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第二节：王安石变法（2/2）
而此时的汴京，却因另一件事掀起了更大的波澜 ——《免役法》的推行。此法规定，原本需要按户等轮流服役的百姓，可缴纳 “免役钱”，由官府雇人服役，不服役的官户、僧道等也要缴纳 “助役钱”。
这一下，朝堂彻底炸开了锅。文彦博在朝堂上拍着桌子怒斥：“官户、僧道向来不服役，如今让他们交钱，简直是动摇国本！” 苏轼也上书说：“免役法看似便民，实则加重百姓负担，贫者交不起免役钱，只会更苦。”
王安石据理力争：“官户、僧道占有大量土地，却不服役，凭什么？免役钱是按户等缴纳，富者多交，贫者少交，甚至免交，何来加重负担？” 他拿出三司的统计数据：“去年全国服役者达两百万，其中半数是贫农，因服役误了农时，家中无粮而逃亡的不下十万。免役法推行后，贫农可安心务农，只需交少量免役钱，远比服役划算！”
争论最激烈时，太皇太后曹氏也出面了，对神宗说：“祖宗以来，官户免役是规矩，怎能说改就改？安石太急了。”
神宗左右为难，私下对王安石说：“介甫，要不…… 先免了官户的助役钱？”
王安石摇头：“陛下，一旦让步，免役法就成了空谈！官户不交钱，百姓凭什么信服？此法若废，之前的努力都白费了！” 他语气恳切，“陛下，变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再难，也要咬牙坚持。”
神宗看着他布满血丝的眼睛，想起河北百姓丰收的笑脸，想起西北边境传来的捷报，最终点了点头：“好，朕信你。”
免役法最终还是推行下去了。一年后，效果渐渐显现：农户不再因服役耽误农时，全国粮食产量增长了一成；官府雇人服役，效率也提高了不少，河道疏浚、城墙修缮都比往年快了一半。连之前反对最凶的苏轼，在杭州看到农户秋收后脸上的笑容，也私下对友人说：“王介甫此法，确有可取之处。”
变法的成效越来越显着，可反对的声音从未停歇。熙宁七年，北方大旱，赤地千里，流民涌入汴京。保守派趁机散布谣言：“这是上天示警，因变法逆天而行。”
画工郑侠画了《流民图》呈给神宗，图中流民衣衫褴褛，卖儿鬻女，惨不忍睹。神宗看后彻夜未眠，第二天便召王安石进宫，声音带着疲惫：“介甫，流民图…… 你也看看吧。或许，我们真的错了？”
王安石看着图，手微微颤抖，却依旧坚定：“陛下，天灾自古有之，与变法何干？仁宗朝庆历年间大旱，那时没有变法，流民更多！当务之急是开仓放粮，救济灾民，而非怀疑变法！”
可神宗的动摇已现。不久后，王安石被罢相，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出知江宁府。
离开汴京那天，天阴沉沉的。王安石骑着一头瘦驴，身后只有两个老仆。街道两旁站满了百姓，有曾受惠于青苗法的农户，有因市易法保住生意的商贩，有免役法推行后得以安心读书的书生…… 他们捧着酒浆，泪眼婆娑地送行。
“王相公，您不能走啊！”“我们还等着新法让日子更好过呢！”
王安石勒住驴，回头望着这片他奋斗了多年的土地，望着那些真诚的面孔，眼眶湿润了。他挥了挥手，声音沙哑：“诸位放心，新法不会废的。大宋会好起来的。”
驴蹄声缓缓远去，留下汴京的喧嚣和无尽的牵挂。而变法的火种，已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等待着燎原的那一天。
江宁府的秋天，玄武湖畔的残荷在风中摇曳，王安石坐在府衙的窗前，手里摩挲着一卷《周礼》，目光却透过纸页，落在窗外那片被秋雨打湿的青石板路上。离开汴京已有三月，他刻意让自己沉浸在地方政务中——疏通秦淮河的淤塞，重修被洪水冲毁的堤坝，甚至亲自带着衙役去乡下丈量新开垦的荒地。可每当夜深人静，汴京的消息还是会像潮水般涌来。
“相公，汴京来信了。”老仆将一封蜡封的信笺放在案上，语气带着几分小心翼翼。
王安石拆开信，是曾布所写。字迹潦草，透着几分焦急：“介甫先生，自您离京，吕惠卿主持变法，却与韩绛生隙，市易法被曲解，富商勾结官吏囤积居奇，百姓颇有怨言……太皇太后与文相公趁机发难，说新法已乱，恳请陛下尽废之……”
信纸在手中微微颤抖，他想起离开前神宗握着他的手说“朕定不负先生”时的眼神，心中一阵刺痛。他提笔回信，墨迹透过纸背：“市易法之本在‘平抑物价’，若为敛财，则失其初心。告诉韩绛，严查勾结官吏，从重处置；再将市易务盈余分发给灾民，以安民心。”
