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回家“丁忧”，脾气见长（1857－1858）（1/2）

历史现场

咸丰七年（1857年）二月，曾国藩在江西南昌的军营中，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顿。

湖口惨败的阴影依然浓重，湘军水师重建艰难，陆师则在江西各地与石达开、韦俊等太平军名将陷入艰苦的拉锯战。江西巡抚陈启迈、按察使恽光宸等地方大员，对他这个客军统帅阳奉阴违，在粮饷、兵源、地方协调上百般掣肘，甚至暗中向朝廷打小报告。朝廷的谕旨时而催促进兵，时而又因败绩有所申饬，信任并不稳固。曾国藩感觉就像陷在泥潭里，四面八方都是阻力，拼尽全力，战局却难以打开，反而越陷越深。

就在这焦头烂额、身心俱疲到极点的时候，一匹快马从湖南疾驰而来，带来了一个让他大脑瞬间空白的消息：父亲曾麟书，于咸丰七年二月初四日（1857年2月27日）在湘乡老家病逝了。

这消息像一记重锤，狠狠砸在曾国藩已然紧绷的神经上。父亲……那个一生科场失意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他、在他每次出征都默默守望、不久前还来信叮嘱他“戒急用忍”的老人，走了。他甚至没能见到最后一面。

巨大的悲痛瞬间淹没了战场失利的烦忧。但紧接着，一个复杂的念头几乎与悲痛同时升起：这或许……是一个名正言顺脱身的机会。

按照礼制，父丧，他必须立即卸去所有职务，回乡丁忧守制二十七个月。这对正陷入江西泥潭、进退维谷的他来说，无异于一道“赦免令”。可以暂时逃离这令人窒息的前线、甩开那些可恶的掣肘、避开朝廷那琢磨不透的目光。

但他立刻又为自己的这个念头感到羞愧。这是利用父丧逃离责任，是“不忠”的变相体现。忠孝再次尖锐对立，但这一次，天平似乎天然倾向于“孝”。

幕僚们意见分歧。刘蓉、郭嵩焘等湖南籍好友倾向于让他借此机会抽身，暂避锋芒，以图后举。他们认为朝廷和地方对湘军的牵制已严重到无法作战的地步，强留无益。而李续宾、杨载福等前线将领则忧心忡忡，担心主帅一去，军心涣散，江西局面可能崩坏。

曾国藩在极度的痛苦和矛盾中挣扎数日，最终，“孝道”的绝对性和内心深处对现状的绝望，促使他做出了决定。他一边上奏朝廷，报丁父忧，恳请开缺；一边不等朝廷明确批复（按惯例会批准），就将江西军务简要交代给弟弟曾国华（在军中）和好友刘蓉等人，自己则带着少数随从，匆匆踏上了归乡之路。

他的奏折写得悲切而直接，不仅请求守制，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办事艰难”的满腹委屈，近乎向皇帝诉苦和抱怨。这为他后来的处境埋下了伏笔。

咸丰七年三月，曾国藩回到阔别数年的湘乡荷叶塘。灵堂之上，面对父亲棺椁，他伏地痛哭，这泪水里既有丧父之痛，也掺杂着战场受挫、壮志难伸的郁结。守孝的生活表面平静，结庐墓旁，粗茶淡饭，谢绝宾客，但他内心却如同翻江倒海，一刻不得安宁。

最初的几个月，是愤懑与抱怨的集中爆发期。他变得脾气暴躁，与在京时那个严谨自省的形象判若两人。

弟弟曾国潢、曾国荃等在家主持家务，有时难免有些小疏漏或不同意见，曾国藩便会厉声斥责，言辞激烈，不容分辩。对前来吊唁或探望的地方官员、乡绅，他也时常不给好脸色，谈话间总是忍不住抱怨江西官场的腐败无能、朝廷的不公、同僚的倾轧。他甚至在给朋友的信中，也充满了负能量，痛斥“天下事皆坏于庸人手中”，感觉自己“忠而见疑，信而被谤”，满腔委屈无处倾诉。

他似乎要把在江西受的所有窝囊气，都在这守孝的宁静山林里发泄出来。那个善于忍耐、讲究“柔退”的曾国藩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满腹牢骚、看谁都不顺眼的“愤老”。

然而，这种发泄状态并不能带来解脱，反而让他更加痛苦。夜深人静时，他独坐墓庐，听着松涛，开始更深层次的反思。他重新翻出自己的日记，审视离京出山以来的种种。看着自己早年在日记里那些苛刻的自我批评和修身计划，再看看这几年的行事，尤其是近来急躁易怒的状态，他悚然惊觉：自己变了，变得刚愎、骄躁、怨天尤人，离当初的“修身”理想越来越远。

湖口之败，仅仅是战术失误吗？江西困局，全是因为他人掣肘吗？自己就没有责任吗？是不是太过急于求成，太过锋芒毕露，所以才处处树敌？是不是总以“卫道”自居，高高在上，难以与人协和？

他想起父亲生前“戒急用忍”的嘱咐，想起祖父“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但刚易折，须有柔济”的朴素道理。他开始系统阅读老庄着作，《道德经》、《庄子》。这些他过去作为儒者并不十分重视的典籍，此刻却像清凉的泉水，浇熄着他心头的躁火。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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