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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党争的泥潭(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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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党争的泥潭与怠政的深渊

一、东林书院的鼓声与朝堂的骂声

万历三十二年的无锡,东林书院的鼓声穿透晨雾,惊醒了运河上的商船。顾宪成穿着洗得发白的布袍,站在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的楹联下,看着数百名学子齐声诵读《论语》,花白的胡须微微颤动。

“诸位,” 他放下手中的书卷,声音洪亮,“昨日收到京中消息,福王迟迟不肯就藩,郑贵妃的侄子又被提拔为锦衣卫指挥 —— 这是要动摇东宫啊!”

学子们群情激愤。“顾先生,我们上书弹劾!”“不能让奸佞得逞,坏了国本!”

顾宪成摆摆手,目光锐利如鹰:“上书?陛下早已不看奏折。我们要做的,是让天下人知道,何为是非,何为忠奸!” 他拿起一支笔,在纸上写下 “正人心,明善恶” 六个字,“这才是我辈的本分。”

此时的京城,朝堂上的争吵比东林书院的诵读声更刺耳。东林党人、左都御史邹元标指着浙党领袖、大学士沈一贯的鼻子骂:“沈大人,福王占着洛阳不走,是不是你在背后撺掇?你收了郑贵妃多少好处?”

沈一贯冷笑回击:“邹大人少血口喷人!福王就藩之事,陛下自有安排,轮得到你一个御史指手画脚?我看你是想借‘护太子’之名,结党营私!”

两派官员在太和殿的丹陛上互相推搡,唾沫星子溅到了彼此的官袍上。有人扯着嗓子喊 “浙党通奸佞”,有人跳着脚骂 “东林党假道学”,活像市井泼皮吵架。

朱翊钧坐在后宫的暖阁里,听着太监传回的争吵,只觉得头大如斗。他拿起案上的 “矿税” 奏折 —— 那是他派太监去各地搜刮的银子,本想用来填补三大征留下的国库窟窿,却被东林党骂 “与民争利”,浙党则趁机附和,说 “可暂免矿税,先充实福王庄田”。

“争!就知道争!” 朱翊钧把奏折扔在地上,“除了争,你们还会干什么?”

他想起张居正当年处理朝政,从来都是雷厉风行。要治水,就派潘季驯;要练兵,就用戚继光;要征税,就推一条鞭法。哪像现在,一件事能吵上半年,最后不了了之。

二、矿税的血与百姓的泪

万历二十四年,朱翊钧派去的矿税太监,成了天下百姓的噩梦。

山东临清,税监马堂带着番子闯进绸缎庄,二话不说就砸了柜台。“陛下有旨,征收矿税!” 他手里的鞭子抽得噼啪响,“这家店藏了‘矿银’,全部充公!”

店主李掌柜扑上去理论:“我们是卖绸缎的,哪来的矿银?”

“我说有就有!” 马堂一脚踹翻李掌柜,指挥番子把绸缎往马车上搬。围观的百姓气不过,拿起扁担锄头冲上去,却被番子们用刀砍伤,鲜血染红了青石板路。

这样的场景,在江南、在湖广、在陕西,每天都在上演。矿税太监们打着 “为陛下筹钱” 的旗号,实则中饱私囊 —— 见商铺就抢,见良田就占,甚至挖开百姓的祖坟,说是 “里面有矿”。

东林党人杨涟上书,说 “矿税之害,甚于洪水猛兽”,恳请陛下撤回矿税太监。浙党却帮着马堂说话,说 “杨涟勾结商人,对抗朝廷”。两派又吵了起来,吵到最后,朱翊钧只批了三个字:“知道了。”

他不是不知道矿税的弊端,可国库实在空了 —— 三大征花光了张居正留下的银子,福王就藩要花钱,后宫用度要花钱,他自己修建陵墓(定陵)也要花钱。除了派太监去抢,他想不出别的办法。

一天夜里,朱翊钧做了个梦,梦见张居正站在他面前,指着满地的血说:“陛下,你收的不是税,是百姓的命!” 他惊醒过来,冷汗湿透了龙袍,却在天亮后,依旧派了新的矿税太监去江西。

百姓的反抗越来越激烈。苏州织工葛成带领数千人,打死了税监孙隆的爪牙;湖广巡抚秦耀因抵制矿税,被太监诬陷下狱;甚至连军队都哗变了 —— 辽东的士兵说 “军饷被矿税占了,我们快饿死了”,差点投奔努尔哈赤。

朱翊钧把这些奏报都压了下来。他不想看,也不想管。东林党骂他 “昏君”,他觉得他们假清高;浙党捧他 “圣明”,他知道他们想趁机捞好处。整个天下,似乎没人能让他信得过了。

三、空悬的官位与腐烂的吏治

万历三十五年,内阁只剩下叶向高一个人。

其他阁臣要么被东林党弹劾走了,要么被浙党排挤走了,叶向高想请朱翊钧补选,奏折递上去十几次,都石沉大海。他每天抱着一堆公文,从早忙到晚,累得咳血,却连个商量的人都没有。

“陛下,吏部尚书、兵部尚书、户部尚书的位置都空了半年了!” 叶向高跪在文华殿外,声音嘶哑,“再没人管,边关要出事,赈灾要出事,连科举考试都没法办了!”

