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召公北拓：燕国始封日志（1/2）

太行山的东麓，秋天的风已经带着刀子般的寒意，卷起黄土，抽打在脸上生疼。一支规模不大、却异常精悍的队伍，正沿着山谷间勉强可辨的小径，沉默地向北行进。

队伍的核心，是一辆沉重的战车。车上站着一位老者，须发已见斑白，但身姿挺拔如岩松，目光锐利地扫视着两侧越来越荒凉、越来越陌生的山岭。他是召(shào)公奭(shi)，文王的庶子，武王的异母弟，周公的兄弟与战友，如今，他是这支远征军的统帅，也是一个即将被创造出来的国家——燕国——的奠基人。

车轮碾过碎石，发出单调而坚硬的声响。这声音被四周无边无际的寂静吞噬，显得格外孤独。这里早已不是熟悉的周原，不是成周洛邑，甚至不是殷商故地的平原。这里是燕山山脉的南缘，是一片被中原人笼统称为“北土”或“戎狄之地”的模糊区域。

召公手里没有详细的地图，只有一些来自商朝旧档案的模糊记载，和一些道听途说的、关于北方部族（鬼方、山戎、肃慎……）的可怕传说。他的行囊里，除了武器和有限的粮食，还带着几件更重要的东西：周王室的册命文书、象征诸侯权威的礼器，以及一颗必须在此地扎根的决心。

这不是一场开疆拓土的荣耀远征，更像是一次绝望的播种。种子，就是他和这有限的族人、军队；土地，是这片充满敌意和未知的蛮荒。

一、日志残片：穿越“地理迷雾”

如果召公有一本行军日志，开头几页大概会写满困惑与艰辛：

“某日，出邢丘（今河南温县一带），北行。斥候报，前方山谷为‘戎裔’所据，不通。绕行，多耗三日。”

地理障碍是第一个敌人。山脉、河流、沼泽、密林，没有现成的“周道”。每一步都需要探路，每一次绕行都在消耗宝贵的体力和时间。所谓的“路”，往往是野兽踩出的小径或干涸的河床。

“某日，遇当地聚落。其民断发纹身（或为东夷北支习俗），言语侏(zhu)离（难懂），持石斧木矛，于高崖窥视。我示以帛币、铜器，皆警惕不受。夜，加强戒备。”

文化隔阂与敌意无处不在。这里的原住民与周人在语言、外貌、习俗上迥异。他们对这支全副青铜武装的外来者充满天然的怀疑和敌视。召公试图用中原的货物进行“友好贸易”，但收效甚微。信任的建立，远比跨越山岭更难。

“某日，粮队遭小股‘山戎’袭扰，失粟数车。追之不及，遁入山林。此地不可久留，需速觅可守可耕之土。”

安全威胁时刻存在。北方的戎狄部落机动灵活，熟悉地形，擅长骚扰和偷袭。他们不像商军那样列阵而战，而是像狼群一样，伺机咬一口就走。远征军必须时刻保持战斗队形，行军缓慢，且后勤线脆弱不堪。

这些日志残片拼凑出的，是一幅孤独的探险者面对巨大地理与文化鸿沟的图景。召公的任务，不是击败某个具体的君王，而是在一片混沌中，硬生生划出一块属于周人的“文明飞地”。

二、择地“蓟”：生存压倒一切的计算

经过数月艰苦跋涉与勘察，队伍终于在一片相对开阔的、河流（今永定河）环绕的台地上停了下来。此地后世被称为“蓟(ji)”（今北京房山琉璃河一带）。

选择这里，绝非因为风水多好（虽然背靠燕山，面朝平原，确有形胜），而是基于最残酷的生存算计：

水源与耕地：台地临近河流，取水方便，且地势较高，可避洪水。周边有可供开垦的冲积平原，这是生存的底线。没有粮食，一切礼乐征伐都是空谈。

防御地形：台地本身具有一定高度，河流形成天然护城河。背靠燕山余脉，可提供预警和一定的战略纵深。对于一支孤军来说，易守难攻是首要考虑。

战略价值：此地正处于南北交通的一个潜在孔道上。向北，可监控乃至逐步渗透燕山山地诸戎；向南，能与中原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虽然遥远）。它是一个理想的前进基地和警戒哨所。

于是，召公下令：筑城。

没有成周那样宏伟的规划，一切从简、从快、从固。城墙用夯土和石块垒起，不求壮观，但求厚实。城内迅速划分出宫殿区（可能只是较大的夯土房子）、手工业作坊区、居住区。这与其说是一座都城，不如说是一个大型的、永久性的军事堡垒兼殖民据点。

考古学家在北京房山琉璃河遗址发现了西周早期的燕国都城遗迹。城墙、墓葬、车马坑、青铜器作坊一应俱全。尤其重要的是，出土了大量带有“匽(yān)侯”（燕国国君）铭文的青铜器，证实了这里就是召公始封的燕国核心所在。器物风格与中原相似，但又带有一些本地特色，正是“殖民文化”融合的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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