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03章 林玥的国富论（1/2）
南洋舰队大败西班牙舰队的捷报传回京城那日，朱雀大街上张灯结彩，百姓们自发涌上街头欢呼，商贾们更是集资在街口搭起戏台，连演三日大戏庆贺。可这份喜庆，却丝毫未驱散太和殿内的凝重。朝会之上，秦王赵元亨无视捷报带来的振奋，率着一众保守派官员再次发难，将矛头直指新政。
“陛下，南洋战事虽胜，却耗费军饷三百万两白银，这笔钱皆来自商股税收与商业税！”秦王手持奏折，语气沉痛，“如今商贾们借着战事胜利，气焰愈发嚣张，四处扩张商号，挤占农田修建工坊，京郊已有多处良田被圈占。长此以往，农业凋敝，国库虽暂盈，终是无源之水！”
鲁王赵元裕立刻附和，呈上一叠“证据”：“陛下，这是臣派人收集的京郊圈地实录，仅上月便有五十亩良田被改为工坊用地。农民失去土地，虽能进工坊做工，可一旦工坊倒闭，便成流民，届时社会动荡，悔之晚矣！臣恳请陛下下旨，暂停所有新增工坊审批，严查商贾圈地之举，收缩商业规模，重归农本！”
保守派官员们纷纷响应，吏部尚书刘仲文甚至直言：“林玥推行新政，看似充盈国库，实则是在透支国本！商贾获利，宗室、世家受损，百姓看似得利，实则被商贾盘剥。如今又因商贾贸易引发对外战事，耗费国力，此等新政，绝不可再推行下去！”
支持新政的官员们正要反驳，却被皇帝抬手制止。经历了此前的拉锯与南洋战事，皇帝的态度本就摇摆，此刻听着保守派的轮番进言，看着那份“圈地实录”，眉头再次紧锁：“林玥，你可知罪？”
林玥出列，神色从容：“陛下，秦王、鲁王殿下所言，皆为片面之词。商贾圈地确有个别案例，但朝廷早已出台《土地使用规制》，严禁挤占良田修建工坊，违规者重罚。至于战事耗费，南洋贸易每年为国库带来的税收便有五百万两，三百万两军饷仅为半年收入，且战事胜利后，西班牙赔偿白银一百万两，贸易航线恢复畅通，后续带来的收益远不止于此。”
“强词夺理！”秦王厉声打断，“贸易收益再多，也不及农业稳固。古往今来，未有重商而国久安者！”
双方再次陷入争执，朝堂之上吵作一团。皇帝看着眼前的乱象，疲惫地揉了揉眉心：“够了！此事关乎国本，容朕深思。林玥，你需在三日内，向朕呈上一份详实奏报，说清新政利弊，若不能自圆其说，朕便依保守派所议，收缩新政！”
朝会结束后，萧天奕忧心忡忡地对林玥说：“保守派这次有备而来，‘圈地’‘战事耗费’皆是他们精心挑选的切入点，普通奏报恐难说服陛下。”
林玥点了点头，眼中却闪过一丝笃定：“我明白。寻常辩驳只会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唯有从根本上重塑陛下对‘商’与‘农’、‘民富’与‘国强’的认知，才能让新政站稳脚跟。这三日，我会闭门撰写一份策论，名为《国富论》，用数据与事实，说清新政的核心逻辑。”
接下来的三日，林玥闭门谢客，将自己关在书房内。书桌上堆满了新政推行以来的各类数据册：户部的税收明细、农科院的粮食产量记录、商股司的项目审批档案、南洋贸易总署的往来账目、工部的水利建设报表、兵部的军队换装清单……她彻夜未眠，笔尖在纸上飞速游走，将枯燥的数据转化为严谨的论证，将零散的案例编织成完整的逻辑链条。
第三日清晨，一份厚达百页、装订整齐的《国富论》策论摆在了皇帝的御书房案头。封面题写着“国富论”三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落款是“臣林玥”。皇帝本有些不耐烦，可翻开策论，便被开篇的详实数据吸引，渐渐沉下心来阅读。
《国富论》开篇并未直接为新政辩护，而是从大燕建国以来的经济状况入手，以数据对比的方式，揭示了传统“重农抑商”模式的局限性：“大燕建国之初，农为本，商为末，全国税银年均不足百万两，国库空虚，水利失修，每逢灾年便颗粒无收，百姓流离失所。万历三年，京郊大旱，因无钱修缮水渠，三十万亩良田绝收，饿死百姓逾千人，朝廷仅能拿出十万两白银赈灾，杯水车薪。”
