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0章 大燕商法（1/2）
《GTO国际贸易争端解决公约》生效半月，林玥在经济总署的议事厅内，收到了三份来自不同商埠的紧急奏报，内容竟如出一辙——因缺乏明确的商业法律依据，多起商业纠纷难以裁决，部分商户趁机钻空子，扰乱市场秩序。
“总督办，江南松江府上报，两家纺织工坊因商股转让产生纠纷。甲工坊以‘商股凭证为私人契约，无法律效力’为由，拒绝承认乙工坊持有的十万两商股，导致乙工坊资金链断裂，濒临倒闭。地方官员调解多次，均因无法律可依而无果。”经济总署法务部的专员率先汇报。
“北境张家口也出现类似情况。”另一名专员补充道，“一家皮毛商户与秦燕商股银行签订贷款契约，约定以商铺作为抵押，到期还款。如今贷款到期，商户不仅拒不还款，还声称‘契约未加盖官府大印，无效作废’。银行上门追偿，反被商户诬陷‘敲诈勒索’，地方官府因无明确法律界定契约效力，无法强制执行。”
最让林玥忧心的是第三份奏报：“岭南广州府发现一起恶性商业欺诈案。一名外地商贾伪造南洋贸易订单，以‘高额返利’为诱饵，骗取二十余家本地商户的预付款共计三十万两白银，随后卷款潜逃。受害商户报案后，官府虽全力追查，却因‘商业欺诈’无明确的定罪标准和惩罚措施，即便抓获嫌犯，也难以依法从重惩处。”
三份奏报摆在案头，林玥指尖划过纸面，心中已然明晰：随着新经济体系的不断拓展，商股交易、商业契约、跨境贸易等新型商业活动日益频繁，但大燕沿用的仍是前朝的《市易法》，条款陈旧，仅能规范简单的集市交易，根本无法适配当前的商业发展格局。法律的空白，不仅让商户的合法权益难以保障，更让保守派有了攻击新政“秩序混乱”的借口，长此以往，必将动摇新经济秩序的根基。
“必须制定一部专门的《大燕商法》，将新经济秩序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林玥的声音坚定有力，“明确商股凭证的法律地位、商业契约的有效性、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以及商业欺诈的惩罚措施，让所有商业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沈万山深表认同：“林总督办所言极是。如今南北商盟的商户已达数千家，秦燕商股银行的业务覆盖西北与南洋，若没有法律作为保障，商户的信心会逐渐动摇，贸易活动也会受到影响。只是，制定新法典并非易事，不仅需要精通律法的人才，还需协调朝堂各方利益，保守派必然会借机阻挠。”
“困难再大，也要推进。”林玥说道，“我会亲自牵头，组建法典编纂团队。法务部负责抽调精通律法的官员，收集整理各地的商业纠纷案例；南北商盟负责组织商贾代表，提出实际的法律需求；经济总署各部门配合提供新政推行以来的商业数据和政策文件。同时，我会向陛下奏请，成立‘商法编纂督办处’，赋予我们统筹协调的职权。”
次日一早，林玥带着详细的编纂方案前往御书房拜见皇帝。听完林玥的奏报和方案后，皇帝沉吟片刻：“制定《大燕商法》，确实是稳固新政、规范市场的关键之举。只是，前朝从未有过专门的商法，编纂难度极大，且必然会触动保守派的利益，朝堂之上怕是会有不少反对之声。”
“陛下，正因前朝无商法，才导致如今商业秩序混乱，商户权益受损。”林玥诚恳地说道，“新政推动经济发展，商贾已成为国家税收的重要支柱，制定商法既是保障商户权益，也是巩固国家财政基础。至于保守派的反对，臣已有应对之策——编纂过程中，我们会广泛征求各方意见，兼顾传统商业与新型商业的利益，让法典更具可行性和公正性；朝堂辩论时，臣会以各地的商业纠纷案例为依据，阐明制定商法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皇帝点了点头，最终批准了林玥的方案：“朕准奏！成立商法编纂督办处，由你担任总督办，全权负责《大燕商法》的编纂工作。朕会下旨，让刑部、户部、礼部等部门配合你的工作，同时授予你调阅全国商业档案的权力。”
得到皇帝的支持后，林玥立刻组建了法典编纂团队。团队核心成员包括：经济总署法务部司长、刑部资深律法官员、江南法学世家的代表，以及南北商盟的商户代表。为了确保法典的实用性，林玥还下令，将各地上报的商业纠纷案例整理成册，分发到每位编纂成员手中，要求他们结合案例制定条款。
法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的首日，团队便在督办处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法务部司长率先提出：“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商股凭证的法律地位问题。各地因商股凭证效力引发的纠纷已有数十起，必须在法典中明确规定，商股凭证是具有法律效力的权益凭证，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否认其效力。”
