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1章 雍正反贪惊朝堂：清官直言要贪污，铁腕帝王难破局（1/2）

紫禁城的太和殿，金砖地被晨光镀得发亮，却压不住满朝文武眉宇间的躁动。雍正皇帝端坐在龙椅上，玄色龙袍上的十二章纹，在殿内的蟠龙柱影里忽明忽暗。他手里捏着一份奏折，指节因用力而泛白，目光扫过阶下众臣，声音带着刚即位的凛冽：“山西巡抚诺敏，你前日所奏火耗归公之策，今日当殿议个明白！”

诺敏出列，青缎补褂上的孔雀纹抖了抖，他躬身朗声道：“启奏陛下！如今官场陋规横行，火耗、羡余、节礼名目繁多，官员们暗地克扣，百姓苦不堪言，国库却分文未增。臣以为，不如将这些灰色收入明定章程，统一收缴国库，再由朝廷按品级发放俸禄补贴。如此一来，既堵了贪腐的暗门，又能解官员生计之忧，岂不是两全其美？”

这话一出，殿内顿时响起一片窃窃私语。不少官员偷偷交换眼神，脸上带着几分赞同。毕竟，谁不想让自己的灰色收入变得名正言顺？

可就在这时，一个清瘦的身影从文官队列里站了出来。此人正是吏部侍郎沈近思，早年做过江南知县，脸上带着几分江南水乡的温润，眼神却透着一股不容置疑的坚定。他对着龙椅躬身一揖，声音不高，却字字清晰：“陛下，臣以为诺大人之策，乃是饮鸩止渴！”

诺敏脸色一沉，当即反驳：“沈大人何出此言？此策明明是为了整饬吏治，安抚百姓！”

“整饬吏治？”沈近思冷笑一声，目光扫过阶下众臣，“诺大人怕是忘了，这些年官员们是如何巧立名目盘剥百姓的！朝廷定的火耗是每两银子三分损耗，可到了地方，哪个不是收到五分、八分，甚至一两？如今你把陋规合法化，规定他们收一百两，他们就敢在一百两之外，再巧立个‘办公费’‘车马费’，多收五十两揣进自己腰包！到时候，朝廷以为收上来了，百姓的负担却更重了！这不是饮鸩止渴，是什么？”

诺敏被怼得哑口无言，脸涨得通红。雍正坐在龙椅上，目光灼灼地看着沈近思，示意他继续说。

沈近思深吸一口气，语气突然变得沉重起来。他抬眼看向雍正，眼神里没有丝毫避讳：“陛下，臣今日斗胆，要讲一句大逆不道的实话。臣早年做江南知县时，也曾收过陋规。”

这话一出，太和殿瞬间安静得落针可闻。满朝文武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沈近思竟然敢在皇帝面前承认自己贪污。就连雍正也微微挑眉，手指在奏折上停顿了一下。

“臣为何要收？”沈近思声音带着几分无奈，几分酸楚，“陛下可知，一个知县一年的俸禄是多少？四十五两白银！四十五两，只够维持一家老小的基本温饱。可臣上有八十岁的老母，下有三个待哺的孩子，家里还有仆从、幕僚要养活。逢年过节，要给上司送礼，要应付同僚的人情往来，要资助家乡的族亲。这些开销，哪一样不要钱？光靠那四十五两俸禄，臣就是不吃不喝，也填不满这个窟窿！”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那些面露尴尬的官员，声音越发响亮：“臣收陋规，不是为了贪图享受，只是为了养家糊口！朝堂之上，像臣这样的官员，何止百千？他们不是天生的贪官，只是被这低得离谱的俸禄，逼得不得不伸手！”

雍正的脸色越来越阴沉，他紧紧攥着龙椅的扶手，指节泛白。他知道沈近思说的是实情。他刚即位时，曾仔细查过官员的俸禄清单，一个七品知县四十五两，四品知府一百零五两，就算是一品大学士，一年也只有一百八十两。这样的俸禄，在物价飞涨的京城，连维持基本的官场体面都不够，更别说养家糊口，上下打点了。

可知道归知道，当这番话被当众说出来时，雍正还是感到一阵刺骨的寒意。这意味着，贪污在官场已经不是个别现象，而是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生存法则。官员们不觉得贪污是错的，反而觉得是被逼无奈。这样的吏治，要如何整饬？这样的反贪之路，要如何走下去？