紧接着，策论笔锋一转，列出了新政推行五年后的一组组数据：“新政推行五年，商业税从年均十五万两增至两百三十万两，商股分红税收从无到有，年均达一百二十万两，加上贸易关税一百五十万两，工商相关税收共计五百万两，占全国总税银的六成。国库年均总收入从不足百万两增至八百三十万两，较新政前增长七倍有余。”
皇帝看着这组数据，眼中闪过一丝惊讶。他虽知道新政让国库充盈，却从未如此直观地感受到增长的幅度。他继续往下读，只见策论第二部分，林玥详细阐述了第一个核心观点：工商兴则财政足，财政足则能反哺农业，筑牢国本。
“保守派皆言‘重商轻农’，却不知工商繁荣，方能为农业发展提供坚实保障。”策论中写道，“新政推行以来，国库充盈后，朝廷投入农业的资金逐年递增。五年间，共拨款八百万两用于水利建设，修缮老旧水渠三千余里，新建水渠一千五百余里，覆盖京郊、江南、川蜀等主要粮食产区。其中，京郊永定河水渠修缮工程，耗资五十万两，完工后灌溉良田五十万亩，粮食亩产从两石增至三石五斗，年均增产七十五万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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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论证更具说服力，林玥还附上了具体的案例：“江南苏州府，此前因太湖周边水渠堵塞，每逢雨季便泛滥成灾，旱季则缺水灌溉，粮食产量极不稳定。新政后，朝廷拨款八十万两，疏通太湖周边水渠，修建水闸三座，形成了完善的灌溉与防洪体系。去年苏州府遭遇百年一遇的暴雨，因水利设施完善，未造成大面积洪涝，粮食亩产仍达三石，较新政前增长五成。当地农户李水生，家中五亩良田，新政前年均产粮十石，仅够温饱；如今年均产粮十七石五斗，除自用外，可出售七石五斗，获银三两七钱，生活富足。”
策论中还列出了农业补贴的详细数据：“朝廷每年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用于农业补贴。对耕种百亩以上的农户，减免半年赋税，年均减免赋税折合白银三十万两；免费向农户发放高产稻种、麦种，五年间共发放稻种二十万斤、麦种十五万斤，覆盖农户十万余户，使粮食平均亩产增长三成；按成本价向农户供应新式犁具、水车等农具，累计供应新式犁具五万余具、水车两千余台，降低了农户耕种成本，提高了耕种效率。”
“保守派所言‘商贾圈地挤占农田’，实为个别违规现象。”策论中专门回应了这一指责，“朝廷出台《土地使用规制》后，已查处违规圈地商贾三十余人，没收违规占用良田两百余亩，全部恢复耕种。且新政推行以来，通过水利建设、改良土壤，新增耕地三百余万亩，较违规圈地的五十亩，多出六倍有余。全国粮食总产量从新政前的年均一千万石，增至一千八百万石，增长八成，较保守派口中‘农业凋敝’，实则是农业空前繁荣。”
皇帝读到此处，不自觉地坐直了身体，拿起旁边的茶杯抿了一口，继续往下读。策论第三部分，林玥阐述了第二个核心观点：工商繁荣能带动就业，增加百姓收入，实现民富，民富则国强。
“民富并非仅靠农业，工商发展能为百姓提供更多就业机会，拓宽收入来源。”策论中写道，“新政推行以来，全国新增工坊两千余家，涵盖丝绸、瓷器、纺织、造船、采矿等多个领域，吸纳就业人口五十余万人。这些就业人口中，有三成是失去土地的流民，三成是农户家中的剩余劳力，三成是城市无业游民，一成是手工业者。他们进入工坊后，每月能获得二两至五两白银的工钱，较此前务农或无业时，收入大幅提升。”
林玥同样用具体案例支撑：“京郊农户王二柱，家中仅有两亩薄田，新政前年均产粮四石，除去赋税，仅够勉强糊口。新政后，他将田地出租给同村农户，自己进入京城的丝绸工坊做工，每月工钱三两白银。除去房租、生活费，每月能结余一两五钱，一年下来能结余十八两白银。三年间，他不仅盖了新房，还为儿子娶了媳妇，生活彻底改观。类似王二柱这样的农户，仅京郊便有三千余人。”
