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章 第五节、丈量天下（1/2）

第五节、丈量天下

张居正觉得，要让 “池水活”，得先把地量清楚。

隆庆末年，土地兼并越来越厉害，富户隐瞒田产逃税，穷户无地却要纳粮，百姓怨声载道。他拿着《鱼鳞图册》（旧时土地登记册）在朝堂上拍了桌子：“天下田亩，竟有三成查不到主人！再这样下去，国库空了，百姓反了，谁来担这个责？”

高拱这次没反对。他老家的佃户就因为没地还得缴税，去年冬天冻死了两个，这事像根刺扎在他心里。“要量就量彻底！” 他一拍案，“从北到南，一寸土地都不能漏！”

万历元年秋，“清丈田亩” 的圣旨传遍全国。张居正派去的丈量官带着新制的 “步弓”（丈量工具），挨村挨户地量土地，连墙角的小菜园都不放过。

阻力比想象中更大。江南的地主把账本藏进地窖，说 “地是祖宗传的，不用朝廷管”；北方的宗室把丈量官拦在门外，说 “皇亲的地，量不得”。

张居正早有准备，让人把抗命的地主名单贴在城门口，注明 “隐匿一亩，罚粮十石”；又请小皇帝下旨，“宗室田产，一体丈量，若有违抗，削去爵位”。

最棘手的是河南。那里的藩王占地万亩，丈量官刚到就被打了出来。张居正直接派戚继光带着亲兵去 “护驾”，当着藩王的面量地，量出隐瞒的田产比上报的还多，气得藩王摔了茶杯，却敢怒不敢言 —— 戚家军的刀，可比他的王印管用。

丈量到第二年春天，数据陆续汇总到京城。张居正看着账册上的数字，倒吸一口凉气：全国田亩比原来多了近三成！光是隐瞒的土地，就够养活两百万百姓。

“这些地，以后都要按实缴税。” 他把账册呈给朱翊钧，“陛下，这才是大明真正的家底。”

朱翊钧翻着账册，看到自家皇庄也多量出了百亩，忍不住笑了：“连朕的地都藏了私？难怪百姓要骂。”

“陛下，” 张居正趁机说，“皇庄的赋税，也该按新规矩来，给天下人做个样子。”

朱翊钧当即点头：“准了。以后不管是谁的地，都照章办事，不许例外。”

消息传开，百姓们炸了锅。有佃户跑到县衙，把地主隐瞒的地契交上去，说：“朝廷说了，量出来的地，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地主们慌了，纷纷主动补交赋税，生怕被官府盯上。

山东的老农王二柱，家里的三亩薄田终于被登记在册，他捧着崭新的地契，手都在抖。“俺爹活了一辈子，就盼着有块写自己名字的地。” 他对着京城的方向磕了三个头，“张大人，小皇帝，俺给你们烧香了！”

丈量田亩的事，让张居正成了百姓眼里的 “青天”，也成了地主和宗室的 “眼中钉”。高拱看着他日渐消瘦的脸，递过一碗参汤：“歇歇吧，别硬撑。”

张居正喝了口参汤，眼里却亮得很：“等丈量完了，就推‘一条鞭法’，把杂税都并成一条，按田亩收税。到时候，百姓就不用再受层层盘剥了。”

窗外的玉兰花正开得热闹，白得像雪。高拱忽然觉得，这个总跟自己拌嘴的同僚，心里装着的，和先帝一样，都是那片需要被善待的土地。

海疆的风浪

就在内陆忙着丈量土地时，月港的海面上起了风浪。

一群自称 “倭寇” 的海盗洗劫了两艘大明商船，还放火烧了码头的货栈。消息传到京城，朝堂上又吵了起来。

“我就说不能开海！” 御史跳出来喊道，“这些番贼狼子野心，放他们进来就是引狼入室！”

戚继光刚从蓟辽调回福建，听到消息立刻请命：“陛下，这些不是倭寇，是假的！真倭寇早在嘉靖末年就被肃清了，这伙人是南洋的海盗，冒用倭寇名号，想搅黄咱们的海贸！”

张居正也道：“他们就是看不得咱们的商船往来赚钱，故意捣乱。臣建议，派水师护航，再联合周边番国，一起剿匪！”