写到此处，他忽然停笔——自己终究还是放不下。
次年春，神宗的诏书送到江宁：“朕思变法不易，非先生不可主持。特召先生回京，复任宰相。”
王安石望着诏书，沉默了许久。老仆劝道：“相公，汴京的风浪太大，您身子骨经不起折腾了。”他却摇了摇头，想起那些在河北分到土地的农户，想起西北边境握着新弩箭的士兵，想起市易务前排队借贷的小商贩——他们的笑脸，比任何劝慰都有力量。
回京那天，依旧是阴天，可汴京的百姓却挤满了街道，比上次送行时更多。一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挤到马前，递上一串最红的糖葫芦：“相公，您可回来了！我们都等着您呢！”
王安石接过糖葫芦，眼眶发热。
复相后的日子，比从前更难。吕惠卿的背叛、同僚的猜忌、神宗的日渐犹豫，像一张无形的网，将他困在其中。他推行的《方田均税法》在丈量土地时遭遇的阻力越来越大，地方官阳奉阴违，豪强勾结官吏瞒报土地，甚至有农户因害怕报复，不敢承认自己分到了土地。
一日，他在朝堂上与文彦博争执，气得咳嗽不止，咳出的痰中竟带了血丝。神宗看着他苍白的脸，终于不忍：“介甫，你先歇歇吧。”
王安石望着皇帝眼中的疲惫，忽然明白了——变法的火种或许能燎原，但点燃火种的人，未必能等到那一天。
熙宁九年，王安石再次罢相，回到江宁。这次，他再未离开。
他在江宁城外买了一处宅院，取名“半山园”。每日种地、读书、与友人下棋，仿佛彻底忘了汴京的风波。可每当有汴京来的信使，他还是会第一时间拆开信，打听新法的推行情况。
那天，苏轼来看他。这位曾激烈反对新法的才子，如今已是饱经风霜。两人坐在半山园的菊丛边，煮茶论诗。
“介甫兄，”苏轼看着满园菊花，忽然道，“当年我反对新法，是觉得操之过急。可这些年在地方为官，见青苗法让贫农熬过了春荒，免役法让农户安心耕种，才知兄之苦心。”
王安石笑了，笑得像个孩子：“子瞻能懂，便好。”
苏轼又道：“只是新法虽好，却被小人利用，如今……怕是难以为继了。”
王安石端起茶杯，望着杯中浮沉的茶叶，轻声道：“变法如治水，堵不如疏。我虽退了，可这水已经动了，总有一天，会流到该去的地方。”
那年冬天，江宁下了场大雪。王安石站在半山园的门口，望着白茫茫的田野，忽然想起初到鄞县时，那个在雨中给灾民分粮的清晨。那时他想，若能让天下百姓都有饭吃、有衣穿，便不负此生。
如今，他做到了多少？或许不够，或许有遗憾，但他尽力了。
雪落在他的发间，像一层薄薄的霜。他笑了笑，转身走进屋内，留下身后一片洁白的天地，和天地间那些悄然生长的希望。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的消息传到江宁时，王安石正坐在半山园的书房里，临摹颜真卿的《祭侄文稿》。笔锋刚劲处，墨迹突然洇开一片——老仆捧着讣告的手在颤抖，纸页上“大行皇帝”四个字刺得人眼睛生疼。
他搁下笔，指尖在宣纸上按出一个浅淡的印子，半晌才哑声问：“新君……是哪位？”
“是……哲宗殿下，才十岁。”老仆的声音带着哭腔，“太皇太后垂帘听政了。”
王安石闭上眼，胸口像是被什么堵住了。他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果然，不出半年，汴京传来消息：太皇太后起用司马光、文彦博等旧臣，罢黜新法，史称“元佑更化”。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那些他耗尽心血推行的法令，像被秋风扫过的落叶，一夜之间荡然无存。
送信的小吏说，司马光入相那天，汴京的旧臣们弹冠相庆，说“天日重开”；而那些靠青苗法渡过难关的农户、因市易法保住生计的商贩，却在街头哭了一路。
王安石听完，什么也没说，只是走到园子里，看着那株他亲手栽种的石榴树。当年回京复相时，这树还只是幼苗，如今已枝繁叶茂，只是这个秋天，它结的果实格外少。
“相公，您别太难过了。”老仆劝道，“您做的事，百姓都记着呢。前几日还有河北来的农户，说要给您送新收的小米，被拦在城门外了。”