策论还提到了商业对民生的改善：“集货拼购模式推行后，商贾通过大规模采购，降低了商品成本，各类商品价格较新政前平均下降三成。江南丝绸，新政前一匹上等丝绸售价五两白银，普通百姓无力问津；如今售价三两白银，中等收入家庭也能购买。粮食价格稳定在每石三钱白银，较新政前的每石五钱，下降四成，百姓生活压力大幅减轻。”
“民富则国强，非虚言也。”策论中强调，“百姓收入增加，生活富足，便会拥护朝廷，社会自然稳定。新政推行五年，全国流民数量从年均十万人降至一万余人，各类民变事件从年均二十余起降至两起，社会安定程度前所未有。同时，百姓富足后，消费能力提升，又能进一步带动商业发展，形成‘工商兴—财政足—农业兴—民富—工商更兴’的良性循环。”
皇帝越读越投入，眉头渐渐舒展。他想起了新政推行以来，民间的变化：街头巷尾的商铺越来越多，百姓的衣着越来越光鲜，上访的流民越来越少。这些变化，他看在眼里，却从未将其与工商发展如此紧密地联系起来。
策论第四部分，林玥回应了“战事耗费国力”的指责，阐述了第三个核心观点：工商繁荣是军事强大的基础，国力增强需工商、农业、军事协同发展。
“军事强大，离不开充足的军饷、先进的武器装备，而这一切，皆需强大的财政支撑，财政支撑则源于工商繁荣。”策论中写道，“新政前，朝廷年均军饷仅六十万两白银，军队武器装备陈旧，士兵铠甲多为皮甲，火炮仅有百余门，且射程短、威力小。南洋战事中，西班牙舰队之所以敢公然挑衅，便是看清了此前大燕海军的薄弱。”
“新政后，国库充盈，朝廷逐年增加军事投入。五年间，共投入军饷一千万两白银，用于军队换装、训练和海军建设。”策论列出了详细的军事提升数据：“陆军士兵铠甲全部更换为钢制铠甲，防护能力大幅提升；新增火炮五百余门，均为新式后装线膛炮，射程较旧炮远出三倍，威力提升两倍；海军新增‘镇海级’主力战舰十二艘，配备先进火炮和导航设备，战斗力远超此前的老旧战船。南洋舰队能大败西班牙舰队，正是得益于新政带来的军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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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论还指出，贸易与军事相辅相成：“全球贸易网络的建立，不仅为朝廷带来了巨额税收，也让大燕的影响力扩展至南洋、西洋。军事力量的强大，又能保障贸易航线的安全，为商业发展保驾护航。此次南洋战事，虽耗费军饷三百万两，但胜利后，西班牙赔偿白银一百万两，且承诺不再干扰大燕贸易航线，未来每年将为大燕带来额外的贸易收益两百万两，远超战事耗费。”
读到此处，皇帝心中的疑虑已然消散大半。他继续往下读，策论的最后一部分，林玥总结提炼出“民富则国强”的核心观点，并给出了后续新政的优化建议。
“所谓国富，并非仅指国库充盈，更指百姓富足。百姓富足，国家方能真正强大。”策论结尾写道，“新政的核心，便是通过发展工商，带动农业发展，增加百姓收入，实现民富国强。此前新政推行过程中，确有个别疏漏，如商贾圈地、部分地区农业补贴落实不到位等。后续，臣建议朝廷进一步完善制度：一是加强土地监管，严厉打击违规圈地，确保良田不被挤占；二是优化农业补贴政策，建立地方官员考核机制，确保补贴足额发放到农户手中；三是规范商业行为，打击商贾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行为，保护百姓利益；四是继续加大军事投入，完善海军建设，保障贸易航线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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