江南法学世家的代表补充道：“除了商股凭证，商业契约的有效性也需明确。当前不少商户签订契约时，因格式不规范、未加盖特定印章等问题，导致契约效力受质疑。我们应在法典中规定，只要契约是双方真实意愿的表达，内容不违反国家利益和公序良俗，即便未加盖官府大印，也具有法律效力；同时，明确契约的必备条款和格式要求，引导商户规范签订契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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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商盟的商户代表则说道：“股东的权利与义务也需细化。现在不少工坊的股东，只享受分红权利，却不承担经营责任，导致工坊经营不善时，损失全由经营者承担；还有部分股东滥用权力，干预工坊的正常经营。我们希望法典能明确股东享有分红权、知情权、决策权等权利，同时承担出资义务、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工坊利益等义务。”
针对商业欺诈问题，刑部的律法官员提出：“当前对商业欺诈的惩罚过于轻微，难以起到震慑作用。应在法典中明确商业欺诈的定义和具体情形，根据欺诈金额的大小，制定不同层级的惩罚措施，从罚款、没收财产，到流放、斩首，形成梯度惩罚体系，让欺诈者付出沉重代价。”
林玥认真听取各方意见，总结道：“各位的意见都很有针对性。我们编纂《大燕商法》，核心原则是‘保护合法经营、规范市场秩序、打击违法犯罪’。接下来，我们将分成四个专项小组，分别负责‘商股制度’‘商业契约’‘股东权责’‘商业欺诈惩罚’四个模块的条款制定，每个小组都要结合具体案例，确保条款的可操作性。”
编纂工作推进过程中，团队遇到了不少难题。比如在制定商股转让条款时，就出现了分歧：有成员认为，商股转让应自由进行，无需经过工坊同意；也有成员认为，为了保障工坊的稳定经营，商股转让应提前告知工坊，工坊有优先购买权。
为了解决这一分歧，林玥亲自带领团队前往江南松江府，召开了商户座谈会。松江府的纺织工坊主李老板说道：“若商股可以自由转让，一旦大量商股落入竞争对手手中，工坊的经营决策权就可能被掌控，不利于工坊的稳定发展。我认为，商股转让前应提前十日告知工坊，工坊有优先购买权，这样才能保障工坊的利益。”
而商户王掌柜则表示：“商股是商户的私人财产，若转让需经工坊同意，可能会被工坊故意刁难，影响商股的流动性。我认为，只要提前告知工坊即可，无需工坊同意，工坊的优先购买权也应设定合理的期限，比如三日内未明确表示购买，就视为放弃。”
结合双方的意见，林玥和团队最终制定了条款：“商股转让需提前十日书面告知工坊经营者，工坊在收到告知后的三日内，享有同等条件下的优先购买权；逾期未明确表示购买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商股可自由转让给第三方，转让后需到当地官府和经济总署备案，变更股东信息。”这一条款既保障了商股的流动性，也兼顾了工坊的稳定经营，得到了商户们的广泛认可。
类似的分歧还有很多，但编纂团队始终坚持“调研先行、兼顾各方”的原则，先后前往北境、江南、岭南等十余个商埠，召开了五十余场座谈会，收集了上千条商户意见，修改了近百次草案。历经三个月的紧张工作，《大燕商法（草案）》终于完成，共分为“商股制度”“商业契约”“股东权责”“商业欺诈惩罚”“跨境贸易规范”五个篇章，共计一百八十六条条款。
草案完成后，林玥第一时间将其呈交给皇帝，并奏请召开御前会议，邀请朝堂大臣、各地商户代表、法学专家共同审议。皇帝批准了林玥的请求，决定三日后在太和殿召开御前会议，审议《大燕商法（草案）》。
消息传出后，朝堂内外一片震动。支持新政的官员和商户纷纷表示赞同，认为草案的出台是新政深化的重要标志；而保守派则忧心忡忡，认为草案“过度保护商贾利益，违背重农抑商的祖制”，暗中商议要在御前会议上阻挠草案的通过。
御前会议当日，太和殿内人头攒动。除了朝堂大臣，还有来自各地的商户代表和法学专家。皇帝坐在龙椅上，开口说道：“今日召开御前会议，审议《大燕商法（草案）》。制定商法是为了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商户权益，巩固新政成果。各位大臣、各位代表可畅所欲言，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林玥率先上前，宣读了《大燕商法（草案）》的核心条款，并结合各地的商业纠纷案例，阐明了每条条款的制定逻辑：“草案明确商股凭证的法律地位，是为了解决当前商股交易中‘凭证无效’的乱象；明确商业契约的有效性，是为了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细化股东的权利与义务，是为了规范工坊的经营管理；制定梯度化的商业欺诈惩罚措施，是为了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市场秩序。这些条款都是基于实际的商业需求制定的，旨在让商业活动有法可依。”
林玥话音刚落，户部尚书刘仲文便站了出来，面色凝重地说道：“陛下，臣认为《大燕商法（草案）》不妥！前朝以来，我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的国策，商贾地位本就低于农、工、士。草案却将商贾的权益放在如此重要的位置，甚至赋予商贾与官府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违背祖制的！若草案通过，必然会导致商贾势力膨胀，动摇国家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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