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27章 暗渊（十四）以身入暗渊（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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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荷死了。”

她当时愣住了。

脑子里嗡嗡地响，像被人从背后用铁棍敲了一记，耳朵里只剩下一片尖锐的耳鸣。

她张着嘴，嘴唇动了动，却发不出任何声音。

电话那头说什么她都听不见了，终于那个声音重复了一遍：“阿荷死了。你是家属吧？你们家就你还能回来一趟，赶紧回来吧。”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从厂里跑出来的。

她只记得自己奔跑的脚步声在厂房的走廊里一阶一阶地回响，像怎么也追不上的鼓点。

她甚至没有跟台长请假，她冲出工厂大门，在羊城人流汹涌的街头像一只无头苍蝇一样乱转。

她蹲在路边一个墙角下，抱着膝盖，浑身发抖，眼泪怎么也不听话地流下来。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声音从喉咙里挤出来，像一条被踩了尾巴的蛇一样嘶哑：“不会的。她明明说好暑假来羊城看我。她说了要考上大学，还要带着我去北京看天安门。她说了要让我过上好日子。”

她蹲在那个墙角下，蹲了很久很久，直到两条腿都麻了，才晃晃悠悠地站起来。

她不知道自己在城市里走了多长时间，路边的灯光一盏一盏地亮起来，又一盏一盏地熄掉，她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着，像一片被风吹走的落叶。

等她赶回老家，已经是第二天了。

她拖着两只沉得像铅块一样的腿走进镇卫生院的太平间时，屋子里弥漫着一股消毒水和腐气混合的味道，那种味道钻进鼻腔，像一把钝刀子在肺叶上割。

工作人员掀开那张白布的时候，她的腿一软，整个人跪倒在地上。

白布

她的面颊凹陷，嘴唇被咬烂了，眼眶乌青，浑身上下几乎没有一块好皮，胸腔处有一大片暗紫色的淤痕，两肋的骨头像是断了，在皮肤下凸起畸形的角度。

那件她买给她的红色羽绒服已经不见了，只剩下一条薄得像纸一样的旧衫，沾满了血和别的什么污渍，像一块被踩进泥里的破布。

她跪在铁床边，伸手想去摸阿荷的脸，却又在半空中顿住，指尖颤得厉害，她怕自己摸上去是冰的，怕那冰凉的东西会把她最后一丝念想也带走。

我记得那个画面。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阿莲还没有赶回来。

那天我正好顺着底下人的线，到了掸国边境那个镇子，替白家跟那多的人谈一笔旱线货的旧账，走到镇卫生院门口，看见几个穿制服的抬着一具担架，从一辆面包车后面下来。

担架上盖着白布，白布很薄，

我本来不该多管闲事，可白布边缘垂下来的一只手，让我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只少女的手，细，小，指节已经发青，指甲里嵌着干涸的泥土，手腕上有一圈圈暗紫色的勒痕，像一条蛇在皮肤上盘了很多圈。

我看了一眼那只手，就再也迈不动步了。

那只手太干净了，干净得像是从来不曾沾过这世上的污秽，却被人硬生生地攥碎在这片烂泥地里。

我就那么站在卫生院门口，看着他们把人抬进去，一直到夜色暗下来，我才鬼使神差地跟了进去。

我知道自己不该管这摊事，一个贩毒的人，管一具素不相识的尸体，传出去只会招来麻烦，但那天我没能管住自己的腿。

太平间的灯管坏了一根，剩下的一根也接触不良似的，忽明忽暗地闪，照得那张脸一会儿亮，一会儿暗，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张脸。

那不是一张死人的脸，那是一张被人糟蹋完了、又随手扔掉的东西。

嘴唇上还有伤口，鼻梁似乎断过，歪向一边，脸上有巴掌印，也有脏东西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整个人像被一场洪水卷走了所有的尊严，只剩下一具空壳，还冷冰冰地躺在铁床上，等着人来认领。

