硬起来，“帝国在欧洲面临德国的挑战，在地中海要盯着意大利，印度也一天比一天不安宁。首相和内阁不可能把有限的军队和资源无限期地投入南洋这个无底洞。我们需要的是止血，是稳住局面，至少争取三年、五年的时间。为此，一些必要的让步是可以接受的。”

“让步之后呢？南方军委会满足吗？”

“那就要看您的政治智慧了，总督阁下。”威尔逊往前倾了倾身，“‘咨询委员会’可以成为我们分化华人社群的舞台。拉拢那些有钱的商人、那些受过英文教育的专业人士，给他们一些甜头——市政工程合同、商业特许权、甚至爵士头衔。让他们去和那些激进分子斗，让他们自己去分裂。而我们要做的，是在他们背后提供支持，但绝不亲自下场。至于和南方军委的对话……”威尔逊压低声音，“外交部的远东司已经在通过缅甸的中间人，尝试建立一条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我们不指望李幼邻真的停止支持叛乱，但至少，也许能达成某种默契，比如他不公开煽动针对英国人的暴力，而我们在某些领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金文泰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他闻到了威士忌的味道，闻到了雨季潮湿的霉味，闻到了窗外飘来的、这座受伤城市的气息。他想起那些死在街头的年轻士兵——有些才十八九岁，从利物浦、从曼彻斯特、从爱丁堡被送到这里，死在一片他们从未听说过的土地上。他想起那些华人尸体被草草掩埋的乱葬岗。他想起码头上那些因为贸易中断而失业的工人空洞的眼神。

“我会执行伦敦的指示。”他最终说道，声音疲惫得像是在砂纸上磨过，“但请您转告首相：当我们在谈判桌上让步时，李幼邻正在他的地图上画线。今天我们让出一步，明天他就会要两步。这不是终结，这只是开始。”

威尔逊没有回答。窗外的雨下得更大了，豆大的雨点敲打着玻璃，像是无数的手指在急促地叩问着什么。

几乎在同一时间，巴黎殖民部那栋华丽而古旧的大楼里，一场气氛凝重的会议正进行到深夜。长条会议桌上铺着绿色呢绒，水晶烟灰缸里塞满了烟蒂。墙上的巨幅地图上，法属印度支那的领土被涂成蓝色，从北圻的红河三角洲一直延伸到南圻的湄公河平原，像一块贴在中国南疆的膏药。可现在，这块膏药的边缘似乎在卷曲、在剥落。

殖民部长夏尔·杜梅格用一根银质裁纸刀轻轻敲打着西贡的位置，发出笃笃的轻响。“先生们，新加坡发生的事，绝不能在印度支那重演。绝不能。”他重复了两次，每次敲击的力度都更重一分。

“部长先生，我们已经采取了措施。”印度支那总督府特使、一位头发花白的陆军上校站起身，指着地图汇报道，“过去一个月，我们向交趾支那增派了两个外籍兵团营，加强了河内、海防、西贡的城防，所有华人社团和学校都处于严密监视之下。越盟的活动确实在增加，但我们的情报网正在渗透，已经有十几名骨干分子被逮捕——”

“逮捕？”杜梅格打断了他，裁纸刀在空中划出一道冷光，“上校，新加坡的英国人逮捕了上千人，枪毙了几百人，结果呢？暴力反而升级了！因为问题不在几个人，而在人心。我收到报告，西贡的华人商会最近三个月有超过两百万法郎的资金流向不明，很可能通过地下渠道支持了叛乱组织。河内的明乡人（在越华人）子弟，过去以进入法国学校为荣，现在却偷偷传阅从广西、云南走私进来的中文小册子，上面写的是什么？‘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驱逐殖民者’！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堂、我们的工厂，正在培养我们自己的掘墓人！”

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有窗外巴黎夜晚的马车声隐隐传来，遥远而不真实。

“那部长的意思是？”有人小心翼翼地问。

“两手都要硬，但方法要聪明。”杜梅格放下裁纸刀，双手撑在桌面上，“第一，军事上继续施压，但要更有针对性。不要大规模搜捕，那只会制造更多敌人。我们要用精锐的小分队，实施精准清除，特别是那些与南方军委有联系的骨干。暗杀、绑架、制造意外——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手段，我要让那些想和外人勾结的叛徒，在睡觉时都睁着一只眼睛。”

“第二，文化上要切断他们的根。加速推进同化政策，但要有选择性。对那些愿意改信天主教、取法国名字、送子女进法语学校、公开宣誓效忠法兰西的本地精英——不管是越南人还是华人——给予完整的公民权，让他们进入殖民政府的中低层，让他们拥有土地和商业特权。要让他们觉得，做法国人比做什么‘亚洲兄弟’更有利可图。”