朱翊钧看着海图上被圈出的出事地点，忽然想起林小满的信 —— 他说在满剌加见过类似的海盗船，船身涂着黑油，专抢丝绸和瓷器。

“戚将军，” 小皇帝看向戚继光，“朕给你五千水师，再加二十艘新造的‘福船’，能不能把这些假倭寇给朕揪出来？”

戚继光抱拳：“臣万死不辞！”

三个月后，戚继光的舰队在马尼拉海域堵住了海盗船。那些海盗果然不是日本人，而是混杂了西班牙流民和当地土着的乌合之众，仗着船快横行霸道。

“放火炮！” 戚继光一声令下，福船上的红衣大炮轰鸣起来，铁弹砸在海盗船上，木屑飞溅。海盗们哪见过这阵仗，纷纷弃船跳水，被水师的小艇一一擒获。

打扫战场时，士兵们从海盗窝里搜出了一箱信件，竟是某些西洋商人勾结海盗，想垄断南洋贸易。戚继光把信件呈给朝廷，张居正立刻让人严查，撤了几个通敌的市舶司官员，还跟西班牙总督发了照会：“再敢纵容海盗，就封了你们的商栈！”

经此一役，月港的海面上安稳了不少。林小满的 “乘风号” 再次出航时，不仅有水师护航，还多了几艘挂着 “大明商会” 旗号的商船，船上的伙计们都带着刀，既是商人，也是护卫。

“现在啊，咱们的船开到哪儿，都有人喊‘大明商队’了。” 林小满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番商见了咱们，都得客客气气的，说咱们的丝绸比天上的云彩还好看。”

朱翊钧把这封信读给大臣们听，笑着说：“你们看，硬的软的都得有。既要让他们知道咱们的规矩，也得让他们尝到甜头。这样，海疆才能真的太平。”

阳光透过窗棂，照在小皇帝年轻的脸上，也照在那幅越来越完整的《万国舆图》上。图上的航线像一条条银线，把大明和遥远的国度连在了一起，而那些曾经的风浪，都成了航线上必须跨越的考验。

一条鞭法与市井烟火

万历二年的端午，苏州的绸缎铺老板陈掌柜正在算账。新账本上，税银一栏写得明明白白：“按田亩三亩，缴银一两二钱，含役银、盐税、河工费”。他掰着手指头算了三遍，忽然笑出声 —— 比去年零零总总缴的杂税，竟少了三成。

“海大人的法子真管用！” 他对伙计说，“以前收税的像走马灯，今天要‘河工捐’，明天要‘驿站钱’，现在一笔清，省得咱们天天应付官差。”

陈掌柜说的 “法子”，正是张居正力推的 “一条鞭法”。把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条，按田亩折算银两缴纳，既简化了税制，又堵住了官吏盘剥的空子。推行之初，不少地方官喊 “难”，说百姓不习惯缴银子，张居正却铁了心：“难也得推！百姓不怕缴税，怕的是糊涂税、冤枉税。”

海瑞在江南做的第一个试点。他带着衙役挨家挨户算账，把 “一条鞭” 的算法写成歌谣：“一亩田，缴一钱，不添零，不打折，官差敢多要，就去告海瑞。” 孩子们在巷子里唱着歌谣追逐，连目不识丁的老婆婆都知道：“以后缴税，只认银子不认人。”

北方的效果更明显。河南的佃农王二柱，往年除了缴粮，还得去驿站当差、去河工搬石头，一年到头没几天在家。今年按田亩缴了银子，竟能安安稳稳种完两季庄稼，还在秋收后买了头小猪，准备过年杀了给儿子解馋。

“这银子缴得值！” 他摸着小猪的脊背，对老婆说，“以后咱儿子也能去学堂认字了，不用像咱这样，一辈子跟土坷垃打交道。”

消息传到京城，张居正拿着各地报来的税银清单，在朝堂上亮了底：“推行一条鞭法半年，国库增收十五万两，百姓投诉减少七成！”

高拱难得没有反驳，只是哼了一声：“别高兴太早，有些地方官阳奉阴违，把银子折成粮食时多算秤，得盯着点。”

“高大人说得是。” 张居正点头，“臣已派巡按御史下去查，发现一起，严惩一起。”