殿内传来朱翊钧懒洋洋的声音:“没人就没人,你先顶着。”

叶向高苦笑 —— 他一个人,怎么顶得住六部九卿的事?更荒唐的是,地方官也缺了一大半。有的县太爷死了,继任者迟迟不来,衙役们就自己当家,把赋税揣进腰包;有的知府被弹劾罢官,却没人来接替,府衙的大门都被乞丐占了。

吏治的腐烂,比空悬的官位更可怕。

陕西巡抚李三才(东林党人)想整顿吏治,查出西安知府贪赃枉法,上奏弹劾。可西安知府是浙党成员,沈一贯在朱翊钧面前说 “李三才公报私仇”,结果李三才反被罢官。

河南道御史崔景荣(浙党)收了盐商的银子,放任他们走私盐税,东林党人揭发后,崔景荣却反咬一口,说 “东林党收了盐商的钱,故意陷害”。最后,两人都没事,反倒是作证的盐工被抓进了大牢。

叶向高看着这一切,想起张居正的考成法 —— 那时,官员若有贪腐、懈怠,考成簿上记一笔,轻则降职,重则罢官,谁敢胡来?可现在,考成法废了,皇帝不管了,官员们就像脱缰的野马,肆无忌惮地贪、懒、横。

“张江陵若在……” 叶向高对着北方长叹,却不敢再说下去。他知道,这句话在皇帝面前是禁忌,可除了那个严苛到不近人情的首辅,还有谁能把这烂摊子收拾好?

四、皇帝的 “隐身术” 与最后的早朝

万历四十年,朱翊钧已经二十多年没上过早朝了。他发明了一套 “隐身术”—— 不见大臣,不批奏折,不任免官员,甚至连儿子朱常洛的婚礼,都懒得参加。

他把自己关在深宫,每天做三件事:喝酒、看戏、数银子。太监们从各地搜刮来的矿税银子,堆满了他的私库,他每天都要亲自去数一数,看着白花花的银子,心里才踏实。

郑贵妃劝他:“陛下,总不见大臣,怕是不好。”

朱翊钧呷了口酒,醉眼朦胧:“见他们干什么?除了吵架,就是要钱。还是银子好,不吵不闹,还听话。”

可 “隐身” 解决不了问题。万历四十三年五月初四,一个叫张差的汉子,拿着根枣木棍,闯进了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了守门太监 —— 这就是震惊朝野的 “梃击案”。

案子一发生,东林党和浙党立刻吵了起来。东林党说 “是郑贵妃派来杀太子的”,这当说 “张差是个疯子,跟贵妃无关”,吵得比 “国本之争” 还凶。

朱翊钧被吵得没办法,只好出面 “断案”。他在慈宁宫召见群臣和朱常洛、朱常洵,拉着朱常洛的手对众人说:“这是朕的儿子,朕疼他,就像疼常洵一样。你们别再瞎猜了。”

然后,他下令处死张差,草草了结了案子。

这是朱翊钧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后,他彻底 “隐身”,连吃饭都要太监喂。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他躺在病榻上,听着宫外传来的消息:努尔哈赤在萨尔浒大败明军,辽东丢了;陕西大旱,灾民起义了;东林党和浙党还在吵,连他的后事都没人管。

他想说话,却只能发出嗬嗬的声音。最后,他指着案上的《帝鉴图说》,眼睛里流下泪来。

王安明白他的意思,拿起书,翻到 “唐太宗纳谏” 那页。朱翊钧看着那幅画,忽然笑了,笑得像个孩子 —— 他终于明白,张居正当年为什么要逼他读书,为什么要教他 “以百姓心为心”。可太晚了。

七月二十一日,朱翊钧驾崩。他的怠政和党争,像两条毒蛇,缠得大明王朝喘不过气。萨尔浒之战的惨败,揭开了明朝灭亡的序幕;陕西的农民起义,点燃了燎原的烽火;而东林党与浙党(后来的阉党)的争斗,将在崇祯朝达到顶峰,最终拖垮这个摇摇欲坠的帝国。