“第三，经济上要分化。华人控制了米业、橡胶、航运，这是事实。我们不能一下子把他们全逼到对立面。要拉拢大的，打击小的。给那些最大的华商家族特许权和合同，让他们赚到钱，然后通过他们去控制、去镇压那些小商贩和工人。记住，饥饿的肚子最容易滋生革命，但如果肚子是华人老板让他们饿的，他们的仇恨就会转向华人老板，而不是我们。”

一位文官模样的部长助理犹豫道：“可是部长，这样做会不会……有悖于共和国的价值观？而且，华人非常精明，他们可能表面上合作，暗地里——”

“共和国？”杜梅格冷笑起来，他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灯火阑珊的巴黎，“先生们，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巴黎的沙龙，是远东的殖民地。在那里，价值观是建立在军舰的甲板和步枪的射程之上的。至于华人精不精明……”他转过身，阴影遮住了他半边脸，“那就看我们能不能给出让他们无法拒绝的价格了。记住，我们的底线是：印度支那必须永远是法兰西的印度支那。为此，我们可以和魔鬼跳舞——但音乐必须由我们来弹奏。”

会议在午夜散场。官员们陆续离开，杜梅格独自一人留在会议室。他走到那幅巨大的远东地图前，目光从印度支那缓缓移向南方——马来亚、苏门答腊、爪哇海。那些英国和荷兰的殖民地，此刻在他眼中不再是盟友的领土，而是多米诺骨牌的前几块。新加坡已经摇晃，接下来会轮到谁？西贡？河内？还是巴达维亚？

他拿起一枚红色的图钉，按在西贡的位置上。接着又拿起一枚，按在河内。图钉在煤气灯下泛着血色的光泽。

“不能让火势蔓延。”他喃喃自语，“至少，不能先在我们这里烧起来。”

而在海牙，焦虑以一种更阴郁的方式弥漫。荷兰这个曾经的“海上马车夫”，如今已日暮西山。议会里关于荷属东印度局势的辩论充满了无力感和相互指责。殖民大臣在质询中满头大汗地辩解：“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但预算有限，舰队需要更新，陆军需要扩充，而本土的纳税人已经不堪重负……”

巴达维亚发来的求援电报一封比一封急迫。最新的电报里，总督用近乎绝望的语气写道：“……新加坡事件后，本地华人的情绪明显变化。过去他们对政治冷漠，只关心生意，但现在聚会增多，阅读‘有问题’的出版物，对殖民当局的指令消极抵抗。土着民族主义者受到鼓舞，在泗水、三宝垄等地出现煽动性演讲。苏门答腊的亚齐人似乎重新活跃起来，有情报显示他们可能从外部获得了武器。我们的海岸线太长，军舰太少，驻军分散。如果发生大规模骚乱，我们将无力控制。急需增派至少两艘巡洋舰、三个步兵营，以及额外的一千万盾紧急拨款……”

殖民大臣读完电报，摘下眼镜，疲惫地揉着鼻梁。他知道这些要求不可能被满足。荷兰海军最新的巡洋舰还是二十年前下水的，陆军的主力还在欧洲防备德国。至于一千万盾——议会能批出十分之一就不错了。

最终，内阁的决策是典型的“小国智慧”：一方面，命令东印度舰队加强马六甲海峡和巽他海峡的巡逻，做出一副强硬的姿态；另一方面，秘密指示巴达维亚总督，可以与英国、法国共享关于南方军委和“南洋解放阵线”的情报，甚至可以允许英法的军舰在“必要时”使用荷属港口补给，变相引入外部力量协助防御。同时，尝试与一些“温和的、理性的”民族主义领袖接触，比如那个在万隆教书、一直主张“渐进自治”的苏加诺博士，给予一些模糊的自治承诺，试图稳住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

“我们要让所有人知道，荷兰是文明的、开明的殖民者，我们愿意对话，愿意改革。”殖民大臣在给总督的密电中写道，“但同时，也要让那些激进分子明白，任何暴力反抗都将遭到最严厉的打击。最重要的是，绝不能给英国人、法国人，尤其是日本人，以干涉我们内政的借口。”

电报发出去后，殖民大臣站在办公室的窗前，望着窗外海牙平静的街道。他知道这些指令有多苍白无力。巴达维亚的那些官僚不傻，他们知道自己被祖国抛弃了一半。而那些在丛林里、在种植园里、在码头边酝酿着不满的人们，更不会因为几句空话就安静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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