朱翊钧看着清单上的数字，忽然想起父亲日记里的话：“百姓的日子，就像地里的庄稼，你给它松松土、除除草，它就长得旺。” 他拿起朱笔，在清单上批了两个字：“甚好。”

市井里的烟火气，渐渐浓了起来。苏州的夜市多了卖糖画的、说书的，连挑着担子卖馄饨的都敢多放半勺虾皮；月港的码头，番商和汉商凑在一起喝米酒，用手比划着讨价还价，笑声能传到三里外；大同的互市上，蒙古姑娘学着绣汉家的鸳鸯，汉族媳妇则跟着学做奶豆腐，谁也没觉得别扭。

这些细碎的热闹，像春雨落在泥土里，悄无声息地滋养着隆庆新政的根基。张居正站在文渊阁的窗前，看着街上往来的行人，忽然觉得，那些和高拱的争执、和旧势力的角力，都值了 —— 百姓的笑脸，就是最好的政绩。

、学堂里的新课

万历三年的秋天，北京国子监来了几个特殊的学生。把汉穿着一身青色襕衫，和其他蒙古子弟一起，捧着《论语》走进课堂，引来不少好奇的目光。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先生指着课本，“这句话，说的就是你们啊。”

把汉站起来，用流利的汉语回答：“先生，弟子明白。就像草原上的客人来了，要杀羊款待一样。”

课堂里响起笑声。汉族学生们起初有些拘谨，怕这些 “蒙古娃” 不好相处，可相处久了，发现他们会骑射、会唱草原歌，反倒缠着要学；蒙古子弟则羡慕汉族学生能写漂亮的汉字，常常凑在一起练字，墨汁沾得满脸都是。

朱翊钧偶尔会来国子监听课。他看到把汉和自己的伴读一起解算术题，看到蒙古学生帮汉族学生纠正骑射姿势，忽然觉得，父亲让把汉来京求学，真是做对了。

“把汉，” 课后，小皇帝拉着他在国子监的银杏树下散步，“明年夏天，朕派你回草原一趟，把这里的书、这里的学问，都带给草原的孩子。”

把汉眼睛一亮：“真的？那我能把《农桑辑要》带回去吗？祖父说，草原上要是能种出水稻，牧民就不用再担心冬天挨饿了。”

“当然能。” 朱翊钧笑着说，“朕再派几个农技师跟你去，教他们打井、插秧，让草原也长出好庄稼。”

消息传到大同，俺答汗捧着大汉寄来的信，读了一遍又一遍。信里说京城的学堂有多大，说汉人的书有多好，说小皇帝答应派人去教种水稻。老人忽然抹了把泪，对身边的儿子说：“当年我打了一辈子仗，没让你们过上好日子；现在把汉在京城念书，要让草原长出水稻，这才是祖宗想看到的啊。”

他让人在草原上盖起学堂，用大汉寄回的课本当教材，还请了汉族先生来讲课。开学那天，牧民们牵着牛羊来送礼，说：“让孩子们多认几个字，以后跟汉人做买卖，就不会被骗了。”

学堂的窗纸上，映着孩子们一起念书的影子。蒙古孩子的蒙语和汉族孩子的汉语混在一起，虽然磕磕绊绊，却像一首特别的歌，飘出毡房，飘向远处的草原和农田。

张居正听说了这事，对高拱说：“你看，孩子们比咱们聪明。他们根本不在乎什么‘汉’‘蒙’，只知道一起念书、一起玩，这才是‘天下一家’的真意思。”

高拱望着窗外的落叶，没说话，却悄悄让人把草原学堂的事写进了《万历会典》，还加了一句：“胡汉一家，教化先行。”

远航的帆影

万历四年的正月，月港的码头挤满了人。林小满的 “乘风号” 要出发了，这次的目的地是更远的欧洲。船上除了丝绸、瓷器，还装着徐光启编译的《农政全书》，和几个想去 “看看西洋月亮” 的工匠。

“爹，您就等着好消息吧！” 林小满抱着林伯，眼眶红红的，“听说欧洲人喜欢咱们的瓷器，说比他们的金银器还好看，这次肯定能赚大钱！”