王安石笑了笑，笑声里带着几分释然，几分苍凉：“记不记得，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想起神宗第一次召他入宫时，年轻的皇帝眼里闪着光，说“朕要让大宋变强”；想起在河北丈量土地时，那个老婆婆拉着他的手，说“您是再生父母”；想起西北的士兵捧着新造的弩箭，说“这下能打胜仗了”……那些瞬间，像散落在记忆里的星火，纵使被暴雨浇过，也依旧有温度。
元佑元年四月，王安石病了。他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的月光，意识渐渐模糊。恍惚间，他好像又回到了熙宁二年的那个春天，神宗召他议事，他慷慨陈词，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年轻的皇帝听得热血沸腾，拍着他的肩膀说“朕信你”。
那时的风，也是暖的。
弥留之际，他喃喃自语，像是对自己说，又像是对那些逝去的时光说：“变法……不是为了争对错，是为了让这天下……再好一点啊……”
窗外的石榴树，在夜风中轻轻摇曳，仿佛在回应他未说完的话。
多年后，南宋的史学家李焘编撰《续资治通鉴长编》，在记载熙宁变法时，写下这样一段话：“安石之法，利在一时，功在千秋。其青苗、免役诸法，后世多有沿用，虽名称各异，实则万变不离其宗。”
而在河北的村落里，老人们给孩子讲故事时，总会提到“有个王相公，他让咱们有地种、有饭吃”；西北的军户们，依旧保留着“农闲练兵”的习惯，说这是“王相公传下来的规矩”。
半山园的那株石榴树，后来被一场暴雨冲倒了。但附近的百姓，又在原地栽了一株新的。年复一年，它结出的果实，越来越多，越来越红。
变法的风波早已平息，朝堂的更迭也成了过眼云烟，但那些真正惠及百姓的举措，像种子一样埋进了土地，在时光里悄悄生长，最终长成了庇佑后人的浓荫。而那个站在风暴中心的身影，纵使争议不断，却始终被记得——不是因为他的执拗，而是因为他那句“为天下百姓”的初心，从未改变。
第三节：新旧党争
第一章：天变之辩
熙宁七年的春天，汴京的上空像是被一块浸了墨的破布罩住，从正月到四月，滴雨未下。街道两旁的柳树叶子卷得像旱烟，护城河的水位降了三尺，露出黑乎乎的淤泥，散发着腥臭味。更让人揪心的是城外的田野——冬小麦在地里干得抽了筋，老农们跪在田埂上，对着烈日磕头，额头磕出了血印，嘴里反复念叨着：“老天爷，下点雨吧……”
这样的旱情，成了旧党攻击新法的利刃。
御史中丞杨绘捧着一份《流民图》，跪在紫宸殿的丹墀下，声音嘶哑地哭奏：“陛下！自新法推行以来，天怒人怨！如今京东、河北大旱，流民涌入汴京者已逾十万，他们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有的甚至易子而食！这都是王安石变法惹的祸啊！”
他将《流民图》高高举起，宦官接过呈给神宗。图上的流民瘦得只剩皮包骨，有的在啃树皮，有的倒在路边奄奄一息，最触目惊心的是一个妇人，怀里抱着已经饿死的孩子，眼神空洞得像两口枯井。
神宗的手指在图上摩挲，指节泛白。他看向站在班首的王安石，语气里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介甫，杨绘所言，你怎么看？”
王安石出列，袍角因连日处理政务沾了些尘土。他躬身道：“陛下，天灾自古有之，与新法何干？仁宗庆历年间大旱，那时未有新法，流民更多！臣已奏请开仓放粮，并命京东路转运使截留漕粮二十万石，救济灾民。当务之急是救灾，而非归咎新法。”
“开仓放粮？”富弼颤巍巍地出列，白发在烛火下闪着银光，“国库早已被新法折腾空了！青苗法放出去的钱收不回，市易务的盈余被吕惠卿挪去修私宅，如今拿什么救灾？王安石，你倒是说说！”
“富相公血口喷人！”王安石怒视着他，“青苗法的回收率在八成以上，市易务去年盈余五十万贯，全入了国库！臣这里有三司的账册，可一一核对！”
“账册？”文彦博冷笑，“你的账册，还不是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去年宿州通判虚报青苗钱回收率，被你压下来的事，当谁不知道？”
朝堂上瞬间炸开了锅，新党与旧党互相指责，唾沫星子几乎要溅到龙椅上。神宗看着眼前的乱象，只觉得太阳穴突突直跳。他猛地一拍龙椅：“够了！”
殿内瞬间安静下来。神宗的目光扫过群臣，最终落在王安石身上：“介甫，明日起，暂停青苗法、市易法，先救灾民。”
