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摇摆的东南王（1861－1862）（1/2）

历史现场

安庆城头的硝烟还未散尽，曾国藩便接连收到了两个足以改变历史走向的消息：前一个是捷报，后一个是讣告。咸丰皇帝驾崩了，留下一个六岁的儿子载淳（即同治帝）和一堆虎视眈眈的顾命大臣。

曾国藩捧着那份沉甸甸的“哀诏”，站在长江边，江风浩荡，却吹不散他心头的迷雾。喜悦被瞬间冻结，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深沉的、如履薄冰的警觉。他立刻意识到，仗，可能快要打完了；但事，却刚刚开始。

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里，以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尤其是协办大学士肃顺为首的八位“赞襄政务王大臣”，拥立幼帝，总揽朝纲。而幼帝的生母慈禧太后（当时还是懿贵妃）和嫡母慈安太后，则被排除在权力核心之外。两股力量暗流汹涌，一场最高权力的搏杀已不可避免。

身处前线的曾国藩，对热河的细节并不完全清楚，但他通过京师旧友和朝廷邸报的蛛丝马迹，能感觉到那令人不安的张力。他手握当时帝国最精锐的野战兵团，他的态度，足以影响天平。

不久，一封密信以极其隐秘的方式，送到了曾国藩手中。信来自肃顺。在信中，这位权势煊赫的顾命大臣，语气亲切而器重，称赞曾国藩的功绩，暗示未来朝廷必将更加倚重，并委婉地希望得到他这位“东南柱石”的支持。

这封信像一块烧红的炭，烫手。肃顺是咸丰皇帝最信任的满族重臣，能力出众但作风专横，排斥异己，尤其不喜慈禧干政。支持他，似乎是遵循先帝遗命，合乎正统。但曾国藩的幕僚们，尤其是精于时局的赵烈文，分析认为：肃顺虽强，但行事过于操切，树敌太多；两宫太后，特别是慈禧，母以子贵，占据“名分”优势，且与在京的恭亲王奕欣（咸丰之弟，与肃顺不和）很可能联手。这场斗争，胜负难料。

曾国藩陷入沉思。他回想起自己多年为官的经历，特别是长沙、江西受地方官僚掣肘的切肤之痛。他深知，在权力斗争中站队，风险极高，一步踏错，万劫不复。更重要的是，他毕生标榜“忠君”，但此刻“君”是那个六岁的孩子，而“忠”的对象，应该是代表皇权的合法朝廷，而非某一位权臣。

他采取了最谨慎，也最聪明的策略：沉默观望，严守臣节，绝不轻易表态。

他给肃顺回了一封极其恭谨但内容空洞的信，感谢“先帝”和顾命大臣们的信任，表示自己一定尽心王事，剿灭“粤匪”，至于朝局，则一字不提，完全回避。同时，他严格约束部下和湘系官员，不得妄议朝政，不得与热河或京师任何一方有超出公务的私下勾连。他把全部精力，依然投注在安庆战后的军事部署上，摆出一副“只知军事，不问政治”的纯臣姿态。

事实证明，他的判断和策略是正确的。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震惊天下的 “辛酉政变” （亦称北京政变）爆发。慈禧太后联合慈安太后、恭亲王奕欣，在从热河回銮北京的路上，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逮捕了肃顺等八大臣。肃顺被斩首，载垣、端华被赐死，其余革职。两宫太后垂帘听政，恭亲王奕欣出任议政王，总揽内廷外朝。

政变消息传到安庆时，曾国藩正在与幕僚议事。信使呈上密报，他展开细读，面无表情，只是手指微微蜷缩了一下。读完，他将信纸轻轻放在案上，沉默良久。

幕僚们屏息凝神，等待他的反应。这可是天翻地覆的大变局！

终于，曾国藩缓缓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然嗣君年幼，两宫皇太后垂帘，亲王辅政，亦是权宜安定之计。我等外臣，唯有力图疆场，早日平定贼氛，以报国恩，以安圣心。”

这番话，四平八稳，滴水不漏。他没有对肃顺的下场表示丝毫同情或惊讶（那会引火烧身），也没有对慈禧、奕欣的政变行为进行道德评判（那非臣子所宜），而是迅速承认了新的权力格局的合法性，并将自己的职责再次明确限定在军事领域。这是最高明的政治表态。

他的态度，很快通过奏折和渠道传到了北京。新上台的慈禧和奕欣，最担心的就是曾国藩这样手握重兵的汉人统帅不服，或借机生事。见他如此“识大体”、“懂规矩”，心中一块大石落地。为了拉拢和酬庸这位至关重要的实力派，新朝廷立刻送上了一份厚重的“见面礼”。

同治元年（1862年）初，清廷颁布一系列任命：

加曾国藩太子少保衔，协办大学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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