林伯拍着儿子的背，千叮咛万嘱咐：“路上别逞强，遇到风浪就躲，别学你爷爷，当年为了抢一趟货，差点把命丢在海里。”

“知道了！” 林小满跳上船，对着码头上的人群挥手，“等我回来，给你们带西洋的钟表！”

“乘风号” 扯起风帆，缓缓驶离港口。林小满站在船头，望着越来越小的家乡，忽然觉得，自己就像父亲当年开海时那样，心里既忐忑又兴奋 —— 世界那么大，总要去看看。

船队在海上航行了三个月，绕过好望角时，遇到了暴风雨。巨浪像小山一样砸在船板上，桅杆断了一根，有个年轻的水手吓得哭了起来。林小满把他拉到船舱，拿出爷爷传下来的罗盘：“别怕，这罗盘指着家的方向，只要它还转，咱们就能回去。”

靠着这股劲，“乘风号” 终于抵达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当巨大的海船驶入港口时，欧洲人都惊呆了 ——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气派的东方商船，围着船身指指点点，像看什么稀奇物。

林小满让人搬下一箱青花瓷，打开时，阳光照在瓷器上，蓝白相间的花纹美得让人屏住呼吸。葡萄牙国王的使者当场拍板：“这些我全要了！用白银换，一两白银换一个小碗！”

交易很顺利。林小满不仅卖出了所有货物，还带回了欧洲的钟表、望远镜，甚至还有几个想跟着去大明的传教士和工匠。返航时，葡萄牙国王特意送给朱翊钧一幅油画，画的是里斯本的港口，说：“请告诉大明的皇帝，我们愿意永远做朋友。”

“乘风号” 归来那天，月港像过节一样热闹。林小满把西洋钟表送给市舶司，把望远镜送给戚继光，把油画献给朝廷。朱翊钧看着油画上的西洋建筑，忽然对张居正说：“朕想在京城开个‘万国馆’，把这些西洋玩意儿、南洋香料、草原皮毛都摆进去，让百姓们也开开眼。”

张居正笑着点头：“陛下这个主意好。让百姓知道，咱们大明不仅有锦绣河山，还有远方的朋友。”

远航的帆影，不仅带来了财富，更带来了眼界。越来越多的海商跟着 “乘风号” 的航线出发，把大明的丝绸卖到欧洲，把西洋的技术带回中国。那些曾经被视为 “蛮夷” 的地方，渐渐变成了地图上清晰的名字，变成了市集上能买到的商品，变成了学堂里能听到的故事。

万国馆里的新鲜事

京城的 “万国馆” 开在正阳门旁，朱红大门上挂着块鎏金匾额，是朱翊钧亲笔题写的。开馆那天，百姓们挤破了头，踮着脚往里面瞧 —— 玻璃柜里摆着西洋的自鸣钟，钟摆滴答作响，指针竟能自己走；墙角立着个望远镜，凑上去一看，能把十里外的城楼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南洋的胡椒、波斯的地毯、草原的狼皮，琳琅满目，看得人眼花缭乱。

“这钟不用人敲，自己就响？” 一个老汉指着自鸣钟，眼睛瞪得溜圆。

守馆的小吏笑着解释：“这里面有机括，跟咱们的水车似的，靠齿轮转呢。”

人群里忽然一阵骚动，原来是几个高鼻梁、蓝眼睛的西洋传教士走了进来，他们穿着汉服，手里拿着《圣经》，正跟翻译说着什么。百姓们围着看稀奇，有人小声议论：“这头发黄得跟玉米须似的，眼睛蓝得像井水……”

传教士里有个叫利玛窦的，会说些汉语，他笑着拱手：“诸位，我们是从泰西来的，想把我们那边的学问，跟大明的先生们交流交流。”

这话传到朱翊钧耳朵里，他让人把利玛窦请进皇宫。两人聊了半天，从天文聊到数学，利玛窦拿出一张《坤舆万国全图》，指着上面的七大洲四大洋，告诉朱翊钧：“大明在这儿，我们在这儿，世界很大，还有很多国家。”

朱翊钧看着地图上蜿蜒的海岸线，忽然对张居正说：“朕想派个人，带着这张图去走走，看看利玛窦说的是不是真的。”