我问守太平间那个老头，这女孩是哪里来的，老头叹了口气，说派出所查了，好像是镇上中学的学生，家里还有一个姐姐在羊城打工，姐姐还没赶回来，尸首都快臭了。

我让他掀开白布再看了一眼，看到她的手腕、脚踝、锁骨的淤青，还有从领口露出来的那些密密麻麻的针眼和烟头烫伤，我那一瞬间什么都明白了。

一个人要坏到什么程度，才会把这样一个小女孩折磨成这个样子？

我见过贩毒的人怎么毁掉一条条街，见过吸毒的人怎么亲手烧掉自己的家，什么场面我都见过。

可我站在那具小尸体面前，还是忍不住胃里翻江倒海，跑到后院扶着墙干呕了很久。

她用尽了全部的力气活着，省下了每一分钱，连新衣服都舍不得给自己买，把一切都寄回家里，供妹妹读书，盼着妹妹将来能考大学，能走出那座大山，去过更好的日子。

可那群畜生，看见阿荷在放学路上，就像看见了一头干净的小羊羔。

他们把车停下来，朝她吹口哨，说几句下流话，拎着装了药的水瓶朝她晃了晃，说她如果喝了这瓶“饮料”，就给她买新衣服，带她去看电影。

阿荷不喝，他们就拽住她的手腕，逼她喝下去，她挣扎，她喊，但镇上一个放学回家的女孩，能有什么力量反抗一群从边境流窜过来的成年男人？

她被拖进车子，在里头哭喊，他们拿那种东西拍她，打她，用烟头烫她。

她狼狈地逃回家，以为躲在家里就没事了，可毒已经钻进她的血液，那种钻心蚀骨的瘾，不是她一个十六七岁的女孩扛得住的。

瘾发的时候，浑身的骨头像被一只大手一节一节地拧断，冷汗浸透了衣衫，眼前一阵阵发黑。

她蜷缩在床上，咬着自己的手背，把嘴唇咬出了血，也不敢跟家里人说。

她怕母亲担心，怕卧床的父亲知道了病情会加重，她以为自己能硬扛过去，却不知道那毒已经把她的意志啃噬得千疮百孔。

他们像蹲在洞口的毒蛇一样，等着她发作了，自己爬回洞口来求他们。

她求一米，他们就进一步，今天进一点，明天再进一点，一步一步把她拖进暗渊。

直到那个晚上，他们在镇上一间宾馆的房间里，把她如同破布一样用尽，然后所有人走了，把她像垃圾一样扔在那里。

她死了。

死的时候，连一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身上那件旧衫被撕裂开了，露出那些纵横交错的青痕。

她用这么一副模样，一个人躺在冰凉的铁床上，等着从来不知道她在哪儿受罪的姐姐，从几百公里外赶回来。

我那时候还没混进那多的营地，只是白家手下的一个年轻人，本来不该在这种事情上出头。

但我做不到无动于衷。

可我走出那间太平间的时候，腿一直在发抖，风一吹，脸上竟然湿了一片，我一摸，才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

我折回去，跟卫生院的人说，这个女孩的后事我来管，买最好的棺材，请最好的人给她清洗、补妆，把她收拾得干干净净，然后再也不许任何人碰她。

我给了一个老头子一笔钱，让他跑去镇上买一套干净的、崭新的衣服。

不要那些灰扑扑的旧衫，要鲜亮的颜色。

像她这个年纪的女孩该穿的颜色，我甚至特意交代，买红色的，她姐姐过年买给她的那件红羽绒服，怕是再也找不回来了。

那些人给阿荷清洗身体的时候，她身体上那些青紫像一根根鞭子，抽在我的心上，我没有进去看，只是站在门外抽烟，一根接一根，脚边堆了一小堆烟头。

我在想，这就是毒品。

毒品不仅能杀人，还能先把人一寸一寸地剥掉，吸干她的眼泪、骨血和尊严。

再把她像一只用完的废零件一样丢在大街上，让那些最干净、最天真、最想好好活着的孩子，以一个最悲惨最荒诞的方式死去。

我站在太平间门外的那堵墙边，看着天黑下来又亮起来，看着那堆烟头一根根燃尽，心里反复转着一个念头：这世上的毒，不仅在那白色的粉末里，还在那些人心内部腐烂发臭的地方。

等阿莲赶回来，已经是第二天了。

我远远地看到一个头发蓬乱、眼睛红肿、身上还穿着几件干净外套的年轻女人跌跌撞撞地冲进卫生院。

那应该就是阿荷的姐姐，她冲进太平间，很快就传出一声又快又尖的哭喊，像刀子刮在铁皮上，刺得人耳膜发疼。

我本来已经托人把事情都安排妥当，该出的钱都出了，该打点的也都打点了。

剩下的只是让那具小尸体安安静静地离开，我把阿荷的骨灰交给了镇上的干部，托他们转交给家属，然后转身下楼。

走出大门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那间太平间的窗口，看到一个单薄的影子跪在里面，像被抽去了脊梁，我看着那个影子，心里像是也被什么东西狠狠拽了一下。

阿莲后来告诉我，她抱着阿荷已经冰冷的身体，感觉像是抱着半截被抽空了的纸人一样，轻得不像一个十六岁的女孩。

她反复摸着那截冰凉的指头，指尖都是僵的，她喊阿荷的名字，一遍又一遍，没有人应她，整个太平间里只有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铁皮顶上撞来撞去。

她说她那时候几乎疯了，跪在地上，额头抵着铁床边沿，把嘴唇咬出了血，也没有发出一声像样的哭声。

因为哭不出来，眼泪干涸在了眼眶里，只剩下一种被抽空了一切之后的那种干裂的剧痛。

她问我：“你知道吗，她死的时候，身上还穿着我去年给她买的那件旧外套，因为那件红的要过年才舍得穿，她把那件新衣服整整齐齐地叠在柜子里，连吊牌都没舍得剪，想着等考上大学再穿，省得弄脏了。”

我沉默了很久，没有接话。

她又说：“她每次打电话来都问我，姐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说等厂里放假。她说那我把成绩单藏好，等你回来看，姐你要给我签字，老师说了，家长要签字，你是我家长，你回来我就能交作业了。”

她说这些的时候，声音很平，像一条水位降到枯竭的河床，只剩下龟裂的泥土和阳光下暴晒的石头。

她后来没有再回羊城，也没有再回那条流水线，她把阿荷的骨灰安葬在镇外的小山坡上，对着那个崭新的墓碑站了整整一个下午。

然后回了家，告诉卧床的父亲和病弱的母亲，她要去城里多挣点钱，以后寄回来给他们养老。

没有人知道她真正要去哪里。

从那天起，她变成了另一个人。

白天打零工，晚上混在镇上那些街头巷尾的小混混中间，向那些嘴上没个把门的人打听消息，一点一点地拼凑那些碎片的真相。

她学会了陪笑脸，学会了敬酒，学会了在男人堆里周旋却不让任何人占到真正的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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