王安石浑身一震，像是被人抽走了骨头。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看到神宗眼中的决绝，最终只是重重一揖：“臣……遵旨。”
退朝时，暮色已深。王安石走出紫宸殿，一阵热风卷着沙尘扑在脸上，呛得他剧烈咳嗽起来。曾布跟在他身后，低声道：“先生，陛下只是暂时妥协，等灾情缓解……”
“不必说了。”王安石打断他，声音沙哑，“我知道他们打的什么主意。借天灾逼宫，让新法无疾而终。”他抬头望着灰蒙蒙的天空，“可这干旱，真的是新法引来的吗？”
回到府中，他连夜写了一道《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的续篇，历数新法推行以来的成效：农田水利法修渠三千余条，灌溉良田百万亩；保甲法让陕西路盗匪减少七成；方田均税法为朝廷增收赋税百万贯……最后写道：“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若因天灾而废新法，臣不甘心！”
可这道奏折，神宗没有批复。
几日后，一个更坏的消息传来：郑侠，那个曾被王安石提拔的监安上门（负责京城治安的小官），竟绕过通进银台司，将一份《流民图》直接送到了神宗的御案上，还附了一道奏疏，说“若陛下罢黜新法，十日之内必降大雨，否则臣愿受欺君之罪”。
神宗被这道奏疏打动了。他对着《流民图》看了一夜，第二天一早，便下旨：罢王安石宰相之职，以观文殿大学士出知江宁府；暂停青苗、免役、市易等新法；任命韩绛、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主持朝政。
旨意传到相府时，王安石正在整理青苗法的账册。他接过旨意，平静地对传旨的内侍说：“劳烦公公回禀陛下，臣领旨。”
内侍走后，他将账册一本本码好，忽然看到桌角儿子王雱送来的药——王雱自幼体弱，近来因担心父亲，病情加重，已卧床多日。王安石的眼眶湿了，他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那株被晒得蔫蔫的石榴树，喃喃道：“等我回来……”
离开汴京那天，没有百姓送行。街道上空空荡荡，只有几只乌鸦在枝头聒噪。王安石骑着一头瘦驴，穿过朱雀大街，忽然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那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正蹲在墙角抹眼泪。
他勒住驴，问：“老丈，怎么了？”
老汉抬起头，看到是他，扑通一声跪下：“相公，您不能走啊！您走了，那些地主又该来抢我们的地了！”
王安石的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他跳下驴，扶起老汉，从袖中摸出一些钱塞给他：“放心，新法不会废的。好好活着，等我回来。”
驴蹄声远去，老汉拿着钱，望着他的背影，哭得更凶了。
第二章：元佑更化
江宁府的日子，比汴京清静得多。王安石在府衙后园种了半亩地，种着水稻和蔬菜，每日除草、施肥，倒也自得其乐。只是每当收到汴京的来信，他的心还是会揪紧。
韩绛虽是新党，却魄力不足，吕惠卿则趁机排挤异己，甚至暗中打压王安石的亲信。曾布在信中说：“吕惠卿将市易法改为‘通商法’，实则放任富商垄断，物价又涨了三成，百姓怨声载道。”
王安石看着信，气得将信纸揉成一团。他知道，吕惠卿这是在毁新法。
熙宁八年二月，神宗的诏书送到江宁：“朕思新法推行不易，非先生不可主持。特召先生回京，复任宰相。”
王安石拿着诏书，彻夜未眠。儿子王雱的病情刚有好转，他若回京，怕是又要复发。可想起那个卖糖葫芦的老汉，想起河北分到土地的农户，他还是决定回去。
“爹，您去吧。”王雱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儿子在这里等您回来。”
王安石摸了摸儿子的头，转身离去。他不知道，这竟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