有人说,万历朝是 “明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这个转折点的背后,是一个帝王从勤政到怠政的沉沦,是一场旷日持久的 “国本之争”,是党争不休的内耗,更是那个叫张居正的改革者,留下的背影 —— 他曾试图拉住这辆下坡的车,却最终被车轮碾过,只留下满地狼藉,和后人一声长长的叹息。

梃击案的血迹还没干透,慈庆宫的地砖缝里仍能看到暗红的痕迹。朱常洛坐在窗前,手里摩挲着那根沾过血的枣木棍 —— 案子虽结,可那根棍子像根刺,扎在他心里,也扎在朝堂的肉里。

东林党人杨涟捧着一本《春秋》,在宫门外跪了三天。他的奏疏摆在朱翊钧的案头,墨迹淋漓:“张差一介草民,如何能闯入禁宫?背后必有主使!若不严查,太子安危难保,国本动摇!”

浙党领袖方从哲拿着另一本奏折,急匆匆闯进郑贵妃的翊坤宫:“娘娘,杨涟这是要赶尽杀绝啊!再不想办法,咱们都要被他咬上!”

郑贵妃把珠钗摔在地上,凤钗上的珍珠滚了一地:“本宫早就说过,别让常洵待在京城,你们偏不听!现在好了,出事了吧?” 她看着窗外,朱常洛的慈庆宫就在不远处,檐角的风铃被风吹得叮当作响,像在催命。

方从哲压低声音:“娘娘放心,臣已让人买通了张差的狱卒,保证他不会乱说话。” 他顿了顿,又道,“只是东林党咬得紧,不如让福王尽快就藩洛阳,避避风头?”

郑贵妃眼圈一红:“就藩?洛阳那地方哪有京城好?我儿凭什么要受这份委屈?” 可看着方从哲焦急的脸,她终究咬了咬牙,“罢了,就依你。只要能保我儿平安,去洛阳就去洛阳。”

消息传到东林书院,顾宪成拍着案几叫好:“福王就藩,国本可安!” 学子们围着他,听他讲 “太子守常,福王就藩,此天经地义”,讲得唾沫横飞,窗外的蝉鸣都像是在附和。

可朱常洛的心,却没跟着安稳。他知道,福王就藩只是暂时的。郑贵妃的势力还在,浙党还在,那根枣木棍像个预兆,提醒他危险从未走远。他派人去牢里看张差,想问问到底是谁指使的,却被告知 “张差已疯,整日胡言乱语”。

“疯了?” 朱常洛捏紧了拳头,指甲掐进掌心,“前几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疯了?”

太监王安低声道:“殿下,怕是…… 被人动了手脚。” 他看着朱常洛苍白的脸,又道,“殿下还是少管这事,安心读书为好。陛下身子不好,您得保重自己。”

朱常洛没说话,走到书架前,抽出那本被翻烂的《资治通鉴》。里面夹着一张纸条,是多年前张居正写给太子朱翊钧的,上面说 “太子者,国之根本,需如磐石,任尔风雨,不可动摇”。他摸着那行字,忽然想起小时候,张先生教他写字,握着他的手,一笔一划写 “稳” 字的样子。

“稳……” 他喃喃自语,把纸条重新夹好。

福王就藩那天,洛阳的送亲队伍从正阳门出发,绵延十里。朱常洵坐在装饰华丽的马车里,掀开帘子往后看,京城的城墙越来越远,母亲的哭声还隐隐约约飘过来。他不知道,这一去,竟是与京城永别 —— 多年后,李自成攻破洛阳,他被烹杀,那是后话了。

而京城的暗流,从未停歇。东林党借着梃击案,弹劾了一大批浙党官员,朝堂上的席位重新洗牌;浙党则骂东林党 “借案构陷,排除异己”,双方的仇恨越结越深。

朱翊钧依旧躲在深宫,对这一切视而不见。他的身体越来越差,咳嗽声从早到晚不断,却还是每天去私库数银子。太监们说,陛下数银子的时候,眼睛里才有光。

一天,他数着银子,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咳着咳着,咳出了血。血滴在白花花的银子上,像开出了一朵朵红得刺眼的花。他看着那些血花,忽然笑了,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

“张居正…… 你说…… 朕是不是错了?” 他对着空气喃喃自语,“你说要‘节用爱民’,朕却收矿税;你说要‘亲贤臣,远小人’,朕却让他们吵成一团;你说……”

后面的话被咳嗽吞没了。王安赶紧递上参汤,他却挥手推开,指着窗外:“你看…… 那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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