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第一代诸侯：鲁变与齐俗（2/2）

姜太公看得很清楚：齐国地处东夷腹地，强敌环伺（如强大的莱夷），生存是第一要务。搞文化高压，等于逼着所有潜在反对者联合起来。不如降低姿态，发展经济，壮大实力，用实利换认同，用实力保安全。这是“抓大放小，发展是硬道理”的古老智慧。

三、周公的评判与深意

听完两个“分公司总经理”的述职报告，作为“集团董事长”的周公什么反应？

史书记载，听完伯禽的汇报，周公叹息：“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唉，鲁国的后代将来要北面称臣侍奉齐国了！政令不简约易行，百姓就不会亲近；政令平易近人，百姓必然归附。）

这是一句充满预见的评判。周公一眼就看出了两种模式的长期优劣。

伯禽的模式（“变俗革礼”），成本高、见效慢、阻力大。它试图打造一个高度纯洁、高度符合理想的“礼乐模型”，但在这个过程中，可能消耗了太多国力，疏远了太多民心，束缚了社会的活力。它像一件精美但笨重的青铜礼器，庄严，但不实用。

姜太公的模式（“简礼从俗”），成本低、见效快、弹性足。它优先解决生存与发展问题，在文化上保持开放和实用主义。它像一件趁手的青铜工具，可能没那么华丽，但能砍柴、能狩猎，能实实在在开疆拓土。这种模式更能积累国力，也更能吸引人才和人口。

那么，问题来了：智慧如周公，难道看不出自己儿子那套不如姜太公吗？他为什么还要让伯禽去鲁国推行那套“笨办法”？

这里藏着周公更深的政治布局：

鲁国是“文化特区”：周公需要有一个地方，原汁原味、不打折扣地保存和实践他正在创制的周礼。这个地方不能离王室太远（以便监督和示范），也不能太近（以免被复杂的政治斗争污染）。鲁国位置适中，又是自己亲儿子治理，是最佳选择。鲁国将成为周礼的 “活体博物馆”和“高级培训基地” ，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文化宣言。

齐国是“战略先锋”：而齐国，需要的是一个能打硬仗、能开拓、能镇住东夷的强力诸侯。姜太公的能力、威望和务实风格，正适合这个角色。齐国不需要成为礼仪样板，它需要成为王室在东方最锋利的一把刀、最坚实的一面盾。

分工与制衡：让鲁国走“文”的路，齐国走“武”的路，两者形成某种分工和潜在的制衡。一个握有文化正统的解释权，一个握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两者都尊王，但发展路径不同，可以互相牵制，防止任何一方过度膨胀。

四、最初的伏笔：两种基因的漫长竞赛

伯禽和姜太公，这两位第一代创业者，为他们的国家注入了最初的、截然不同的文化基因。

鲁国基因：重礼、守成、理想主义。它高贵，严谨，但也可能趋于保守、僵化。它将成为后世儒家思想的温床（孔子是鲁人），但也将在春秋战国残酷的国力竞争中，常常显得力不从心。

齐国基因：务实、变通、功利主义。它灵活，开放，崇尚富强。它将孕育出管仲这样的实用主义改革家，开创“尊王攘夷”的霸业模式，但也可能因为过于重利而缺少某种精神凝聚力。

两条道路，孰优孰劣？短期看，齐国的模式更能富国强兵。长期看，鲁国守护的文化火种，在武力征伐的乱世中或许微弱，却可能拥有更穿透时间的力量。

当伯禽和姜太公的身影消失在向东的尘土中时，他们带走的不仅是封国的命运，也带走了关于“如何治理一个国家”的两种经典答案。这场始于周初的“鲁变”与“齐俗”的竞赛，将在未来八百年的历史长河中，反复回响，不断演绎。

（第八章完）

齐鲁大地上的实验刚刚开始，周王朝的北方边疆却已传来急报。一支王室的精锐，在召公奭的带领下，正穿越太行山的险隘，向着更北方那片被戎狄笼罩的、迷雾般的燕山之地前进。他们的任务，是在那里钉下一颗最遥远的钉子——燕国。下一章，翻开召公的北拓日志，看这支孤独的远征军，如何在语言不通、强敌环伺的绝境中，为周室开拓一片生存空间，并在那片土地上，埋下一个关于忠诚与背叛的、跨越数百年的伏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