回到汴京，王安石发现朝堂已不是原来的模样。吕惠卿见他回来，表面恭敬，暗地里却处处作梗。新法的推行举步维艰，而王雱的死讯，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
接到儿子病逝的消息时，王安石正在审阅免役法的修订稿。他看着信上“雱儿已于昨日申时病逝”几个字，手中的笔“啪”地掉在地上。他没有哭，只是呆呆地坐着，从日升坐到月落，第二天上朝时，头发全白了。
熙宁九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回到江宁。这次，他再未离开。
元丰八年，神宗驾崩的消息传来，王安石正在半山园的书房里练字。笔锋一顿，墨滴在宣纸上晕开，像一朵黑色的花。他放下笔，走到窗前，望着远处的钟山，喃喃道：“陛下……您还是先走了……”
十岁的哲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这位老太太从一开始就反对新法，掌权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召司马光回京。
司马光此时已近七旬，头发胡子全白了，走路都需要人搀扶。可当他接到诏书时，却精神矍铄，连夜启程。进京那天，汴京的旧臣们跑到城外迎接，哭着说：“君实（司马光字）公，您可回来了！大宋有救了！”
司马光入相后，立刻着手废除新法。他在朝堂上说：“新法祸国殃民，一日不废，百姓一日不得安宁！”
他雷厉风行，短短数月，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保甲法……王安石推行的新法被一一废除，史称“元佑更化”。
新党官员被大批贬斥：吕惠卿贬到建州，曾布贬到饶州，章惇贬到汝州……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也被免去了尚书左丞之职。
旧党们弹冠相庆，欧阳修的儿子欧阳发在宴会上说：“如今新法尽废，天下太平，这都是司马相公的功劳！”
可百姓的反应，却与他们的预期截然不同。
汴京的小商贩们聚集在市易务前，哭着说：“市易法废了，富商又开始囤货了，一斤盐从二十文涨到了五十文，这让我们怎么活啊？”
河北的农户听说方田均税法被废，地主又来强占土地，纷纷拿起锄头反抗，却被官府镇压，血流成河。
陕西的保丁们得知保甲法废止，训练被停，武器被收回，对着西北的方向哭喊道：“没了保甲，西夏人来了，谁来保护我们的家啊？”
这些消息传到江宁，王安石只是默默地听着，然后走到田里，继续除草。老仆看着他佝偻的背影，忍不住说：“相公，司马光他们太过分了！您就任由他们毁了您的心血吗？”
王安石直起身，擦了擦汗，笑道：“毁不了的。青苗法让百姓知道，官府可以借钱给他们；免役法让他们知道，交钱可以不服役；保甲法让他们知道，自己可以保护自己。这些道理，已经像种子一样埋在他们心里了。”
他顿了顿，望着远处的稻田，轻声道：“就算暂时被杂草盖住，总有一天，会发芽的。”
第三章：绍圣绍述
元佑八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哲宗亲政。这位十七岁的少年皇帝，看着朝堂上被旧党把持，想起父亲神宗推行新法的雄心，心中很不是滋味。
“朕的父亲，一生都在推行新法，你们却把它全废了！”哲宗在朝会上怒斥司马光的继任者吕大防，“你们说新法害民，可朕看到的，是百姓因新法被废而受苦！”
他重用章惇、曾布等新党官员，恢复新法，史称“绍圣绍述”（绍圣是哲宗的年号，“绍述”意为继承神宗遗志）。
章惇入相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击旧党。司马光、吕公着虽已去世，却被追夺谥号，砸毁墓碑；苏轼被贬到惠州，后又贬到儋州（今海南）；苏辙被贬到雷州……旧党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
可此时的新党，早已不是王安石时期的模样。他们恢复新法，不是为了利民，而是为了争权夺利。
章惇将免役法改为“雇役法”，表面上与王安石的免役法相似，实则提高了免役钱的数额，中饱私囊；曾布掌管市易务，与富商勾结，将平价收购的货物高价卖出，赚得盆满钵满。