沈近思的话，像一把尖刀，剖开了康熙朝留下的烂摊子，也把雍正反贪面临的最大困境，赤裸裸地摆在了所有人面前。

雍正接手的大清朝，吏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

康熙皇帝在位六十一年，前半生雄才大略，开创了康熙盛世。可到了晚年，他却变得优柔寡断，奉行所谓的“仁政”。太子被废，九子夺嫡，朝堂上下都忙着站队，谁还有心思管吏治？老皇帝心软，觉得官员们寒窗苦读数十载，好不容易才混个一官半职，也不容易。只要不闹出惊天大案，只要不逼反百姓，那些小打小闹的贪污，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

正是这种宽松的政策，给了贪官们可乘之机。康熙晚期的官场，贪污已经形成了一套成熟的体系，就像一张巨大的网，笼罩着整个大清王朝。

火耗，本来是收税时的合理损耗。百姓交上来的散碎银子，要熔铸成官银，这个过程中难免会有损耗。朝廷允许地方官加收一点火耗，用来弥补损耗。这本是个好政策，可到了后来，却成了官员们贪污的借口。

朝廷规定火耗不得超过三分，可地方官们却层层加码。知县收五分，知府收八分，到了总督巡抚那里，甚至能收到一两。多出来的银子，一部分要上缴给上级，用来打点关系，一部分则自己留着，中饱私囊。这样层层盘剥下来，百姓交一两银子的税，实际要付出一两五钱，甚至二两。可这些多收的银子，却一分钱也没进国库，全都进了各级官员的腰包。

除了火耗，还有羡余。所谓羡余，就是地方官在征收赋税时，额外多收的部分。比如朝廷规定征收一万石粮食，地方官就会多收一千石，这多收的一千石，就叫羡余。这些羡余，名义上是用来弥补地方财政的亏空，实际上却大多被官员们私分了。

还有各种节礼、炭敬、冰敬。逢年过节，下级官员要给上级送礼，冬天送炭敬，夏天送冰敬，这些礼物都不是小数目。一个知县，一年光是给上司送的节礼，就可能超过他的俸禄。而这些钱，最终还是要从百姓身上搜刮。

康熙晚年，官员们的贪污手段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他们巧立名目，横征暴敛，百姓苦不堪言。可老皇帝却对此视而不见，只顾着平衡皇子们之间的关系，维持朝堂的表面和平。

等到雍正即位时，国家财政已经千疮百孔。国库里的存银，竟然不到八百万两。而地方上的亏空，却高达数千万两。很多地方官为了贪污，甚至不惜挪用国库的银子，导致地方财政彻底崩溃。

更要命的是，官场的风气已经彻底败坏。贪污成了常态，不贪污反而成了异类。如果一个官员不收陋规，不送礼，不仅会被上司打压，还会被同僚排挤。因为你不贪，就显得别人贪，你就是官场的“叛徒”。

雍正还记得，他刚即位时，曾派钦差去查江南的财政亏空。结果钦差到了江南，当地官员摆下盛宴，送上厚礼。钦差收了礼，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回来后只说江南财政一切正常。雍正得知后，气得当场摔了御笔。

他知道，自己面对的不是几个贪官，而是一个庞大而顽固的官僚体系。这个体系已经烂到了根子里，想要扭转，比登天还难。

但雍正不是个轻易认输的人。他从小就不受康熙待见，在九子夺嫡的斗争中，步步为营，忍辱负重，才最终登上皇位。他骨子里有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面对这样的烂摊子，他没有退缩，而是下定决心，要用铁腕手段，整饬吏治，肃清贪腐。

雍正的反贪手段，在清朝历史上，绝对算得上是最狠的。

康熙朝惩贪，顶多是罢官、降职，真正杀头的没几个。贪官们就算被查出来，也只是损失点钱财，丢点官职，性命无忧。所以他们才敢肆无忌惮地贪污。

雍正却不一样。他的原则是：贪污一两银子，就要偿还一百两。他还定下规矩，凡是贪污的官员，不仅要追回全部赃款，还要抄家。如果家产不够偿还赃款，就让他的亲戚朋友一起赔。这种株连式的惩罚，让贪官们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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