张居正推荐了郑和的后人郑海，说他熟悉航海，又懂洋文。郑海是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接过皇帝赐的尚方宝剑，拍着胸脯保证：“陛下放心，臣定能走到地图的尽头，把大明的旗号插在那里！”

万国馆成了京城最热闹的地方，不仅百姓爱来，连大臣们也常来转悠。高拱看着玻璃柜里的西洋火器，摸着下巴说：“这玩意儿比咱们的鸟铳厉害，得学学。” 张居正则盯着自鸣钟的齿轮，跟工匠们研究怎么仿造。

市井里也多了些新鲜词。小贩们吆喝着：“快来买啊，西阳镜看远方，能看到你家屋顶的麻雀！” 绣娘们学着波斯地毯的花纹，绣出的屏风卖得格外好。连孩子们都知道了 “泰西”“南洋”，画图画时，会在大明的版图旁边，画上几个歪歪扭扭的小房子，说那是洋人住的地方。

草原上的稻花香

把汉带着大明的农技师回到草原时，俺答汗亲自带人去迎接。看到农技师们背着的稻种和农具，老人笑得合不拢嘴：“好小子，真把‘会长牙的水’带回来了！”（牧民们把水稻叫 “会长牙的水”）

农技师们在草原选了块靠近河流的洼地，教牧民们筑田埂、挖水渠。起初牧民们不相信，说：“草原上只能放羊，种稻子？那不是让羊吃吗？” 大汉带头下田，挽着裤腿踩在泥里，引得大伙直笑，可看着他认真的样子，也跟着挽起袖子试了试。

稻子发芽时，牧民们天天跑去田边看，像照顾羊羔似的。抽穗时，绿油油的稻浪在草原上铺开，成了一道稀奇的风景。到了秋收，金灿灿的稻穗压弯了腰，农技师教大家用脱粒机，麦粒簌簌落下，装了满满几十袋。

俺答汗捧着麦粒，放在嘴里嚼了嚼，甜丝丝的。“真能吃！” 他对把汉说，“以后草原上不用只靠牛羊肉了，咱们也能吃上白米饭了！”

消息传到京城，朱翊钧让人送了副 “牧歌稻浪” 的画给俺答汗，画上是草原和稻田相连的景象。俺答汗把画挂在帐篷里，每天都要看几眼，还跟来访的蒙古各部炫耀：“这是大明皇帝送的，咱们草原也有稻子了！”

草原和中原的往来更密了。蒙古的马队带着皮毛、马匹来换中原的布匹、茶叶，回去时总会捎上几袋稻种；中原的商队则爱在蒙古的帐篷里喝马奶酒，听牧民唱草原歌。有个中原货郎娶了个蒙古姑娘，在草原上开了家杂货铺，卖中原的针线和蒙古的奶豆腐，生意好得很。

张居正看着边境互市的账本，对朱翊钧说：“陛下您看，去年草原和中原的贸易额，比前年翻了一倍。百姓们互通有无，谁还愿意打仗啊？”

朱翊钧点点头，翻着利玛窦送的《几何原本》，忽然说：“利玛窦说，他们那边的人用数字算田地面积，比咱们的‘亩’更准。要不，咱们也学学？”

张居正眼睛一亮：“陛下圣明！丈量田亩时，用新法子更公道，能少些争执。”

丈量天下的尺子

万历五年的春天，朝廷派了大批官吏下乡，带着新制的 “量地尺”（按西洋算法改良的尺子），重新丈量全国的土地。这尺子比旧尺更标准，一尺就是一尺，谁也别想多占一分。

河南的佃农王二柱，看着官吏用新尺子量自家的地，量完后，官吏说：“以前你家报的是三亩，现在量出来是三亩二分，多出来的二分，以后按实缴税。” 王二柱乐了：“敢情我以前少算了地？难怪种着觉得宽绰！”

可地主们不乐意了。有个姓张的地主，以前总把一亩地当一亩二分收租，新尺子一量，露了馅，气得直跳脚：“这什么破尺子！准是朝廷想多收税！”

官吏拿出朝廷的文书：“张老爷，这是新定的规矩，全国都用这尺子。您要是不服，去京城告御状？” 张地主没敢去，他知道，现在的朝廷跟以前不一样了，糊弄不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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