当年王安石苦心经营的新法，成了他们争权夺利的工具。
绍圣四年，苏轼在惠州写下“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看似豁达，实则饱含无奈。他想起当年与王安石在江宁半山园论诗的日子，那时两人虽政见不同，却彼此敬重，如今却成了生死仇敌。
而在江宁，王安石的身体越来越差。他听说章惇等人借新法之名行贪腐之实，只是摇头叹息。老仆说：“相公，您当年的新法，被他们改成这样了……”
王安石咳了几声，道：“他们改的，只是名字。真正的新法，在百姓心里。”
元符三年，哲宗去世，徽宗继位。这位以书画闻名的皇帝，起初想调和新旧党争，任命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左相，章惇为右相，号称“元佑绍圣兼用”。
可没过多久，他就被新党中的蔡京蛊惑，再次重用新党，打击旧党。蔡京甚至将司马光、苏轼等三百零九名旧党官员列为“元佑奸党”，刻碑昭示全国，史称“元佑党人碑”。
新旧党争，愈演愈烈。朝堂上的官员们，不再关心国计民生，只想着如何打击对方，如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
宣和七年，金兵南下，汴京危在旦夕。徽宗禅位给钦宗，仓皇南逃。钦宗召集群臣议事，新党与旧党还在争吵——新党说“该用新法筹集军费”，旧党说“都是新法惹的祸，该废了谢罪”。
直到金兵攻破汴京，将徽钦二帝掳走，史称“靖康之耻”，这场持续了数十年的新旧党争，才以一种惨烈的方式落幕。
建炎元年，宋高宗在临安（今杭州）称帝，建立南宋。此时，再没有人争论新法旧法了。大臣们看着残破的山河，想起王安石、司马光、苏轼等人，只剩下无尽的唏嘘。
有人说，若王安石变法能顺利推行，大宋不会如此衰落；有人说，若司马光不废除新法，或许能避免党争……可历史没有如果。
绍兴年间，一个曾在汴京卖糖葫芦的老汉，带着孙子来到临安。孙子指着街上的市易屋，问：“爷爷，那是什么地方？”
老汉浑浊的眼睛亮了起来，他摸了摸孙子的头，缓缓道：“那是一个叫王安石的相公，为了让咱们能买得起东西，设立的地方……”
他的声音很轻，却仿佛穿越了时空，回到了那个变法风云激荡的年代。那时的汴京，虽有争吵，虽有阵痛，却充满了希望——希望大宋能变强，希望百姓能过上好日子。
只是，那个希望，最终被党争的洪流淹没了。
而半山园的那株石榴树，每年春天都会抽出新枝，秋天结出通红的果实，像是在诉说着那个未完成的梦想。
第四章：党争余烬
临安的雨，总带着一股挥之不去的潮气。绍兴十三年的深秋，一位白发老叟拄着拐杖，站在西湖边的断桥上，望着远处灰蒙蒙的湖面。他身上的粗布袍衫打了好几块补丁，寒风一吹，便簌簌发抖。
“苏相公，风大，咱们回吧。”身后的老仆低声劝道。
被称作“苏相公”的老者，正是从儋州北归的苏轼。他已年过花甲，经历了“乌台诗案”的生死劫，熬过了惠州、儋州的蛮荒苦境，如今虽获赦免，却早已心如古井。他望着湖面，忽然轻轻咳嗽起来，咳得弯下了腰。
“当年在汴京，介甫兄也曾在这样的秋日里，与我争论免役法。”苏轼喘息着笑道，“他说‘百姓交钱免役，方能安心务农’，我说‘恐贫者无钱，反遭逼迫’。如今想来，倒是我偏执了。”
老仆叹了口气：“谁说不是呢？章惇相公把免役法改成那样，收的钱比赋税还重，百姓背地里都骂‘新党新法，比虎还凶’，哪还记得王相公当年的好？”
苏轼沉默了。他想起绍圣年间，章惇掌权时的光景——新党官员以“绍述”为名，行报复之实。凡旧党曾任之地，必派人严查“旧账”，稍有瑕疵便罗织罪名；凡新法涉及之项，必加倍盘剥，美其名曰“充实国库”。他在定州任上推行的保甲改良之法，被污蔑为“私通旧党，败坏军制”，连带着儿子苏迈也被贬斥。
“党争至此，已非新法旧法之争，而是意气之斗了。”苏轼望着湖心的残荷，“介甫兄若泉下有知，见他毕生心血被如此糟蹋，不知该何等痛心。”
此时的临安朝堂，也并未因偏安一隅而平静。宋高宗虽不愿重蹈徽宗覆辙，却也无力调和党争。新党以“主战”为名，把持军政；旧党以“主和”为号，占据台谏。两派每日在朝堂上争吵，从黄河改道吵到科举取士，从对金和议吵到盐铁专卖，唯独对如何恢复中原、安抚百姓，却鲜少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